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消息網10月17日報道西班牙環球網站近日刊發題為《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從奧斯陸到哈馬斯》的文章，作者是羅伯托·曼西利亞·布蘭科。全文摘編如下：
《奧斯陸協議》簽署30年后，巴以沖突似乎仍將持續。暴力和激進主義繼續壓倒談判和對話，就像我們剛剛目睹的那樣，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于10月7日向以色列發動了閃電戰，以色列則宣布進入戰爭狀態。
暴力慣性延宕至今
伊拉克戰爭（2003年）和“阿拉伯之春”（2011-2013年）、美國在中東地緣政治上的明顯式微、伊朗與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作為新的地區強國的崛起、外部行為體在該地區日益增長的影響力、烏克蘭戰爭爆發后國際體系的變化以及新技術的面世，都未能扭轉導致巴以沖突延宕至今的暴力慣性，在推動解決沖突的倡議方面更是成果寥寥。
正因如此，何塞·阿布-塔布什和伊薩亞斯·巴雷納達兩位教授合著的新書《巴勒斯坦：從到種族隔離》的面世恰逢其時。它以批判性眼光審視了30年來解決巴以問題的希望屢屢落空。
既沒有和平，也沒有諒解：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政治空間一步步被日益激進的行為體和因素（哈馬斯、巴勒斯坦伊斯蘭“圣戰”組織、以色列右翼政治集團等）裹挾，其結果證明創造對話空間是行不通的做法，還使得一場基本上未對以色列利益造成損害的沖突愈演愈烈。
本書分為七章，論述了推動《奧斯陸協議》談判進程的錯綜復雜的因素，其中包括1991年的馬德里和平會議。
作者以敏銳的筆觸回溯了兩個社會的政治關鍵時刻、促使《奧斯陸協議》簽署的動機、和平期望的落空、一場似乎沒有盡頭的沖突的慣性，以及國際社會對巴勒斯坦形勢的疏遠。30年后，《奧斯陸協議》的失敗表現為“兩國方案”被逐漸淡化，從未有實現的一天。這導致對巴勒斯坦建國的希望落空和置身事外。
正是在這種慣性中，我們甚至看到強大的以色列軍事機構和被占領土地上的定居者對巴勒斯坦人民的暴力平常化，同時竭力抹除作為巴勒斯坦人民代表的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實現合法化的任何可能性。
分歧隔閡日益加深
作者在第三章“巴勒斯坦建國受挫”中剖析了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的內部分歧。巴勒斯坦解放組織與新一代巴勒斯坦人的隔閡顯而易見，繼而引發“新抵抗運動”，它們是巴勒斯坦青年政治活動的另類表現形式（大多數是自發的，沒有組織領導）。
與此同時，日益右翼化的以色列社會試圖延續其內部和地區保護圈，而對距離其主要城市僅幾十公里之遙發生的事情視而不見，這進一步加深了“以色列國”的捏造性和例外感，它千方百計地試圖在這個動蕩的地區中維持一個“民主島國”的扭曲形象。
第四章“以色列的極端民族主義傾向”與以色列社會的右翼觀點相關，它解釋了以色列社會和政壇是如何為非自由主義和一族統治主義的新猶太復國主義奠定基礎的。
第六章則揭露了以色列如何有效地將反猶主義作為其國家結構和政治文化的一個關鍵要素，特別是在對外關系中用作一種武器，來阻撓任何對該國針對巴勒斯坦人實施種族隔離制度的批評。
以色列的“新舊對外聯盟”（第七章）則幫助維持了這種殖民體系，在美國的戰略支持、歐洲的被動和中立，或俄羅斯、印度、巴西和土耳其等新興國家的現實政治主義的鼓動下更是變本加厲。
作者得出的結論無疑是對巴勒斯坦大業前景的打擊：“巴勒斯坦人孤立無援……他們的政治力量再度遭到削弱、分化……政治階層和公民社會之間的隔閡日益加深……《奧斯陸協議》簽署30年后，國土之上的人文和政治狀況比以前糟糕得多。”盡管有140個聯合國成員國承認巴勒斯坦，巴勒斯坦也加入了國際刑事法院，但“沒有任何重大國際倡議或承諾來有效地捍衛巴勒斯坦國”。（編譯/李子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