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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和深圳的兩則增加中小客車增量指標配置額度通告很可能成為改變車市的又一次里程碑事件,至少它在當下是符合時宜的
4月,網絡曾廣為流傳一份《進一步擴大汽車、家電、消費電子產品更新消費促進循環經濟發展實施方案2019-2020年(征求意見稿)》。
內容涉及嚴禁各地出臺新的汽車限購規定,已實施汽車限購的地方應加快由限制購買向引導使用轉變,根據路段擁堵情況合理設置擁堵區域,細化交通管理措施,科學引導車輛出行,對擁堵區域外車牌核發不予限制。
對已實施限購的地方2019年和2020年車牌增量指標數量在2018年的基礎上分別增加50%、100%,取消對無車家庭購車的限制,對小客車更新指標的申請不得設置數量限制。
雖然這個消息最終被發改委以“已正在了解相關情況,所有政策的出臺都要經過反復論證、充分征求有關方面意見”低調回復。但它無疑已經撥動了很多人的心弦。
破冰的第一錘終于落下。
6月2日,廣州市交通運輸局與深圳市交通運輸局分別發布了《關于增加中小客車增量指標配置額度的通告》(以下簡稱《通告》)。
其中,廣州市將在2019年6月至2020年12月,增加10萬個中小客車增量指標額度;深圳則將自2019年6月起,在原定每年普通小汽車增量指標配置額度為8萬個的調控目標基礎上,在2019年至2020年每年增加投放普通小汽車增量指標4萬個。
消息一出,人們開始紛紛猜測其他已限購城市是否會有跟進政策。
目前,國內采取汽車限購的城市除廣州、深圳之外,還有北京、上海、天津、杭州、貴陽等。
隨即,證券時報報道稱,上海市有關部門對于“正考慮放寬現有的汽車限購政策”的傳聞,也表示,“相關促進汽車消費的政策尚在研究階段。”
汽車商業評論認為,廣州和深圳的這兩則通告很可能成為改變車市的又一次里程碑事件,至少它在當下是符合時宜的。
首先,放開限購對于從去年下半年開始疲軟的車市來說,具有一定的刺激作用。
2018年,車市在28年來首次出現銷量下滑。汽車工業協會的數據顯示,2019年1~4月,乘用車產銷分別完成688.8萬輛和683.8萬輛,同比分別下降13.6%和14.7%,降幅比1-3月略有擴大。
從2019年第一季度各大車企的財報看,除比亞迪一家企業外,其他在A股或者港股上市的車企無疑例外地在利潤上出現了較大幅度的下滑。
而國家統計局服務業調查中心、物流與采購聯合會在4月31日聯合發布數據的2019年5月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PMI)為49.4%,比上月回落0.7個百分點,也進一步印證了自2019年春節以來,無論是以汽車下鄉之名,還是大面積的官降下,汽車企業們即便能夠做到在量上保持穩定,在利潤層面和實際運營中也面臨著巨大的壓力。
汽車商業評論認為,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這樣的被限購城市,本身就是通過行政手段遏制了市場的需求,而這些強烈被壓抑的需求適當被釋放,有助于緩解汽車銷量的進一步下滑。
清華大學汽車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顯君曾在央視做客節目中表示,以北京為例,截至4月28日24點,全市的普通小客車搖號系統,參與搖號的申請人數超過了326萬,單位超過了42萬,加起來一共有368.9萬。同一時期,杭州的搖號數量達到81.8萬,深圳超過120萬,北京、杭州、深圳,這三個城市加起來就有570多萬。
“如果不限購的話,就算其中三分之一是有效需求,也有190萬輛汽車的購買需求。去年全國汽車銷量2808萬,這個數字能占到6.8%,相當于能夠促進6.8個百分點的增長。”他說。
所以說,放開限購,至少在短期內,能夠促進、帶動汽車消費的作用非常大。
同時,汽車商業評論認為,這些限購城市的需求釋放并不會阻礙車市優勝劣汰的進程。
國家信息中心副主任徐長明在第十一屆汽車藍皮書論壇上展示的一組數據顯示,從去年下半年開始,8萬元以下汽車產品的銷量降幅逐漸增大是市場下行的最大動力。而這些限購城市的剛性需求車輛的價格普遍在10~20萬元區間。
其次,取消限購也將是地方政府嘗試從行政管控到通過市場手段、新技術等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完善城市基礎設施的一次內部升級。
不少人擔憂,限購的放開會進一步加劇交通的擁堵以及污染物的排放,其實這些問題都可以通過經濟的手段對消費者的用車進行有效引導。
例如,在歐洲很多城市的中心區域或者重點擁堵區域都有加征擁堵費的形式來調控車輛的進入。
而這樣通過經濟手段來管控車輛,非但沒有抑制人們對于汽車的剛性需求,反而是讓消費者轉向從自身使用成本的經濟性角度出發,來自行決定是開車出行還是選擇公共交通出行。
而隨著即將開始的商用5G牌照發放,智能汽車以及整個智能交通體系的發展和建設都將迎來一個新的機遇期。
大數據和更精細化的城市管理將幫助政府實現車輛管控方式從限制購買向引導使用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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