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海燕
近年來，邵麗開始梳理父輩的生活，她以虔誠的悲憫之心來觀察人性，反省幾代人的人生，長篇小說《黃河故事》（2020.12）和《金枝》（全本，2022.12）是這個系列的代表作。尤其是《金枝》出版后，引起眾多評論家和媒體的關注，2023年2月在人民文學出版社、《收獲》《當代》雜志聯合主辦的研討會上，《金枝》被公認為：“一部書寫在中原大地上的女性史詩”“重建當代家族敘事，重現黃河兒女百年心路。”近日，《金枝》入選中國作協推出的“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作品聯展”等。作為中原大地上的同時代人，我讀《金枝》，某種程度上也是在回望我們父輩的風雨人生，并望見我們自己。
在《金枝》里，邵麗寫一個青年時代逃離舊式婚姻投奔自由和革命的父親衍生出的城鄉兩個家族、兩個階層，這個話題我們都不陌生，也是一個時代的縮影。邵麗與男作家主導的家族敘事不同，在“他們”的視角里，女性多是男性的仰慕者、附屬者，當然很多時候現實就是這樣，邵麗的敘事是讓被時代和歷史忽略的“她們”說，讓淹沒在歷史煙云里的女性發出屬于自己的聲音。
邵麗在《金枝》創作談里講：“在寫作的每一天，我的眼睛都是濕潤的，這是我真情投入最多的一部作品。這部小說可以說是我個人的家族故事，也是中原大地的社會變遷史，更是黃土地滋養出來的生命智慧。”
在作品里，我們看到：匱乏歲月里是女性撐起了家庭的艱難生存，維系起家族的情感紐帶，尤其是那位被離婚不離家的父親拋在鄉下的大女兒拴妮子，她不看任何人的臉色，一次又一次地進城尋找“父親”、企圖獲得身份認同的前半生，有著無以名狀的人間澀味。在被拋與被損的粗糙生存中，這個沒有柔美氣息的“土氣”女性，是我們中原大地上如野草一樣活著的鄉下姐妹，活得堅韌有力。你無論怎樣有意或無意傷害過她們，好像都隨風而逝，如后來拴妮子給城里父親一次次帶去土地上的果實，安慰著落葉歸根的父親晚年的心。這就是善良實誠的中原百姓。在《金枝》的下半部，作家為這樣一位卑微又寬厚的女性立了正傳。
《金枝》寫出了老一代母親的辛勞與隱忍，中間一代女性的精神成長，年輕一代豐富的真實，及她們對親人、對世事的看法。隨著時光的流逝，人與人之間，人與生活之間，以及同一個人在不同時期，都在不斷地發現和修正，可謂人在歲月里成長，走向心智澄明。在大時間觀里，高低貴賤、誰勝誰負，終會邊界模糊，每一個生命都有他的不易，必須學會愛和憐憫而不是恨。這也是《金枝》及邵麗的其他作品溫暖人心之處。
《金枝》里的這個父親，是那一代父親們的一個標本，他在自己無從把控的時代環境里小心翼翼地生活著，他肯定也有他的苦衷、妥協和悲哀，但在小說里，由于父女關系的隔膜，直到父親離去，女兒并沒有怎么關注父親的內心世界。在生活缺失的地方，在人生無法彌補的遺憾處，也只好由文學藝術試探著去發現和重構。邵麗在《黃河故事》后記里寫：“一個時期以來，我熱衷于寫父親，我的父親和我父親以外的父親……我看到了在歷史熹微的光芒之下，他們卑微如草芥的人生逐漸被放大、再放大……”她還在《金枝》創作談里寫：“拋卻家庭和個人的情感，我覺得唯一不應該遺忘的是個人在時代中的沉浮……”可見，《金枝》是邵麗向歷史深處書寫的一次努力，她的筆觸最終指向的是時代生活中最卑微之人的夢想之光。
《金枝》里晚年的父親，日漸依賴土地，他生命深處的土地情結，意味深長地連接著城與鄉、生與死、過去與未來。青年時代追求自由戀愛和革命的父親，最終還是落葉歸根，他讓人提前在鄉下老家建了終老所用的房屋。父親以及奶奶，都能意識到自己生命的大限。在中原農村，人們習慣于說“老了”，而不是“死了”。人“老了”，也是生命周期的一部分，那是農業時代的入土為安，是熱烈隆重的告別……這鄉土傳統里分明又有著對待生與死的超然態度，人也像土地上的自然之物，自然地來自然地去，沒有過度治療的折磨與死亡恐懼，仿佛是莊子、陶淵明在中原鄉村留下的注釋，又關聯著每個人必須面對的生命質量、臨終關懷等現代話題。這可以說是中原或者中國民間關于生與死的智慧吧。
作品用了情感重筆書寫父親的離去，他帶走了生命中沒有說出的那些，其悲情之真切，讓你感覺不到這是虛構，而是正在你眼前發生。對于生者，死亡是一次徹底而殘酷的提醒，提醒我們：不是未來而是此刻，去關愛你身邊的人，愛這個世界。對于一個作家，就是消化掉駁雜的生活，寫你該寫的作品。邵麗在訪談中曾講：“趁著還能寫，就把父輩們的故事寫出來，如果我們這一代人不講，以后就沒人知道了。”可以說《金枝》，就是一部努力把父輩、把“她們”從歷史深處打撈出來的作品，是一部反思父輩、自我及如何在大時空中學會愛的作品。
小說家邵麗不端知識的架勢，諳熟幾代中原人的生活與語言。在《金枝》里，那些人物說著地道的中原民間語言，仿佛就是我的老去的鄉親們。一代人的語言呈現著一代人的生活，隨著城市化和全球化的進程，年輕一代對民間語言越來越陌生，多少年后翻開《金枝》，幾代中原人的語言，尤其是老一代飽含人生千滋百味的語言，都在這里保鮮著。
邵麗曾在“掛職筆記”創作談里講：“我重視那種帶有泥土氣息的原汁原味原生態的語言，當你深入基層，與普通民眾在一起的時候，才能感受到他們的智慧、幽默。在中國，幾千年來，苦難都是靠這種智慧和幽默消解的。它無所謂高級或者低級，也無所謂對與錯，我們要正視它、重視它，這是我們的文化之根。”
2005年年初到2007年年底，邵麗到河南汝南縣掛職，隨后寫出了《掛職筆記》《劉萬福案件》《第四十圈》等一系列沉潛冷靜的作品，后來邵麗在創作談里講：“親歷基層繁重的工作……才知道在自己的小煩惱之外，有著如此廣大和深刻的煩惱。”現實生活中這些“廣大和深刻的煩惱”，影響著邵麗作為一個作家的大氣，讓她的作品有了植根于蕓蕓眾生的悲憫態度。我們60后這一代，還對博大悲憫的俄羅斯文學有著天然的情結，邵麗在《我所理解的寫作及其他》一文里講，“對我影響最大的還是俄羅斯的文學作品，尤其是我后期作品中切入社會的視角，受其影響很大”，她寫道：被尊為“人類良心”的托爾斯泰，深邃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冷靜的屠格涅夫，屠格涅夫和托爾斯泰一樣，并不是一個飽經苦難的人，但優越的生活條件沒有使他失去愛和思想。俄羅斯作家博大的悲憫情懷，對大眾設身處地的愛，對個體生命尊嚴的呵護，在另一翼影響著邵麗的寫作。或許也正因此，有著一手基層生活經驗和現代政務經驗的邵麗，才能體悟出并俯瞰到幾代中原女性的隱忍與寬宥、掙扎與奮斗，及如何努力讓她們的下一代活成“金枝玉葉”……
出生和時代都是無法選擇的，如何在命運的不確定性中找到堅實蓬勃的生存方式？從李準的《黃河東流去》到李佩甫的“平原三部曲”，再到邵麗的《金枝》，幾代河南或河南籍作家從不同的角度，以各自的風格，書寫著中原人生存的萬般情狀，書寫著中原大地上的生命史詩。
2022年春天，《中華讀書報》記者舒晉瑜在訪談中曾問邵麗：“文學對您來說意味著什么？”邵麗說：“文學過去對我來說只是一種愛好，現在幾乎就是我的命。寫作就是我對這個世界和人生的告白。”這后半句，應帶著邵麗這些年寫作生涯的甘苦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