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美兒和大女兒索菲亞（左）、二女兒露露（右）（圖片來自網絡）
文｜Olivia
本文授權轉自“精英說”（ID：elitestalk）
12年前，美籍華人蔡美兒在其撰寫的《虎媽戰歌》(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一書中，詳細描述了她極端強硬的育兒方法。那時，她被稱為“地球上最糟糕的母親”。
她禁止女兒在外過夜，要求她們每科成績都不低于A，而且每天要練習6個小時的樂器。如果女兒不能掌握一首復雜的曲子時，蔡美兒就威脅要燒掉她們的毛絨玩具。
這本書在世界引起了軒然大波，“虎媽式教育”也成為了人們熱議的話題。“虎媽”一詞也橫空出世，指代以蔡美兒為代表的那些過分嚴格、咄咄逼人的父母。
蔡美兒秉持著最嚴苛的“中式雞娃”教育，多年來，她受到了各種攻擊、辱罵，甚至因此受到人身威脅，要雇請保鏢。
近日，蔡美兒出版了小說處女作《黃金大門》（The Golden Gate）。借著新書出版之際，她再次回顧了育兒的心路歷程。“虎媽”后悔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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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虎媽”的反思：不后悔，但可以做得更好
五年前，蔡美兒的生活出現了一個轉折點。由于患上了憩室炎（一種攻擊結腸的疾病），她病倒了。醫生告訴她，她差點因此死掉。
“我的一個肺失去了控制，體內插了八根管子，其中一根插在心臟瓣膜上，我的頭發也掉光了，我的每個器官都在衰竭。”蔡美兒說道。
那時，她和她的丈夫杰德·魯本菲爾德（Jed Rubenfeld）都是美國耶魯大學法學院的教授。為了對抗病魔，她不得不請了一段時間的假。
蔡美兒和丈夫都是耶魯大學的教授（圖片來自網絡）
在醫院接受了兩周治療后，蔡美兒終于被允許回家休息，但她虛弱得都“不能走到自家車道的盡頭”。
蔡美兒躺在床上動彈不得，這也給了她一個機會，讓她有機會“思考生活中真正重要的是什么”。
“我想：‘哦，天哪，如果我真的死在醫院里，應該有很多話對我的女兒們說。比如：‘我為你感到驕傲’，‘我希望你能意識到，盡管我一直不斷地批評你們，但你們比我更有才華、更聰明’,‘你們取得的成就超出了我的期望’等等這一類的話。”但實際上，她卻沒有什么可說的。“這根本不是我說話的方式！”
她不是在開玩笑。正如蔡美兒在《虎媽戰歌》中敘述的那樣，她從自己的父母那里學到的是傳統的中國式育兒方法，甚至可以說是一種殘酷的育兒方式。
當她7歲的女兒露露不會彈奏一首復雜的曲子時，蔡美兒曾威脅她說：“如果你彈不好，不僅沒有午餐，沒有晚餐，沒有圣誕節或光明節禮物，在兩年、三年甚至在四年里都不許舉辦生日聚會。”在這樣的“恐嚇”中，露露很快就掌握了這首曲子。
蔡美兒強迫女兒露露每天練習長達6個小時的樂器（圖片來自網絡）
蔡美兒甚至在一次晚宴上，直斥另一個女兒索菲亞為“垃圾”。在場的客人都為索菲亞感到非常難過，他們看著索菲亞“淚流滿面，不得不提前離開”。
正如蔡美兒現在說的那樣：“‘垃圾’這個詞讓我惹了很多麻煩，而且這個詞在翻譯成中文之后，聽起來更糟糕了。”
“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我爸爸對我說這句話的時候，我完全明白他的意思。” 蔡美兒接著說，“有一次我跟媽媽頂嘴，爸爸說如果我不能尊重媽媽，那么其他的一切，比如我在學習上取得的成績，都是毫無價值的。這就是我對索菲亞說這句話的意思。”
“現在，我仍然堅信，出人頭地會給人的一生帶來很多好處，我也很高興我給孩子們灌輸了勇氣。然而，我后悔的是我對她們說出了那些難聽的話和向她們發的脾氣。”蔡美兒坦言。
“我還記得在我生病期間，女兒們對我說：“你現在和我們相處的方式比你生病前好多了。你為什么不能一直這樣?”
60歲的蔡美兒花了大約一年的時間才從疾病中恢復過來，她甚至一度對止痛藥羥考酮上癮。
自從2011年《虎媽戰歌》出版之后，蔡美兒經常受到死亡威脅，甚至需要聘請保鏢保護自己。
她說：“這太瘋狂了。這本書看起來像是一本教你如何為人父母的書，但實際上它呈現出了一個更微妙、更復雜的個人故事。”
“如果你在《虎媽戰歌》出版前問我身邊的任何人，每個人都會說我舉止溫和，不像我丈夫。我從不挑戰權威，也不想引起任何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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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起那段經歷，盡管當時她很難過，但她現在“有點理解那些批評了”。
“即使是最好的父母也會有自我懷疑的時候，而寫這本書的時候，我對自己的教育方式極度自信，它也的確也觸發了很多人的感受。”
“但我不后悔寫了這本書。只有一小段時間，我在想：‘我為什么要這么寫這本書？這本書的出版會讓我的家支離破碎。’”
02
“虎媽”之女：有得有失，但不會完全效仿
現在，蔡美兒和家人的關系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親密。她和丈夫杰德今年慶祝了他們結婚35周年紀念日，而她的兩個女兒們也都證明了，也許“虎媽”的教育方式真的有用。
大女兒索菲婭今年30歲，在她14歲時，就已經在世界頂級音樂廳——卡耐基音樂廳演奏鋼琴了。
后來，索菲亞從父母任教的耶魯大學法學院畢業。現在，她與同為律師的丈夫蒂姆·米切（Tim Mitchel）住在華盛頓，成為了一名軍事律師。
索菲婭14歲時就已經在卡耐基音樂廳彈奏鋼琴（圖片來自網絡）
二女兒露露現年27歲，她以優異的成績從哈佛大學畢業之后，在紐約一家精英律師事務所工作了一年。之后在邁阿密開始了她的第一份司法書記員的工作。
“我現在和女兒們關系都很好，我不干涉她們的生活，她們甚至對我說：‘你為什么不打電話給我?’‘你為什么不回我短信?’。”她們會主動打電話給我，向我咨詢工作以及如何與另一半相處的問題，這很好。”
盡管露露承認，她們現在的母女關系要比自己青春期時親密得多，但她也覺得在成長過程中，母親對她的嚴苛要求意味著她承受了“很多壓力”。
在露露從哈佛大學畢業那天，蔡美兒和丈夫出席了她的畢業典禮（圖片來自網絡）
她說：“我有快樂的時刻，也有困難的時刻，我的童年可能沒有很多人那么無憂無慮。我失去了童年的純真，失去了快樂和好奇的感覺，我確實感到了很大的壓力。”
露露還說，她之所以同意接受采訪，是因為她認為“誠實地面對虎媽式教育的利弊是很重要的”。“如果我說一切都很完美，我總是很開心，沒有人會相信我。但我確實認為優點大于缺點，我現在為我的父母和我自己感到驕傲。同時，我也不否認，事情有可能會朝著另外的方向發展。”
當12年前《虎媽戰歌》出版時，僅有15歲的露露坦承，如果未來她要養育自己的孩子時，她會“盡量減少對孩子施加威脅”。“這些招數并沒有真正起作用，因為這只會鼓勵我揭穿媽媽的虛張聲勢。”
在哈佛大學就讀時的露露（圖片來自《紐約郵報》）
看過《虎媽戰歌》的讀者應該還記得，蔡美兒在書中描述了一次她和露露爆發的激烈沖突。
在零下6℃的寒冬，她將露露趕到花園里罰站，直到女兒愿意練琴才把她放進屋子，當時露露只有3歲。這些“殘忍”的懲罰手段，也被指責為虐待兒童。
還有一次沖突發生在2009年，當時蔡美兒和丈夫帶著女兒們去了莫斯科。在一家咖啡館里，露露拒絕品嘗魚子醬，這讓一個小爭執演變成了一場大爭吵。
當時13歲的露露把一個杯子摔在地板上，大喊道：“我討厭我的生活。我恨你，我恨這個家！”因為女兒這番言論，蔡美兒被當場氣哭離席。
幾分鐘后，蔡美兒又回到桌子前，仔細考慮了露露每天練習音樂長達6小時所受的“折磨”，她宣布女兒贏了，這意味著露露可以放棄拉小提琴了。露露從三歲開始就被逼著學小提琴。
也正是因為這段經歷，促使蔡美兒開始撰寫《虎媽戰歌》，也就是講述她撫養兩個女兒的故事，她試圖以此對比自己所實行的中式嚴厲教育方式和較為寬松的西方教育方式。
在蔡美兒眼里，露露活潑、自信、口齒伶俐。但因為蔡美兒對待她的教育方式，露露曾被貼上“西方世界里最受虐待的孩子”。
年幼時的露露（中）、索菲亞（前）和媽媽（圖片來自《紐約郵報》）
然而在若干年后，露露卻說：“我覺得我可以直面任何挑戰，至少這部分我要感謝我的媽媽。”
比如母親逼她每天堅持練習拉6小時的小提琴，即便在假期也不例外，這讓她學會了什么是堅韌不拔。
“練琴成為了我和媽媽之間爭吵的導火索。我覺身上背負了太多壓力，這確實影響了我情緒的穩定性，但當時對媽媽來說，這都是她次要關心的。”
露露也承認，當時在莫斯科以摔杯子的發泄方式并非 “恰當的抗議方式”。但經歷了這件事之后，也促使蔡美兒重新審視了自己的教育方式，并開始給予露露更多的選擇權。
在哈佛大學就讀時，她再次被問到是否會用“虎媽”的方式教育自己的孩子這個問題。“我不知道。”她坦言，“我想我從媽媽那里學到了很多東西，但我也會做出調整。”
蔡美兒與她的兩個女兒（圖片來自網絡）
“我會多聽孩子們的話，不會強迫他們，因為他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立的個性。”
“我很自信，也知道如何集中精力，我是一個非常努力的人，這些都是我媽媽教我的。”她說，“現在回想起來，我發現我不是很聽話的孩子。（在“虎媽”的教育方式下）搞不好，我就會走上另一條路。”
聽到這些，蔡美兒也承認，她確實有一些心理上的煎熬。“我犯了很多錯誤，甚至一度走到了崩潰的邊緣。在某種程度上，我和露露吵得太厲害了，我最終寫了這本書，純粹是因為我們處于這樣一個危機點。我想：‘哦，上帝，如果我不改變，她會永遠恨我的，我就要失去她了。’所以我往后退了一步。”
03
中式教育思維根源于原生家庭
然而，蔡美兒認為，這種教育方式“大部分都是值得的”。“我看看身邊和我女兒年齡差不多的孩子，他們中的一些人仍然住在家里，而且沒有工作。”
“這讓我覺得這是一種權衡。我的孩子在小時候沒有像其他人那樣玩得那么開心，但她們現在有很多機會，她們自信，自給自足，能自己付房租。”
女兒長大之后，蔡美兒和她們的關系有所改善（圖片來自網絡）
談到自己的童年時，蔡美兒稱自己的父母沒有對她做出過妥協。“他們堅持虎爸虎媽的觀念，一點幽默感都沒有，他們對我的成績以及我如何待人接物都非常嚴格和苛刻。”
蔡美兒的父母作為上世紀60年代移民到美國的華人父母，并非生性就對孩子如此刻薄，可能是他們從小接受的教育和生長環境造就了他們的思維。
蔡美兒（左二）和三個妹妹（圖片來自網絡）
蔡美兒依然記得在她小時候，當她詢問媽媽能否到朋友家過夜時的情形，她媽媽看起來快要哭了。
“媽媽對我說：‘我不明白，我們家里明明有床，你為什么要去陌生人家里睡覺?’”蔡美兒和她的三個妹妹也是在這種“中式教育”下長大的：“不被允許參加很多社交活動，所以我在成長過程中成為了一個不折不扣的書呆子”。
但正是因為蔡美兒對書籍的熱愛，促使她寫出小說處女作《金色大門》。故事發生在1944年的加利福尼亞，講述了當地富裕而有影響力的班布里奇家族的故事。
“書中的很多主要人物和我的孩子一樣，都是混血背景，我認為這本書確實反映了我作為一個移民孩子和局外人的故事。”蔡美兒說。
蔡美兒一家（圖片來自網絡）
三年前，新冠疫情暴發時，蔡美兒開始撰寫這本書。那時，她被指控在疫情封鎖期間為學生舉辦酗酒派對。
大約在同一時間，她的丈夫被指控性騷擾女學生，并被耶魯大學停職兩年。
這一系列事件的發生，讓這個家庭又一次經歷了重大考驗。
在《虎媽戰歌》出版后，蔡美兒曾一度登上了《時代》周刊的封面。不是因為她耶魯法學院教授的身份，也不是因為她在學術上做出的貢獻，而是因為她的教育理念在東西方引起的討論。
《時代》周刊曾以蔡美兒的教育理念為主題對她進行了采訪（圖片來自網絡）
此后，《虎媽戰歌》被翻譯成30多種語言在全世界出版，蔡美兒還被評為2011年時代“全球最具人物影響力人物100強”，她的存在讓《時代》周刊公然承認：“虎媽戳到了我們的痛處。”
然而，在耶魯大學調查蔡美兒“違規”開派對，她的丈夫“性騷擾”女學生期間，《紐約》雜志甚至將這對夫婦稱為學術界的“棄兒”。
蔡美兒出席《時代》雜志全球100位最具影響力人物晚宴（圖片來自網絡）
耶魯大學法學院對蔡美兒被指帶學生去自己家里開趴體喝酒一事進行了調查。蔡美兒強烈否認了這一指控，“他們沒有找到任何證據，所以我們很高興這件事徹底結束了。”
現在，她的丈夫也回到了位于康涅狄格州的新海芬校區（New Haven）的教職崗位。
“全世界的人都不同意我的觀點，所以我并不總這么開心，但我并不后悔寫了這本書。”蔡美兒說，“至少沒人會說我的生活很無聊。”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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