原標題：華夏大地上先后出現過9個具有優越自然條件的“天府之國”，如今唯有成都平原依舊延續這一名號——時光千年流轉 “天府”美名不變
“天府之國”，是古人對生活環境最美好的描述。天府，本義為天子府庫，比喻物產豐饒、應有盡有。凡是被稱為天府之國的區域，不僅有山川之險、灌溉之利，更重要的是形勢穩定、土地肥沃、物產豐富。如今，我們在提起“天府之國”四個字時，人們的第一反應自然就是“水旱從人，不知饑饉”的成都平原，而成都平原，也成為如今華夏大地上唯一的天府之國。
確實，從東漢末年，諸葛亮“隆中對”時指出“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后，成都平原就與天府之國結緣，并從此延續了近2000年。但實際上，“天府之國”這一美稱，最初卻并非是成都平原的專屬。在上下五千年的歷史中，華夏大地上先后出現了九片“天府之國”，它們都具有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并在特定時期綻放出了別樣的光彩。
千年時光已逝，如今其他的8個已不再稱“天府之國”，唯獨成都平原依舊延續美名，也延續了“天府之國”的繁華與富庶。
如今的成都，既是繁華的國際大都市，又有著獨特的休閑文化；生活在這里的人，在努力工作的同時，又能享受生活。時代在變，但不變的是“天府之國”富庶繁華的美譽，還有天府文化“天人合一，自然和諧”的精神內核。這無疑正是對中華文明“連續性”最直觀、也是最寫實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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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名在9個“天府之國”中脫穎而出
在中國歷史上，關中盆地、北京小平原、成都平原、江南地區、太原附近、閩中地區、沈陽一帶、武威地區和臺東地區先后被稱為“天府之國”。據史書記載，戰國時期關中和幽州（今北京）就有著天府之國的美譽，并成為當時中華大地上最為富庶的地區。秦漢時，成都平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這里局勢穩定、物產豐富，列備五都，成為中國最繁華的區域之一。到了東漢末年，諸葛亮在《隆中對》中指出“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并輔佐劉備奪取益州，建立蜀漢基本盤后，成都平原也成為天府之國，從而天下聞名。
到了宋遼夏金之時，北方地區因為戰亂頻繁，社會動蕩，因此江南一帶成為國內新的經濟和政治中心，與成都一同并列“天府之國”；北京也曾被文人們津津樂道地稱為“天府之國”；此外，在歷史各時期里，閩中、盛京（沈陽）、涼州（武威）、臺東等地也先后被稱為“天府之國”。但隨著千年時光的匆匆而去，曾經的各個“天府之國”或有了新的稱謂，或影響力變小，但成都平原依然延續著“天府之國”的稱號，這在中國歷史上堪稱奇跡。
“天府之國”四個字，有著深層次的歷史政治邏輯和嚴格的標準。自蘇秦將天府之國作為地理概念，被稱為天府或天府之國的地方有許多共同之處。這些地方大多具有優越的自然條件、良好的生態環境、宜居的氣候，在農業社會具有沃野千里、資源豐富、百姓安居的條件。古代的天府之國還需要具備一定的政治和軍事優勢，所謂的金城千里，在提供軍事所需糧草和人口的同時，還擁有易守難攻的地理因素。
天府之國雖然先后有九個，但在全國有著極高影響力的當屬“關中平原”和“成都平原”兩處。而這兩地之所以能號“天府”，和水利工程的潤養可謂是密不可分的。關中平原是第一個“天府之國”，春秋戰國時，秦國所處的關中地區，本是偏遠荒涼之地，但隨著“鄭國渠”的修建，“澤鹵之地四萬余頃，收皆畝一鐘，于是關中為沃野，無兇年。秦以富疆，卒并諸侯”（《史記·鄭國渠》”）。
秦末天下大亂，楚漢戰爭結束后，劉邦商討定都事宜，張良分析關中形勢，認為關中地區“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劉邦于是定都長安，到西漢初期，人們就稱關中為“天府之國”。
唐末五代亂世后，全國的政治中心和經濟中心已經開始東移和南移，關中平原的中心地位不復存在，天府之國的美譽漸成“明日黃花”。而同時期的成都平原，經過秦漢的長期穩定發展，經濟豐裕、社會繁榮，“天府之國”的美名便歸于成都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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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起因都江堰工程成“天府糧倉”
成都平原的興起，也與水利工程的修建關系緊密。早期的成都平原，不僅內部有眾多積水和沼澤地，而且岷江、沱江水勢洶涌，常常發生洪水，生活在這里的古蜀先民就曾飽受洪水侵襲之苦。根據史籍記載和三星堆、十二橋等蜀地考古發現，大禹之后的先秦蜀地歷朝，都有被暴雨和洪水影響，不得不遷徙的痕跡，而五代蜀王也都有興水利避水患的舉措，特別是開明王朝的開創者，第五代蜀王叢帝鱉靈，就是一位治水的能人。
常璩的《華陽國志》記載：“有水災，其相開明，決玉壘山以除水害”。在鱉靈的帶領下，古蜀先民對成都平原的水患進行一次大規模的治理，大大緩解了常年困擾成都平原的水患之苦。在這個過程中，鱉靈也獲得了極高的聲望，為他之后取代望帝杜宇，建立開明王朝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成都平原之所以能夠脫胎換骨，成為延續2000多年的“天府之國”，其轉折在秦滅巴蜀后，李冰修建都江堰。秦昭王時，李冰擔任蜀郡郡守，主持蜀郡的政事。當時的成都平原依然水患叢生，李冰主張“治蜀先治水”，他多次跋山涉水，對影響成都平原最大的岷江流域進行了考察。傳說他受到農婦用竹筐裝衣服在河邊清洗的啟發，用竹簍裝上鵝卵石，來防止堤壩被水沖走；觀察到石頭經過火燒，再澆上江水而裂開（熱脹冷縮）的現象啟發他劈開虎頭巖的故事。在歷經千辛萬苦之后，最終建起了世界聞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
都江堰是岷江上的大型引水樞紐，也是世界上最長的無壩引水工程。在古代稱為都安大堰，又稱湔堰。這項水利工程對于成都平原的意義，常璩在《華陽國志·蜀志》里有著精辟的論述：“冰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檢江，別支流，雙過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頹隨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饒。又灌溉三郡，開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號為陸海。旱則引水浸潤，雨則杜塞水門。故記曰：‘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時無荒年，天下謂之天府也。’”
“水旱從人，不知饑饉”，這短短8個字，成為成都平原富庶最貼切、最精準的詮釋。李冰之后，歷任治蜀名人也對都江堰水利工程進行了完善與維護，比如漢景帝時，蜀郡守文翁發動百姓疏鑿都江堰寶瓶口以下河床，引內江水灌溉農田1700余頃；東漢時，將都江堰的歲修工程從民間自理改為政府主持，并在廣都等縣修建水利工程，引郫江及綿水建造陂塘，造福一方；三國時期，諸葛亮治理蜀國時，更是專門設置了堰官，同時征調男丁1200余人對都江堰進行專門的保護和治理……
正是因為歷任蜀地的主政者對都江堰的重視，使得成都平原一直保持著較大的耕地面積、極佳的灌溉條件，成為國內至關重要的“天府糧倉”。也正是因為此，成都在從漢代到宋代的這1000多年里，成為中國最繁華的大都市。漢代時的列備五都，唐宋時的“揚一益二”，都是對“天府之國”最好的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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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物阜民豐、人文薈萃之地
唐代時的都江堰，在灌區上有了進一步拓展，其灌溉范圍不僅繼續延伸至成都平原南部甚至岷江中游，而且灌區的管理組織體系和管理制度得到進一步完善，從渠首到灌區已形成了較嚴格的歲修制度，保證了都江堰永續不斷地發揮作用。宋代時的都江堰，共分出4條干渠，灌溉著成都府，蜀、彭、綿、漢、邛5州，灌溉面積超過200萬畝。都江堰的管理也更加完善，不僅形成了稽查、水政和工程三個互相制約的管理體系，而且都江堰還成為國家水利工程，朝廷派出御史領提舉官，到灌區巡視，代表中央政府監督歲修工程質量和經費使用情況，地方上則設置各級官員共同負責灌區的水政和都江堰工程的管理及歲修活動。
水利條件的進一步完善，帶來的是天府之國的全面提升。唐時的天府之國，是中國的手工業中心，尤其在織錦、造紙和雕版印刷等領域開拓創新，享譽全國。唐代的蜀錦是著名的上貢珍品，不但產量全國第一，而且其織造技藝獨步天下。《舊唐書·五行志》載，唐中宗李顯的女兒安樂公主出嫁，成都獻上單絲碧羅籠裙，“縷金為花鳥，細如絲發，鳥子大如黍米，眼鼻嘴甲俱成”。
除了蜀錦外，成都還是全國的造紙中心，成都所產的黃、白麻紙，是唐王朝中央政府的官方用紙。得益于造紙術的發展，唐代成都還是世界最早的雕版印刷中心。現存中國歷史博物館的唐印本《成都府成都縣龍池坊卞家印本陀羅尼經咒》（公元757年后印），為我國現存最早的也是世界最早的雕版印刷品之一。
無怪乎詩仙李白到了天府之國成都，發出了“九天開出一成都，萬戶千門入畫圖”的感嘆，也無怪乎詩圣杜甫在成都修建起草堂后，盛贊天府之國成都“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的美景。
宋代的天府之國，繁華比唐代更勝。這里是物阜民豐、人文薈萃之地，是西南大都會。宋代成都的耕地面積、灌溉面積為全川之冠。南宋時曾任宰輔的蒲江人高斯得說過，四川糧食的單位面積產量，僅次于兩浙地區（《寧國府勸農文》）。堅實的農耕基礎，為天府之國帶來了繁華的商業環境。
成都城內酒樓遍布，集市生意興旺，大宗商品購銷繁榮，小吃、鹵肉、蜜餞豆糕等擺滿街巷；豐富的商業資源在成都形成了著名的“十二月市”：“正月燈市，二月花市，三月蠶市，四月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寶市，八月桂市，九月藥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據《宋會要輯稿》載，神宗熙寧十年（公元1077年），成都府轄九縣共設稅務（場）十個，征收商稅十七萬一千余貫，僅次于杭州，居全國第二位，約占當時全國商稅總額八百零四萬余貫的百分之二。說明宋代的成都與杭州同為國內經濟最發達、市場最繁榮的地區。
旺盛的商業需求和繁華的商業環境，使得天府之國在北宋時，誕生了交子。與1661年瑞典斯德哥爾摩銀行發行歐洲最早的紙幣相比，成都誕生的交子領先世界六七百年，是世界上發行最早的紙幣，對人類的文明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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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站在歷史的高度書寫新的輝煌
宋代之后，“天府之國”成都平原也面臨著戰亂帶來的嚴峻考驗，特別是經歷過宋末元初、明末清初的兩次大規模戰爭。而得益于天府之國卓越的自然環境，以及在這里生活的先民的勤勞智慧，在戰亂之后，這片天府之國總能迅速恢復生機與活力。
明代時，楊升庵任職翰林院時曾被派遣到成都祭明蜀王陵，在《祭蜀王文》中贊嘆蜀藩為“天下之首，莫之與京”，中期的名臣譚綸曾在奏折中稱“蜀府之富甲于天下”。蜀王府的壯麗，在明代都堪稱一絕。而歷代蜀王也積極用自己的影響力向朝廷申請減免四川稅賦，增加四川士子科舉中第的名額，從而達到“以詩書禮樂化一方”的效果。當時成都百姓的生活，一派“少城一曲浣花溪”的浪漫景象，延續了唐宋時的繁華。
清代在“湖廣填四川”的浩大移民后，天府之國又一次迸發出了旺盛的生機與活力，到乾隆年間，四川全省的人口已超過明萬歷年間的兩倍。成都城墻高大寬闊，“高三丈，厚一丈八尺，周二十二里三分，計四千一十四丈，東西相距九里三分，垛口五千五百三十八，敵樓四，堆房十一，門四”的記載，為后世還原出了一座西南大都市的基底。城內的文殊院、北較場、提督衙門、鹽道衙門，城外的武侯祠、紅牌樓、青羊宮、浣花溪、草堂寺、萬里橋、安順橋、薛濤井、沙河鋪、九里堤、駟馬橋、昭覺寺等等，時至今日，依然展現著屬于天府之國的繁華風貌。
成都，憑借優越的自然條件，用韌性與勤勞，延續著千年天府之國的傳承。2022年，成都常住人口突破兩千萬大關，成為全國第四個人口破2000萬的城市；2022年，成都GDP達20817.5億元，全國排名第七。這里匯聚了世界500強半數以上的企業；此外，成都的制造、交通、教育、醫療、科技、金融等行業也快速發展，在全國處于領先地位。成都還是著名的旅游勝地，大熊貓、青城山、武侯祠、杜甫草堂等等，都是成都獨屬的文化旅游名片，吸引著來自世界的八方游客。
“喧然名都會，吹簫間笙簧。”曾經生活在天府之國的先賢們，在歷史長河中記錄下了天府之國的燦爛篇章；如今的天府之國，翻開了歷史的新一頁，無數后來者站在歷史的高度上砥礪前行，書寫著這片熱土新的輝煌。
專訪
轉移的“天府之國”
連續的“天府文化”
“天府之國”作為中國上下五千年文明發展過程中形成的亮點，實質上既是繁華的連續，也是文化的連續。對此，四川大學城市研究所所長何一民教授解釋說：“‘天府’一詞在周朝已經出現，‘天府’為當時‘天官九府’之一。‘天府’也由此具有了雙重含義，既是自然之府，也是天子之府，它與國家政治、社會管理相融合，漸生出社會性的新意。”
“天府”作為一個地域名稱則始于戰國時期，由縱橫家蘇秦提出。此時的天府已不再是政府機構的名稱，而是一個地區經濟發達、軍事強盛和綜合實力強大的總稱。“天府之國”概念的首次出現則是在漢代。漢初，張良提議定都關中，言“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絡、代馬之用……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也，天下之雄國也。”
由此可見，早在兩千多年前，從“天府”到“天府之國”，從概念上就已經出現了一個連續發展的過程。而在地理上，這種連續性也同樣存在。最早的天府之國是指關中地區，但從東漢以后，關中地區的美譽逐漸消失，“天府之國”這一稱號并未消失，而是發生了轉移。何一民教授認為，關中“天府之國”的衰落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因為長期戰爭，二是因為過度開發導致生態環境被嚴重破壞，三是因為自然災害頻發。三者疊加，使得關中地區與“天府之國”漸遠，成都平原接過了“接力棒”，讓這個美譽連續了近兩千年。
成都平原為什么能夠成為新的“天府之國”？何一民教授指出，成都平原不僅沃野千里、物產豐饒，更重要的是，成都還具有獨特的地理優勢。從宏觀地理位置來看，成都居于古代長江經濟帶、南方絲綢之路和北絲綢之路三大經濟文化帶的交匯點，既是中國與歐亞連接的地理中心，也是中國西部內陸城市的地理中心。在區位空間方面，成都位于中國的中原、西南、西北和長江中下游等宏觀區域的中心，在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從中觀區域條件來看，成都平原處于東西南北各群族及其文化交流、互動和交匯的中心位置。從微觀地理環境來看，成都三面環山，地處中央平原。“這種獨特的地理條件一方面孕育和滋養了別具一格的古蜀文明，另一方面也為成都城市文明連續不斷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卓越的自然環境和獨特的區位優勢，使得成都平原成為中國享譽最久、影響最大的“天府之國”，更重要的是，誕生于天府之國的獨特天府文化，也在巴蜀之地連續發展了下來。何一民教授說，中華文化是一個復雜而龐大的文化系統，巴蜀文化則是其中的一個亞文化，而天府文化又是巴蜀文化下的一個子系統。
天府文化，實質上展現的是天府之國生活的人的精神內核，是天府之國延綿連續兩千多年的文化傳承。何一民教授認為，天府文化的基本內涵就是“天人合一”思想，這種人與自然的和諧觀念，是一種獨特的人文精神。天府文化第二個重要特征則是創新創造的文化精神。縱觀歷史，天府之國從未停止過創新創造的腳步，成都的發展波瀾起伏，既有輝煌和繁榮，也曾在古代的戰爭中遭到破壞。但每次破壞后，成都又能快速恢復，始終保持區域性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地位。天府文化第三個特征是崇文重教的文化傳統。這里生活的人們既保持著樂觀自信、優雅時尚的生活態度；又傳承著“好文雅”“頗慕文學”的文化風尚。因此自古以來，成都平原就是人文薈萃，名人雅士云集之地。
成都日報錦觀新聞記者 吳亦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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