丸山真男之后，鹿野政直是日本近代思想史研究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相較于丸山真男，鹿野政直的思想史研究更側重于曾一度被忽視的市民社會與日本近代思想之間的互動關系。

作為日本“第二世代”的史家，鹿野政直在日本思想史研究界享有很高的地位。他一生共出版了多達七十余部著作。一個普通讀者即便以一月一本的速度，看完鹿野政直全部著作仍需六年時間，其史學研究之豐富，真可謂著作等身。但遺憾的是，中國學界對于鹿野政直著作引進不多。目力所及，除了卞崇道譯的《福澤諭吉》（1987）之外，只有臺灣五南出版社在2008年出版了他的晚期作品《日本近代思想》（2008）。由理想國策劃、民主建設出版社出版，周曉霞老師翻譯的《日本近代思想史》是引進到中文世界來的第三本鹿野政直的著作。“第二世代”日本思想史家的中文譯介較少，可能與中國知識界對戰后“第二世代”歷史學人的了解相對不足有關。因此在討論這本書的內容之前，有必要對鹿野政直及其思想史學略作介紹。

本文出自《新京報·書評周刊》12月16日專題《從開國到戰后：丸山真男與近代日本的起落》的B06版。

「主題」B01丨從開國到戰后：丸山真男與近代日本的起落

「主題」B02-B03丨丸山政治學視角下的日本精神結構

「主題」B04-B05丨重讀《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丸山真男的日本思想史書寫與近代日本批判

「主題」B06 | 鹿野政直 日本近代思想與市民社會

「文學」B07丨想象力的退化，勢必導致人性的悄然減退

「訪談」B08丨專訪余明峰：韓炳哲的“社會病理”式分析，有何問題？

撰文 | 徐添

”繼續追問近代”

鹿野政直（1931—）原名今井政直，1931年8月20日出生于大阪岸和田。鹿野政直出生于戰爭前夜，一個月后，日本侵華戰爭爆發。作為完全成長于戰爭年代的一代人（這對于少年的鹿野政直來說就是一生），鹿野政直對“沒有戰爭的年代”幾乎沒有知覺。突然降臨的戰敗讓十五歲的他如夢初醒，自此也開始了對這場與生俱來的戰爭以及近代日本的歷史反思。1953年，22歲的鹿野政直從早稻田大學文學部畢業，并在1958年取得大學教職。這一時期的鹿野政直深受戰后“第一世代”史家的思想影響。以丸山真男、大冢久雄、石母田正、遠山茂樹為首的一代戰后學人，對近代日本的封建殘留進行了尖銳的批判，以各自的方式尋求日本真正的近代。而1950年代的鹿野也將目光聚焦于“近代日本”的生成，從處女作《日本近代思想的形成》建立的尊王攘夷—倒幕—絕對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譜系中，仍能看出一些前輩們的影響。對鹿野政直而言，“近代”“近代是什么”是一個終生不斷追尋的課題，他不僅把“戰前的價值”作為外在之物加以批判，還因為這種獨特的成長經歷，將找尋日本的近代視為自我批判，審視精神內面奴隸性的重要契機。“繼續追問近代”，這句印在2007年出版的《鹿野政直思想史論集》的話，可謂其一生史學志向的寫照。

反映江戶時代末期到明治維新日本婦女服飾變遷的浮世繪。

鹿野政直以追尋近代為課題，但他與“第一世代”史學家具有不同的旨趣。作為典型的“第二世代”史家，鹿野政直在思想譜系上師承西崗虎之助、家永三郎、洞富雄等人的研究，其中最為主要的是繼承了西崗虎之助的民眾史觀。在鹿野政直看來，思想史的書寫不能過度重視代表性的思想家而忽略對民眾意識的分析，也不能忽略思想與意識形態之間的辯證關系，將思想史簡化為觀念內在邏輯的考察。對此，他重新審視那些帶有違和感的秩序，發掘邊緣群體的思想、精神與心態，寫作了《資本主義形成期的秩序意識》（1969）一書。在書中，將日本近代思想史的主線視為國家與民眾，天皇制與民主主義兩種秩序意識的對抗與展開，在其史學敘事中體現出強烈的反體制色彩。

鹿野政直思想史方法論的形成有其時代背景。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隨著日本民主制度的完善與經濟高速發展，“告別戰后”的聲音不斷出現，另一方面，國內的環境公害、勞資沖突以及安保斗爭等問題日益嚴重，弱勢群體的悲慘處境觸發人們的同情。1968年，日本舉辦“明治維新一百周年”慶祝活動，意圖表明日本業已恢復明治維新以來的百年榮光，實現了偉大復興。與官方的高調相對，日本史學界表現出一種疏離的態度。以色川大吉、安丸良夫、鹿野政直等為代表的“第二世代”史家們用研究自由民權運動、大正民主運動、部落民、女性、沖繩與阿伊努人等少數族裔的方式形成民眾史敘事，與國族敘事抗衡。1968年，色川大吉在多摩郡五日市發現了《五日市憲法》，重新審視明治維新時期的自由民權運動史；1974年，安丸良夫出版了《日本近代化和民眾思想》一書，力圖通過討論民眾的通俗道德來研究日本近代“意識狀況”的形成。

與“第一世代”不同，“第二世代”精英意識淡薄，研究視野與學術關懷普遍眼光向下，將民眾視為歷史變革的真正主體。他們所強調的民眾不僅是作為單數的某種共同體，也是指作為復數的個人。因此，他們在各自的研究中不僅注意發掘邊緣群體的集體意識，也重視對人權思想家個體的研究，如鹿野政直的“田中正造論”即是其一。他注意到足尾礦山事件中為民請命的議員田中正造，賦予這一政治家以“義人”形象，由此，田中正造作為“典型自立的市民精神的體現者”，成為日本近代思想史學界重點關注的對象。

1970年代以降，鹿野政直的研究更多偏重民間學、女性學、沖繩學等領域，相繼出版有《近代日本的民間學》（1983）《戰前·“家”·的思想》（1983）《戰后沖繩的思想》（1987）《“鳥島”進入視野了嗎？》（1988）《婦人·女性·女人》（1989）《沖繩之淵：伊波普猷及其時代》（1993）。他通過描述從柳田國男、南方熊楠、柳宗悅等人建立的日本民俗學傳統，提出多元文化的“另一種日本文化論”，通過描繪日本近代女性的社會參與與日常生活，展現國族敘事下被忽視的女權問題，通過探索沖繩思想家伊波普猷及戰后沖繩的思想家大城立裕、新崎盛暉，重新認識沖繩與本土之間的落差意識，在民眾史的具體領域多有建樹。鹿野政直認為，面向“近代”就是與“國家”對決的過程，這一過程他不僅要質疑戰后歷史學的普遍范式，還要向國民國家論的民族主義、社會史以及少數族裔問題發出疑問，展現出十足的現實關懷與實踐精神。

“國”與“家”、“東”與“西”：

日本近代思想的主題

《日本近代思想史》原名《日本近代思想史案內》，是鹿野政直在1999年從早稻田大學退休之際，為巖波書店寫的一部指南書。作為一本告別教學生涯時寫的指南書，《日本近代思想史》大致勾勒出從黑川來航以至日本戰敗近百年間的思想史脈絡，在內容上盡可能保持系統性與經典性，同時也融入了鹿野思想史學自身的特色。首先，在對思想這一概念的界定上，鹿野政直沒有割裂思想與意識的關聯，而是將從秩序中產生的違和感與自我懷疑感視作思想形成的契機；其次，在思想史文本的選摘上，他將文學作品同樣視為思想史的研究對象，從而將日記、自傳、隨想與書信等文體列入思想史的考察（第十四章），同時通過考察社會因素與言論性質的關聯，重新審視思想生成時的意識與過程（附錄）。

與依照時序展開的思想史通史不同，《日本近代思想史》某種程度上屬于主題式的寫法。它圍繞一些作為主題的思想展開，在討論具體思想時列舉有代表性的人物。在序言中，鹿野認為貫穿近代日本思想史的有兩大主題：“國”與“家”、“東”與“西”的問題。前者具體表現為三種關系：最大單位與最小單位，比擬化關系以及忠孝關系。而后者則表現為東西方文化的排斥與調和。在他看來，“國”與“家”、“東”與“西”的問題構成日本近代思想史的張力形成的重要來源,近代日本人一切的思考都離不開國與家、東與西的束縛，他們始終打心底對這兩類問題懷有執著。

《日本近代思想史》，作者：（日）鹿野政直，譯者：周曉霞，版本：理想國|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22年9月

這種對“家”“國”“西”“東”的執著在第一章中便有直接的體現。鹿野政直認為，從黑船來襲到大政奉還的十五年間，是日本思想上的激變時期。構成這一時期思想激變基礎的要素一是“西洋”的發現，二是“日本”的發現。前者使“西洋即文明”的印象深入人民腦海，連帶著原有的中國觀也發生了轉換，東西方國家地位升降；而后者一方面促使日本皇國意識的覺醒，尊王攘夷思想成為天皇制國家的源泉，另一方面也使得日本人超越藩的層面，形成新的身份意識，國家與國民同時創生，近代日本思想史的基本課題在幕末時代已然奠定。

民俗學與沖繩學是鹿野政直后期思想史研究的兩大特色。在本書第九章中，鹿野政直通過介紹柳田國男、南方熊楠、伊波普猷等民俗學家的思想，重新評價“發現傳統”的意義與價值。明治維新以來的近代化造成了傳統與近代的雙重文化結構，在國家的主導下以歐美為范式的文化成為典范，而與之相對的民俗則被視為愚昧落后的傳統遭到掃除。民俗學家反其道而行之，他們通過研究民俗反思日本近代化。在柳田國男身上，鹿野政直注意到柳田國男對日本近代化的批判視角。他指出，柳田國男將人們對近代化感到的不幸歸因于近代化造成的貧窮。由于無法撼動生活和體制，知識分子被迫去審視那些歷史角落里的邊緣人，反過來獲得有關文明的問題意識與新視角。而在南方熊楠身上，鹿野政直則看到了民俗學者對國家和近代的抵抗，面對政府推行的神社合祀，南方提出了強烈抗議，甚至還因參與反對運動一度入獄。在鹿野政直看來，由于其將性問題視作倫理的根本，南方熊楠也因此被人視為狂狷。這種研究的價值取向恰恰表明：相較于道德的原則性，民俗更加注重貼近生活與生活意識的真實，其中所反映的其實恰恰是近代日本普通民眾獨特的思考方式與秩序意識。

反思戰后日本國民的精神意識

以女性主義為基軸的女性史研究是鹿野政直后期史學的另一大特色。1980年代，鹿野政直與其妻子堀場清子對日本近代女性思想家進行了許多研究，這些研究中不僅包括了高群逸枝、與謝野晶子等著名的女性思想家，也包括了生活在近代日本的普通女性。作為一名身為男性的女性史研究者，鹿野政直的女性史研究特點有二：其一，不僅重視女性史的內容，而且重視女性精神的內在“變化”；其二，關注近代家族論的討論，不僅重視女性思想家，也重視作為生活者的女性思想。由于鹿野政直將文學視為女性表達自己精神的重要形式，在第十二章中鹿野政直對女性思想史的討論與日本近代女性文學史有所重疊。在這一章中，他集中討論了與謝野晶子、平冢雷鳥、高群逸枝等人的女性主義思想，著重討論了以《青鞜》為舞臺的身體性的論爭。這些論爭包括了貞操論爭、墮胎論爭和公娼（廢娼）論爭以及母性保護論爭，往往與女性進入現代社會所面臨的種種困難相關，鹿野政直指出，女性主義者們從性別的角度直面這些問題，最終逼近了問題的核心——父權家長制和性，在日本女性主義的發展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鹿野政直。

作為一本關于近代思想的指南書，《日本近代思想史》收束于日本戰敗后的民主改革時期。一般認為，這是民主主義與近代主義大發展的時代。然而作為過來人的鹿野政直卻并沒有太樂觀的看法。他批判著日本人一貫對權力與權威的順從，認為正是這些原因當時真實的思想狀況被覆蓋在民主主義這面大旗下面，反而模糊不清，為此他將戰后的近代反思視作結語的主題。首先反思的是丸山真男，他使人民意識到極端國家主義不僅是一種抽象的邏輯，還是一種滲入人心的“心理”；其次的反思來自竹內好，他以抵抗的精神重新定義近代東洋的歷史，并認為日本的失敗恰恰在于抵抗的失敗。在眾多的反思聲音中，最具穿透性的批評來自劇作家伊丹萬作，他不僅批評多數人被戰爭所欺騙這一事實本身，還批評民眾批判力、思考力的喪失，他寫道：“國民既然能滿不在乎地說出‘被欺騙’這樣的話，那么今后恐怕還會多次遭受欺騙吧。不，現在一定已經開始被另一種謊言所欺騙了”。這句話讓人警醒。在戰后民主話語泛濫的表面之下，政治正確的語言成為了一道護身符，掩蓋了自身真正的立場。國民的精神意識也許與過去被國體論馴化了的帝國思維一脈相承，這樣的“民主”話語未必是民主化的真正發展，反而是對日本國民的一種欺騙。在各種反思聲音中，《日本近代思想史》戛然而止，留下了種種疑問留待現代的日本人繼續解答。

作為一種文庫本著作，通過《日本近代思想史》了解鹿野政直的思想史學明顯是不夠的。但作為一本進入日本近代思想史界的“旅游指南”，它條理清晰、層次分明，又處處體現著鹿野政直獨運的匠心。從對生存權與人權的關注、女性主義的探討、民俗學與和平論/反戰論的重視，鹿野政直始終保持著一種歷史與當下的對話，為我們打開日本近代思想史的大門。

文/鐘添

編輯/朱天元 宮照華

校對/薛京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