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17日《別了 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一文出現在許多人的朋友圈，這家在近年來日漸沉寂的民間博物館，將在不久后和每個人告別。位于北京城郊的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是全國唯一由民間打工者自己創辦的公益博物館，記錄了改革開放以來打工者群體的復雜經歷，它的興衰也成了時代變遷中的一處注腳。
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地處北京五環外城鄉接合部的皮村。5月20日，告別儀式上，博物館發起人之一王德志向趕來的觀眾致告別辭。
送別博物館
在倉庫干活時，小海收到同事的微信，有人在博物館外墻寫上了“拆”。他扔下工作走出倉庫，沿途的磚墻都是新寫上的“拆”，一溜蔓延到博物館門口。“只要一寫拆就確定了，證明房東已經簽字（同意）了”小海回憶道，“一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感覺。”
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地處北京五環外城鄉接合部的皮村，收藏著全國各地工友的共同經歷和集體記憶。博物館在2008年開館，那是改革開放的第三十年，被賦予了各種宏大意義。從“盲流”到“進城務工人員”，國家對待人口流動的態度在逐漸轉向。
從左往右依次為1992、2002、2008、2018、2022年皮村的衛星影像。
皮村則是這段宏大進程的縮影：世紀之交前后，市場經濟逐漸在中國立足，北京周圍的鄉鎮村莊出現一批小工廠，本地村民將房屋改建出租，吸引了很多打工者。來到皮村的工友中，有幾位打工多年、追求藝術的年輕人，他們希望打工者能講述自己歷史。
“改革開放30年正好是工人群體開始流動的30年，特別有紀念意義，我們就在這個大背景下建了博物館。”在上周六（5月20日）的告別儀式上，博物館發起人之一王德志講起這段經歷。“我們這些做博物館的很清楚大家為什么會關注我們，我們國家經濟飛速增長，工人做了很大貢獻，我們是代表工人群體來做這個事情，大家都在關注這個群體。”
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外，小型的告別儀式。
他們設計了一個小型的告別儀式，在博物館門前，文學小組的工友朗誦了自己寫的詩《地丁花》（一種北京路邊常見又不起眼的紫色小花）和李白的《行路難》，幾位至交分享了和博物館的經歷。最后，一位紀錄片導演和吉他手邀請大家合唱《送別》，歌聲在笑聲、掌聲和歡呼聲中結束。
王德志說自己是個沒有儀式感的人，結婚都不辦婚禮，是感性的小海力主要辦告別儀式，但他們都沒想到，現場會來這么多人。幾十位觀眾圍出了一小片空地，身后不遠處，幾位女生站上了一米多高的露天的水池，小海舉著手機爬上了更高的油桶。
一位傳媒行業的女生臨時請了兩位攝影師，記錄博物館最后的場景。巧合的是，兩位攝影師就在皮村租房，卻都沒聽說過打工博物館。“去外面也沒聽人念叨有這，我去跑步也路過（但從沒注意到），它跟周圍是融為一體的。”攝影師說。女生關注博物館多年，她接過話茬，“這個世界還是很分裂的，你不了解它就完全進不去。”
場外，一架飛機掠過上空。
新工人群體自己的文化
皮村和根植于這里的工人文化活動的興起與萎縮，有一條明晰的歷史脈絡。
2002年，許多、孫恒、王德志等幾位工友成立“打工青年藝術團”，他們多因藝術追求從壓抑的家鄉“逃”到北京，又因懷才不遇只能在北京打工和流浪，這些漂泊經歷成了他們最初的創作靈感。在各個工地、工廠、社區演出時，他們見證了工友面臨的共同困境：身份歧視、討薪維權、身心孤獨、缺少學習機會等。幾位年輕人決定回應這些工友的訴求，成了公益機構工友之家提供服務。
2005年，一所面向打工子女的民辦學校同心實驗學校落地皮村，學校的啟動資金來自“打工青年藝術團”一年前賣專輯掙到的7.5萬元版稅。工友之家也隨之遷入皮村，白天學生上課，晚上是工友的夜校。
同心實驗學校一角，學校于疫情初期關門。
2007年，他們租下了學校附近的一間廢棄琉璃廠，一年后，這里成了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他們自稱“新工人”：與國企老工人不同，新工人是從農村來到城市的打工者；與農民工的稱呼不同，新工人的稱呼更強調身份的變化，參與城市的建設的人應當有尊嚴，應當享受同樣的公共待遇。
這是新工人文化快速發展的幾年，在多方支持下，這個院子相繼建成了“新工人劇場”“工友影院”“工友圖書室”等一批文化設施。最出名的活動當屬連辦多年的打工春晚，演員來自各地的一線打工者，節目也與自身的經歷相關。
“新工人群體是隨著國家的工業化進程應運而生的，積極地發揮了應有的作用。我們雖然有著幾億的龐大人口，卻是典型的‘沉默大多數’。”王德志在最近的回憶文章中寫道，“生產自己的文化，認同自己的階層，讓勞動的本質回歸，讓勞動的價值得到尊重，建立工人階級的主體性是我們為之工作的方向。”
也正因為他們的存在，皮村一時間成了“新工人文化”的代名詞。
告別儀式（戴帽子的是小海）。
2016年，小海北上來到了北京。他15歲離家，輾轉多地打工十幾年，來北京前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在嘉興的電子制造廠，日復一日向豆漿機電路板上插電阻、馬達和蜂鳴器。從這種壓抑的環境下生存，每個人都需要有自我排解的方法，小海的選擇是寫歌詞，“在工廠操心華語樂壇何去何從”。小海把作品私信給好多音樂人，張楚是最熱心的那位，在他的介紹下，小海認識了工友之家的各位，他決定來北京最后追一次音樂夢。
到了北京小海直奔皮村，第一次走進打工博物館。“我看了以后非常震驚，自己以前受的苦，那些委屈，這邊居然還有一個博物館把那么心酸的過往記錄下來了。”他說。
記錄與慰藉
皮村的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并非國內唯一以此為題材的博物館，但獨特的展品和氣質讓這家民間博物館脫穎而出。2012年南方都市報的一篇報道曾對比兩者區別，打工博物館不回避時代癥結，不刻意追求故事暖心，一些展品更是直言工友曾經的苦痛經歷，讓很多參觀者共鳴。
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收藏的各種打工證件。
博物館的001號展品是王德志的暫住證，這也是博物館征集展品時工友寄來的最多的物件。曾經的一段時間，避免“盲目流動”是人口管理的主旨，進城務工需要政府審批，當時間走到20世紀90年代末，“堵”不住的民工潮讓城市管理者由限制轉向引導，但打工者仍需申請身份證明：暫住證。
這是一道有形的墻壁，倘若在檢查時未能出示證件，一位外來務工者可能遭遇罰款、收容乃至遣返回家，很多工友對此驚恐交加。直到2003年的孫志剛案引起舉國關注，圍繞流動人口的一系列管理政策陸續調整，暫住證成為歷史。多年來，博物館的管理者在面對來客時總會提到一句話，“孫志剛是替我們打工者死的”。首次來訪的工友大多能講出一段被難為的經歷，但不少人這時才知道孫志剛的名字。
小海也是此時才知道孫志剛，同樣觸動他的還有博物館收藏的多份書信。其中一封家書寫于1993年7月24日，信的主人在南方的玩具廠打工，她反復表達對父母的想念，請他們一定珍惜自己的身體，希望他們回信講講家里的情況。四個月后，她和87位工友死于工廠的大火。附近的一塊展板上，博物館梳理了多年來的火災事故，取名“歷史重演”。
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收藏的書信。
“好多書信看了挺觸動的，記錄了一代人的真實生存狀態，我們不去否定它，對這些平凡人生活的記錄，本身就是一種慰藉。”小海說。在告別儀式上，他朗誦了自己的詩歌《最后的打工博物館》，他把這里描述為現實的開荒地和理想的試驗田——
這本是在廢墟上建造出的一個奇跡
這建造與廢墟的過程
和工友們的生活何其相似。
不穩定
近年來，隨著管理政策調整，人口流動趨勢逐漸改變。皮村及其所在的金盞鄉，同步調整了發展規劃，拆違等工作也在三年疫情后重新提上日程。
關于拆遷的消息已在皮村流傳好幾年了，不穩定的狀態讓博物館的運營陷入兩難。博物館最后一次增加陳列還是在幾年前，看著打工子女學校越來越少，王德志覺得需要加點東西。更多的想法在等待拆遷中逐漸冷卻，王德志曾設想了一個展品，用幾百個顏色各異的安全帽組成一個藝術裝置，呈現身份和等級的差異，至于外賣員快遞員的新業態，遷居到城中村的小白領等新現象，他只能希望以后有機會再完成。
另一個限制則是長期困擾博物館的運營資金。建館初期，他們有公益機構定期資助，但隨著項目調整和政策收緊，博物館能籌集的資金銳減，艱難覆蓋每年十幾萬元的運營成本，時至今日，他們還欠著幾萬塊房租。博物館以前還有常駐的講解員和固定的講解流程，現今只能確保打開門供大家自由參觀，若是恰好遇到觀眾，王德志還會帶著轉轉。
新冠三年對所有線下展館是又一次現實考驗，生活走走停停，一行人也沒再對外宣傳打工博物館了。最近幾年，來參觀的觀眾很多都沒聽說過博物館展示的重大歷史事件，愿意長期深入了解新工人群體的人就更少了，這讓王德志恍如隔世。他在告別儀式上舉例，“這十年來大學生的（參觀）熱情急劇下降，少了非常多，我們不知道是什么情況導致階層之間的鴻溝更深了一些，也不知道怎么才能打破（鴻溝）。”
告別儀式上，王德志向觀眾講述辦館的歷程。
一個燥熱的上午，小海帶南都記者去看他工作的倉庫。博物館的拆遷寬限到了六月初，但倉庫已經開始施工了。這正是燕子從南方飛往北京的季節，倉庫的屋頂都被掀掉了，小燕子還堅持在鋼梁上搭窩，小海怎么勸都沒用，“搭了一個春天，好可惜。”
博物館要拆了，但王德志一再強調自己非常樂觀。他們要把展品運到平谷的倉庫暫存，希望有朝一日重新展出。還有許多人在想辦法延續博物館的生命，《別了 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的推文發出后，全國總工會的朋友聯系過來，希望保存一些反映新工人文化的展品；皮村的村黨委書記讓他再寫一份報告轉到鄉里為博物館爭取些支持；有公司找過來，想做成線上博物館；另一家民辦博物館來商談接收展品……
王德志和同事們也在嘗試新的項目，希望未來能為博物館的運營提供穩定的資金支持。“我們團隊自身要努力，新工人客觀來講要長期存在好多年，這個群體存在需求就存在，我們的工作就可以繼續下去，所以我們會繼續創造條件來給大家提供服務。”他對現場的觀眾說。
演唱完《送別》，樂手離開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
采寫/攝影：南都記者 宋承翰 郭若梅 發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