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永加
誡子書作為古代家訓的一種形式，濃縮了古代文人學士畢生的生活經歷、人生體驗和處世做人智慧，勸誡自己的子女修身養性、治學做人、建功立業。
鄭玄(127-200)，東漢末年北海郡高密縣(今山東高密市)人，他一生淡泊名利，曾推辭大司農的征拜，癡心于學術，創立了集經學之大成的鄭學。鄭玄只有一個兒子，叫鄭益恩，曾被北海相孔融舉為孝廉，后來袁紹之子袁譚率軍攻打北海，把孔融包圍在都昌(今山東昌邑)，情勢危急，鄭益恩率家兵前去營救，結果反被圍殺，年僅27歲。
在這次事件之前，已經七十歲的鄭玄正身染重病，估計自己不久于人世，他在用心寫下的《誡子益恩書》中寫道：“吾家舊貧，不為父母昆弟所容。去廝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城，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睹秘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植，以娛朝夕……”與其他的誡子書不同的是，鄭玄和盤托出自己一生的求學經歷和人生志向，以現身說法的方式，含蓄地向兒子傳授治學、為人的寶貴經驗。信中他對兒子在道德和生活方面提出了要求，要求兒子“勖求君子之道，研鉆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希望兒子遵循君子之道，不斷完善自己的德行，最終成為一個有道德的人。因為鄭玄一生崇尚節儉，并身體力行，所以他要求兒子“勤力務時，無恤饑寒。菲飲食，薄衣服”，這是教育兒子不僅要注重勤勞，更要在吃穿上節用。他還希望兒子能夠繼承父業、繼續學術研究。
徐勉(466-535)，南朝梁時東海郡郯縣(今山東省郯城縣)人，因治理朝政有方，被稱為賢相。徐勉一生雖然身居高位，但他清正廉潔，辦事公正，嚴于律己。他的大部分俸祿都用于救濟貧困的親朋好友，家里沒有任何積蓄。曾經有好友勸他多為子孫后代留點錢，為他們置辦一些產業。可徐勉卻說，能夠給子孫留下清白，比給他們留下財產更重要。如果子孫有才能、有德行，他們自己也會創下家業，并不需要給他們留下什么。如果子孫不能夠成才，那么，即使給他們留下的是金山銀山，也不夠敗壞的。垂暮之年，徐勉鄭重其事地給長子徐崧寫了一篇《誡子書》：“吾家世清廉，故常居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祿，可謂備之。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代風范，及以福慶，故臻此耳。古人所謂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他告誡兒子，要把清白的名聲留給自己的子孫。徐勉還告誡徐崧，但凡做長兄的，都非常不容易。為人行事要使內外協調一致，別人無閑話可說。一事當前，先考慮別人，然后才是自己，這樣才會受到尊重。在徐勉的教育下，他的子女后來都成了遠近聞名的賢德之士。
邵雍(1012-1077)，是北宋著名的理學家、教育學家，與張載、周敦頤、程顥、程頤并稱北宋“五子”。邵雍45歲時才有了兒子邵伯溫，自然十分重視發揮父親的教育責任。他專門寫了誡子書給邵伯溫：“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后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圣而何？教而后善，非賢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邵雍強調人是分品位的：上等品位的人，不用教授就懂得善惡；中等品位的人，需要老師教授之后，才知道善惡；下等品位的人，即便老師教授了，也不知道善惡。所以，邵雍要求兒子恪守“交益友，不交損友”和“非善不交”的信條。邵雍一貫堅持“是知善也者，吉之謂也；不善也者，兇之謂也”。意思是，知善行善的人，會給自己和他人帶來吉祥；而那些不善的人，就會給自己和他人帶來兇禍。所以他告誡子孫，一定要努力成為上品的善人，而不要淪為下品的愚昧人。尤其要守規矩講道德，必須做到“目不觀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道非禮之言，足不踐非禮之地”。邵雍常教導兒子要多干實事，少說空話，養成良好習慣，不斷提高道德修養水平。
在邵雍的教導下，邵伯溫學識才干超群，學術著作等身，所著《河南集》《聞見錄》《皇極系述》《辯誣》《辨惑》《皇極經世序》等影響很大。同時，邵伯溫堅持操守、維護道德，不與朋黨和宦官為伍。南宋名相趙鼎年輕時就曾跟從邵伯溫學習，他為邵伯溫寫的墓志銘就說：“以學識行起于元祐年間，以名節居處于紹圣年間，以言論受貶于崇寧年間。”邵伯溫最終以學行、名節揚名天下，這與邵雍的教導是分不開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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