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婚育，22歲的溫州女孩葉非凡的第一反應是“這意味著生活質量下降”；21歲的衢州女孩汪逸欣不由自主地想起“生育會使細胞加速衰老11年”的研究；23歲的金華男孩黃啟政則坦率地說，“我沒辦法做到，為了一個終有一天要走向分離的孩子，去改變自己的人生節奏。”……
國內生育率走低，2022年全國人口規模首次出現了負增長。各級政府紛紛出臺了完善和落實積極生育支持措施。
在此背景下，社會普遍聚焦部分年輕人“不想生”的問題。
首批00后已集體跨過婚育的年齡門檻，他們究竟有著怎樣的生育觀？
面對積極的婚育政策，一些年輕人的猶豫和抗拒因何而來？成為父母到底意味著什么？
帶著種種疑問和好奇，2021年12月起，葉非凡、汪逸欣、黃啟政等8位浙江工業大學的00后大學生，展開了為期一年多的婚育意愿調查。他們走訪浙江各地，發放并收回1400余份有效問卷，訪談80位不同年齡段的婚育主體，超過七成問卷和訪談聚焦“00后”。
生育焦慮 女性比男性更強烈
身為這個調查項目的發起人，22歲的楊怡然曾對大家抗拒婚育的原因有過一個揣測——“經濟成本太高。”可當她走近那些正為生育躊躇的家庭，發現許多人擔憂的并不止于此。
一位“80后”一胎爸爸，曾見過子孫滿堂的大家庭，一度充滿向往。但迎來他的孩子后，他卻變得不快樂。孩子上的各種興趣班動輒上萬，他不愿意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為了家庭，他辭掉了穩定的工作選擇創業。但最后，兩邊都沒有得到預期的回報。
這位爸爸堅決不打算要二胎，“不希望再讓另一個孩子不快樂。”
楊怡然總結，這些家庭擔憂的并不是負擔養育孩子的某個費用數值，而是整個社會的競爭風氣。
調研小組對80位人士進行了深度訪談，涵蓋未婚、已婚人士到一胎、二胎、三胎家庭，男女各半，年齡橫跨21歲到60歲。面對婚育，人們呈現鮮明的性別差異——雖然男性也對生育焦慮，但女性普遍更強烈。
“男性大多考慮的只是經濟壓力，但對女性來說，除了夫妻雙方共有的經濟焦慮，還要考慮撫育孩子的精力消耗、孩子的未來教育、自我的職場權益保障等，因為她們被默認是這一切的承擔者。”楊怡然總結道。
在生育選擇中，女性往往承擔了更多，且不得不面對后續養育中的家庭選擇。
楊怡然對一位36歲的二胎媽媽印象深刻。她本科畢業，在杭州原有一份體面的工作。后來，她生了兩個男孩，為了更好地照顧孩子，她做了幼師。但她的父親非常反對，“好不容易大學畢業了，卻去做一個幼兒園的孩子王，而女婿天天西裝革履地出門。”訪談中，這位“80后”母親越聊越激動，楊怡然能清晰看見淚水在她眼睛里打轉。
在楊怡然、黃啟政等多位“00后”的成長中，他們都親身感受過母親的自我犧牲，見過母親與日俱增的白發和越來越差的身體狀況。也因此，他們承載了母親更高的期望與寄托，這時而讓他們感到沉重。
不再相信養兒防老 年輕人更在意這些
生育，曾經是女性生命中根深蒂固的默認值。
“這對她們來說是理所當然的事，生不生就不是會考慮的問題。”22歲的義烏姑娘李顏在和多位中老年女性的交流中，感受到強烈的代際沖擊。
生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夫妻在計劃生育政策背景下，個人的生育意愿并不需要被談及。
“70后”、“80后”、“90后”經歷了從“獨生子女”到“全面三孩”政策的轉變，對于生育幾個孩子有了更復雜的考量。
到了“00后”一代，盡管生活在積極的生育政策下，許多人卻對這種鼓勵不乏抗拒。
同時，人們的生育目的悄然轉變。前幾代人秉持的“養兒防老”觀念逐漸過時，李顏發現“80后”、“90后”不再關注生育的實用目的，更在意的是孩子和自己的情感連接與相互陪伴，而“00后”當下的目光，大多聚焦在個人價值的實現和對幸福的追求，“希望生育這個選項能讓自己更幸福，否則，為什么要選？”
對“養兒防老”“重男輕女”等思維，一些年輕人表現出強烈的反抗情緒。
有人告訴李顏，自己之所以不想生育，就是因為父母整天說要養兒防老，“我就是老了，也要靠自己活著，證明給他們看。”
都市青年和縣城青年 有不同的生育選擇
深入杭州、溫州、金華、衢州等各自家鄉，隨著調研的推進，小組成員們有另一發現——生育焦慮有明顯的階層性。“主要是那些受過高等教育、對自己的職業發展有明確期許的都市中產青年。”調研小組的訪談對象也大多集中在這類人群。
與都市不同，一個自小到大都生活在鄉村或縣城的青年，往往不會思考生育帶來的影響，而是自覺走上社會既定的人生軌跡。楊怡然記得一位金華磐安縣的公務員，畢業就結婚生子，27歲已經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她對自己的現狀很滿意。”
為什么在大城市，大家反而不愿意生？楊怡然試著去解釋背后的社會圖景——“都市青年有非常強烈的向上的想法，害怕婚姻和生育變成阻礙。而在城鎮，家庭就是人生中最大的一份事業。”生育選擇的背后，是社會結構性問題的折射。
針對18歲至35歲的青年，調研小組收集回1466份有效調查問卷，結果顯示，近8成的人有生育意愿，而最主要的原因是“喜歡孩子”。
“人在衣食無憂之后，最大的敵人是孤獨感。”葉非凡坦言，盡管知道生育可能會帶來生活質量的下降和自我的讓步，但內心還是挺想要一個孩子。
身為獨生子女，楊怡然始終對擁有孩子——一個自己孕育的新生命懷著憧憬，“這是完成自我價值實現和母性實現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它也許能讓我用一個新視角去重新看見和發現這個世界。”
只是現在，她暫時把曾經設想的“2”改成了“1”，“我可以為生育有所忍受，但生育帶來的后續問題不該是我一個人來承擔，配偶、親人，包括整個社會的幫助都很重要。”
在她們看來，當前社會迫切需要的，也許不是改變那些年輕人，而是對那些有生育意愿的家庭提供更全面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