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我們告別了費德勒，接下來我們也會告別納達爾，告別德約科維奇。也許時間終會將一切壓扁打薄，把最耀眼的明星變成先賢祠里一個不帶感情色彩的名字。 （人民視覺/圖）
2008年之前我當過好幾年費德勒的球迷，原因很簡單：你不可能不是他的球迷。他的打法太好看，太行云流水了，如果說今日的阿爾卡拉斯是腳踩風火輪，當年的費德勒就是凌波微步，我現在還記得當時從外媒上學到的形容他步伐的一個詞：effortless，毫不費力的，與生俱來的。當然我也知道這多半是鬼話，許多人已經忘了，在2003年登頂溫布爾登之前，費德勒有過被嘲笑被質疑的三年，而且那時他還算個胖子。等他成了世界第一，人們就開始用天才來解釋一切，就像《運動基因》一書里說的，人們直觀地以為，費德勒這樣的頂級選手擁有更快速的反射天賦（aka，“與生俱來”），所以他們有更多時間去應對球的運動，所以，在費德勒的眼中，那個小小的網球一定顯得很大，且飛得很慢吧？實際上，最好的運動員的反應時間和路人差別不大，都是0.2秒左右，這么短的時間，對時速200公里的網球怎么說也是遠遠不夠的。這些頂級運動員比其他人真正強在，他們知道如何感知比賽，而不是靠原始的快速反應能力，他們可以從對手軀干的細微移動中來識別球將到達自己的正手還是反手，而一般選手只能等著觀察對手球拍的移動，浪費了寶貴的反應時間。這種感知能力取決于你頭腦中數據庫的大小，而“這是一個只能通過艱苦訓練才能建立的數據庫”。
現在想起來，告別費德勒應該是2007年的法網，我窩在康定一個小旅館里，一邊憂心川藏南線前路未卜，一邊無望地看著費德勒連續第三年敗給小他5歲的納達爾，默默告訴自己，再不看這種虐心的比賽了。競技體育還是要贏啊，我們總是容易忘記這一點。“贏”讓我們看見一個運動員或者一支運動隊，“贏”讓我們喜歡上他們，并且持續喜歡著他們，我們由此發掘出更多：打法、個性、氣質、精神、癖好、歷史傳統、個人故事……最后我們宣布，是這些東西而不是“贏”吸引著我們。就好像喜歡費德勒的時候，我不喜歡納達爾，理由是他的打法單一——并非謊話，可我同時知道自己內心還有一個角落在抱怨，三板斧居然贏了凌波微步！還連贏三年！所以，我懷疑，自己后來開始喜歡德約科維奇，有某種“代償”：拋開所有我欣賞或者沒那么欣賞的品質，他真的太能贏了。一場纏斗下來打垮對手，這種快感是最真實滿足的，2012年澳網決賽5小時53分鐘擊潰納達爾只是其中之一。
這也部分解釋了，為什么我對塞萊斯印象不深。我是1995年下半年也就是初二那年開始看網球的，差不多和她復出同一時間。我知道1993年發生在她身上的不幸：一位格拉芙的瘋狂粉絲在比賽時沖入場內刺傷了她，只為讓自己的偶像重回世界第一。但我不知道在遇刺之前塞萊斯的統治力：她拿下了所參加的9項大滿貫中的8項冠軍，而她還不滿20歲；我也不知道她的打法如此劃時代，她把女子網球的球速、力量、角度（以及喊叫聲）提升到了新的境界，總能在你想象不到的位置發起攻擊，許多年后，我在YouTube上回顧了1992年法網女單決賽她戰勝格拉芙的全場視頻，至今仍覺得這是史上技戰術水準最高的女子比賽；我不知道那把尖刀離她的頸椎只有幾毫米，而那個格拉芙粉絲，38歲的失業機床工Günter Parche僅獲兩年有期徒刑，且是緩期執行；我不知道她在養傷的兩年多里經常睡不著覺，噩夢中會出現Parche那扭曲的、變態狂的微笑，而應激障礙讓她變得極其內向，放縱于垃圾食品，體重激增20磅；我不知道當她重回賽場后，她往往在比賽間歇把座椅調轉90度，這樣她就不必背對觀眾席；我也不知道在1995年的最后一天（她在當年美網復出，闖入決賽，輸給了格拉芙），她得知父親的癌癥已經擴散，無藥可治，“所有的歡樂都已不復存在。”許多年后她說。那么當時我知道些什么呢？我知道她再也沒有回過巔峰，復出以后只拿了一個大滿貫，我知道她是個水平不錯的選手，屬于上一個時代，總是輸給辛吉斯，總是在低頭撥弄拍線。我根本不知道她經歷了什么。我根本不知道她有多棒。我也根本意識不到，她上萬小時艱苦訓練累積起來的寶貴數據庫雖然還在，但作為硬件的身體已經無法充分運行這樣的軟件，更何況，軟硬件的協同運轉需要信念感，這一點她再也沒有了。
經歷過1990年代初的球迷，在塞萊斯復出后仍然熱愛她，心疼她，把她視作他們中的一員（而不是明星），但她沒能贏得新一代的球迷。新球迷屬于新一代球員，《體育畫報》著名記者Jon Wertheim在《Venus Envy》一書里記述了她們：威廉姆斯姐妹、辛吉斯、庫爾尼科娃……這一代球員把女子網球運動的水平推向了又一高度，而她們不僅是運動員，還是真正的明星，她們趕上了金錢、時尚、名人效應大爆炸的時代，同樣重要的是，她們又非常幸運地沒趕上社交媒體的崛起，不會因為網絡噴子和團隊公關的雙重規訓而時刻謹慎發言像個公關，不憚于表達自己的好惡。《Venus Envy》的開頭場景是大威贏得2000年美網冠軍后，時任總統克林頓通過CBS的直播打電話祝賀她，結果她先是調侃克林頓為什么不去現場支持她，又追問克林頓能不能降稅，美國總統最后囁嚅著結束了通話。CBS直播間的工作人員看呆了，齊齊望著她，“怎么了？”大威說，“誰也不能讓我犯憷。為什么要犯憷？”總之，她們場上場下都有濃重的個性，人們對她們不論愛憎都非常分明，從1990年代末開始，女子比賽的收視率噌噌上漲，最終超過了桑普拉斯和阿加西廉頗老矣的男子比賽，這也為爭取同工同酬的女球員增加了底氣，這個黃金時代隨著海寧、克里斯特爾斯、莎拉波娃等人的加入得以延長，一直持續到2010年前后。
男子網球重新奪回球迷，是在費德勒與納達爾開啟的雙核時代，隨后德約科維奇加入，前無古人的三巨頭時代降臨。作為一個費轉德改宗球迷，我仍然不喜歡納達爾，某一天，仿佛是懲罰，接到當時所供職雜志的任務，居然要給納達爾寫一篇人物特寫。我硬著頭皮查資料，讀資料，寫完了。奇怪的是，寫完了，好像就理解了，甚至開始有點喜歡他了。所以我猜測，飯圈人士要修得完整人格，最佳辦法可能是為你喜歡的哥哥的競爭對手寫一篇人物報道，要廣泛搜集資料的那種，不能只看你想看的東西，否則會變成鍵盤上的Günter Parche。
2008年，費德勒的狀態一路下滑，法網決賽被納達爾剃了光頭，三盤一共拿了可憐的4局，接下來的溫網決賽，他以2：3再次輸給納達爾，讓出最后一塊領地，這次打擊可謂痛徹心扉，有那么一段時間他誰都敢輸，被人調侃“連只雞蛋都打不過”。而那場史詩般的失敗，被Jon Wertheim寫成了另一本書《天才之擊》，又被拍成同名紀錄片。書與紀錄片定格了悲劇和偉大，“贏”的意義暫時消退了。
三巨頭你追我趕，彼此間的對決定義了男子網壇。有哪個網球迷會忘記2011年法網半決賽費德決、2012年澳網決賽德納決、2013年法網半決賽德納決、2017年澳網決賽費納決，以及2019年溫網決賽費德決呢？“贏”仍然是最重要的，可也往往是當下的，而三巨頭時代最大的特點，就是它在遠未結束的時候就超越了“現在”，成了“歷史”甚至“未來”。而歷史是多么深邃，未來又是多么難測啊。What if（假如）……將來人們回顧三巨頭之爭時一定免不了這么說。假如費德勒在40:15的時候拿下比賽繼而拿下2019年溫網冠軍，假如德約科維奇沒有無意間把球抽向司線，假如納達爾在絕境中沒有咬住那一分，假如大流行沒有發生……
2009年6月初的某一天，我在離珠峰大本營咫尺之遙的絨布寺賓館過夜，此地海拔超過5000米，因為缺氧睡不著覺，我們就圍著火爐聊天打牌，忘了幾點，柴火的噼里啪啦聲中，一個人突然遞來手機，說看到費德勒法網奪冠了。我已不是他的球迷，但仍然和大家一起鼓掌歡呼起來。誰能解釋納達爾為什么會在第四輪莫名其妙輸給索德林呢？后者一路殺入決賽，如預測般保送費德勒拿下人生唯一一座火槍手杯，完成全滿貫。圍爐鼓掌的人里，有幾位創業者，其中一位特別友善，愿意向在場的每一個不懂社交媒體的人不厭其煩介紹他那款名為“飯否”的產品，還會幫你下載安裝，不久之后，環境陡變，不能飯否，他轉型團購領域，幾年后把自己的企業變成了獨角獸，乃至巨頭。而微博取代了飯否，成為新時代的寵兒，如今想來恍若隔世。我會不時回想起那一晚，總能聽到噼里啪啦的柴火聲，如露亦如電，假如所有的答案都有不止一個版本，那會是什么呢？第二天起來我的眼睛就失焦了，一整天的時間無法辨別遠近，連近在眼前的飯菜都常常夾空。
也許最后總有一個時刻，你會覺得所有的一切可控因素都被用盡，只有偶然性說了算。這樣至少比較好過一些。但誰忍心對塞萊斯說“假如”呢？沒有人比她更清楚，“所有的東西，所有的計劃都可在一夜之間被拿走。”
2022年我們告別了費德勒，接下來我們也會告別納達爾，告別德約科維奇。也許時間終會將一切壓扁打薄，把最耀眼的明星變成先賢祠里一個不帶感情色彩的名字，三巨頭也不能例外，但回顧往昔，我仍有一種eureka之感，那是狂喜與欣慰的交融，我也會用一種過去未來時的口吻，提前為將來無緣實時見證他們比賽的更年輕的人們感到惋惜，我還會意識到，自己生命記憶的一個版本，就是以他們之間的對決為刻度的，哪怕生活不時冷硬，它也好像是被切割成了許多的小塊，總算可以下咽了。那些時刻是被點亮的，發著光的，誰也不能拿走。
我愿打賭，刺傷塞萊斯的那個瘋子的生活不會有這樣的光。他67歲了，經歷了好幾次心梗后，已經生活不能自理，正在德國圖林根州的養老院里了此殘生。
楊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