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網友說，仿佛山東什么都是Oversize（超大號），比如山東大漢、山東美食、山東重器等。今年9月27日，山東又出了部Oversize的大書——《儒典》。

《儒典》有多大？1816冊，皇皇4789卷，9名工作人員，緊趕慢趕，花了34分鐘才將一套書完整上架。但參與編纂的專家們卻說，他們在盡力把這部書“變小”。

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推進文化自信自強，鑄就社會主義文化新輝煌。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堅守中華文化立場，提煉展示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和文化精髓，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

而這部又“大”又“小”的《儒典》背后，恰恰是山東在堅守中華文化立場、推進文化“兩創”方面的大省擔當。

“斷舍離”，將儒學精髓送抵當代

作為《儒典》主編之一，已過古稀之年的王志民，在過去一年都很忙，常常拎著兩個包子到《儒典》討論會現場，一直到晚上10:30都沒來得及吃一口。

王志民是山東師范大學特聘資深教授、齊魯文化研究院首席專家，也是最早提出“齊魯文化”這一概念并對其進行深入研究的少數開拓性學者之一。近40年來，他先后主持編纂了《山東省區域文化通覽》《齊魯歷史文化叢書》《諸子百家普及叢書》《孟子文獻集成》等多部巨著。

“編纂《儒典》是必要且亟須的。”在王志民看來，一方面，儒家思想是中華文明的精髓，儒家文化更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主體，抓住了儒學經典，才算是抓住了中華文明興盛傳承的主線；另一方面，由于戰亂等原因，歷史上形成的經典文本和解經方面的輝煌成果大量失傳，100多年來我國學術界、出版界努力搜集影印了多種珍貴版本，但在系統性、全面性和準確性方面都還存在一定差距，所以編纂《儒典》，是大力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需要，也是進一步推動文化“兩創”的需要，“十三經的大多數作者都是山東人，這也是當代山東人應有的歷史擔當”。

但儒學典籍浩如煙海，如何才能將其中的精髓內容送抵當代、融入人們生活？這是前期論證會上，專家們一次又一次討論的話題。

最終，大家一致認為，要把這部書“變小”——要優中選優、精中取精，將最具代表性的儒家經典、儒家經典注釋成果、儒家研究專著以及儒學人物師承傳記等進行精選萃編，在“斷舍離”的同時又能集中體現儒學形成和發展的主脈絡。

緊接著，在中共山東省委宣傳部的指導下，山東大學、山東師范大學、山東人民出版社、齊魯書社四家單位共同參與其中，匯集國內著名學術科研機構20余位古籍文獻、儒學研究等領域的知名專家，根據所收著作第一流、所選作者第一流、所用版本第一流的“三個一流”標準反復甄選，最終選定典籍215種，分“經解典”“義理典”“志傳典”三部分。

“每一個問題和細節，專家們都會進行激烈討論。”讓《儒典》副主編、齊魯書社社長昝亮印象深刻的是孔尚任的那本《闕里志》。《闕里志》是一部比較完整的孔氏家族史，最初由明提學副使陳鎬編撰，明清兩朝多次修訂補撰，到了清康熙年間，孔子的第六十四代孫、《桃花扇》作者孔尚任認為志內容不夠詳備，經廣搜博采，又重修了《闕里志》。1985年，該志在孔府庫房中被偶然發現，但多有殘缺。“目前，唯一一本《闕里志》僅存于孔子博物館，當時一部分專家認為孔尚任不以史學研究出名且本書傳承不完整，不應選入《儒典》，但另一部分專家認為本書符合‘三個一流標準’，且具有一定珍稀性，經過反復辯論，最終后者取勝，《闕里志》被納入《儒典》”。

多個“第一次”，成就“無法取代的《儒典》”

《儒典》的另一位主編，山東大學文學院院長、儒學高等研究院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教授杜澤遜說，《儒典》的特殊價值在于它的系統性和原始性。

何為原始性？杜澤遜舉了個例子。儒家經典最早的文本是“白文本”，也就是沒有注釋的本子，但大眾今天看到的“白文本”既不是漢朝的，也不是南北朝的，而是唐朝開成年間刻在石碑上的版本，即《開成石經》，這算是儒家經典最早的完整版本。“《開成石經》的石碑在明代地震中受到損壞，后來西安府學等學校師生曾把損失的文字補刻在另外的小石上，立于唐碑之旁。盡管近年影印出版唐石經拓本多次，但都是以唐代石刻與明代補刻割裂配補的裱本為底本，而按照《開成石經》原始面貌影印出版，《儒典》是第一次。”杜澤遜說，本次《儒典》采用的是山東省圖書館所藏的舊拓本，該拓本沒有用明萬歷補刻拓本割裱配補，稍有殘缺的部分，用的是日本京都大學藏整拓本配補。

這樣的“第一次”，《儒典》有很多。

《儒典》副主編、山東人民出版社社長胡長青介紹，《儒典》精選的215種典籍中，有兩三成是珍貴的宋元刻本，“而從未被影印過的占到了三分之一。”

比如，存世最古老、最權威的注釋——“十三經”的古注系統，其中多是宋代刻本，還有不少“孤本”，《儒典》是第一次將該系統湊全影印，其中包括藏于國家圖書館的《毛詩故訓傳》宋刻本、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的《爾雅注》等。

再比如《五經正義》。“傳世的基本上都是‘孤本’，還有幾部藏于日本。這些珍貴的原始版本，盡管以前也有零星出版，但《儒典》是首次成系統地將其影印出版。”杜澤遜介紹。

“儒家經典的注解不計其數，但同時具備原始性、權威性、系統性的版本，那是有數的，這些原始而權威的版本，存下來極為不易，系統地收集在一起，按原樣影印成一整套宣紙的版本，將可以認定為儒家經典的‘根系’。”杜澤遜說，無論我們今天如何進行標點、注釋、白話翻譯、通俗講解，保存經典原始面貌的、系統的、成套的、相對完整的版本，是永遠無法取代的，“而這個無法取代的原始的版本系統就是《儒典》，今后的各種整理注釋，都要從這里出發”。

“85后”“95后”眼中的《儒典》：“子曰得對”

1996年出生的山東人民出版社編輯劉一星，是本次《儒典》編纂團隊中年齡最小的一個。在她看來，這是一項可以稱之為“偉大”的工作，尤其讓她難忘的是去山東省圖書館影印《開成石經》的那一個月。“太神奇了！”劉一星回憶，當圖書館工作人員小心翼翼地將古籍放到他們面前，當自己真實觸摸到那些經過歲月洗刷的紙張，甚至清晰地看到書上的蟲洞或者蟲子尸體時，“仿佛穿越時空一般，與古人來了一場對話”。

在這位“95后”看來，編纂《儒典》最重要的意義之一即是，它將那些珍貴的、難得一見的、甚至全世界僅有一套的古籍善本，變得可以隨時觀瞻——時間不再是問題，距離也不再是問題。

1989年出生的李濤也是《儒典》的責編之一。作為一名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的研究生，曾最讓他苦惱的便是，上下五千年、縱橫八萬里，如此多的儒學經典要讀哪些才最好。“現在好了，有《儒典》，這是20多位權威專家經過一場又一場激烈辯論幫你選出來的精華”。

經過近一年的編纂工作，兩位年輕的編輯都覺得，仿佛離孔子、離儒學、離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更近了一步。“原來上學的時候，總覺得‘子怎么總是曰’，但現在覺得子曰得對、曰得好，這些傳承上千年的優秀文化是可以潛移默化地給當下的我們以指引和武裝的”。

王志民和杜澤遜也都認為，在《儒典》的基礎上，通過校點、注釋、翻譯、解讀，儒學精華即可轉化為當代人的精神食糧，讓經典普及大眾，讓學術走向民間，讓優秀文化傳統永續相傳，為文化“兩創”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

今年9月27日，《儒典》在第八屆尼山世界文明論壇首發。新書發布會上，山東向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18個單位贈書。多位專家學者表示，《儒典》學術意義、文化價值重大，是一部以儒家元典為表現形態的儒學思想學術史，一部編纂體例完善的儒學經典資源庫，一部版本精善又盡量避免重復的影印善本集成，一部印制精良、值得收藏的儒家典籍精粹，是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國家級文化工程和重大標志性成果。

不久前，《儒典》項目被列入《2021—2035年國家古籍工作規劃》。

立起新時代山東“文化泰山”，讓文化自信自強更加飽滿

實際上，《儒典》只是管窺山東文化“兩創”的一個小小窗口。近10年來，山東始終以“兩創”為抓手，用時代精神激活齊魯文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強大生命力。

比如尼山世界文明論壇。自2010年以來，山東已成功舉辦八屆尼山世界文明論壇，借助孔子的魅力，通過搭建多層次平臺、開展多樣文化交流活動，向全球展現了中華文化的價值魅力，推動了跨文化、高水平的文明交流互鑒。

又比如山東手造。2022年初，山東推進實施《“山東手造”推進工程實施方案》，依托非遺或傳統工藝，培育手造產業，為文化“兩創”注入了強大動力。

再比如以《儒典》為起點，山東還將加強“山東文脈”工程建設，組織編纂《齊魯文庫》，打造齊魯文化最豐富、最完備的集大成之作，立起新時代山東“文化泰山”，傳播更多承載齊魯文化、中國精神的價值符號和文化產品……

如何堅守中華文化立場，提煉展示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和文化精髓？

一部書是一種方式，一場會又是一種方式，一個品牌也是一種方式，但它們又不是孤立存在的。傳統的文化，結合創新的理念、創新的技術，孔子、儒學、非遺乃至整個中華文明與它生發的文化形態，便開始在人群中生長，并給予大眾更多看待時代與歷史的角度，給予世界更多看見山東、看見中國的角度。

未來，山東也將繼續把文化建設擺在更加突出位置，扎實推進文化“兩創”，保護好、傳承好文獻典籍，研究好、利用好文明遺產，汲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精髓，讓文化自信自強更加飽滿，努力鑄就社會主義文化新輝煌。

新黃河客戶端記者：石曉丹 編輯：鄭楚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