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時報（www.chinatimes.net.cn）記者 周南 文梅 北京報道

“我們每一個人都曾經經歷過從陰莖到陰道的7寸旅程，也都曾在母親的子宮中生活過280天，我們沒有理由為自己曾經生存和旅行過的地方感到羞恥和煩惱。”1969年，美國著名醫學博士大衛·魯本在《性知識大全》序言中如是說。

50多年后的今天，這句話印在了《公益領域通識 01兒童與青少年性教育》（下稱《兒童與青少年性教育通識》）的目錄前頁上。

日前，由北京三一公益基金會組織編寫的《兒童與青少年性教育通識》發布。作為主編，“你我伙伴”（西安光源助學公益慈善中心）理事長、中心主任張耀華指出，在我國，0-18歲的兒童青少年數量約為3億，他們正處在進入青春期和性活躍的關鍵時期，性教育與人的健康和幸福密切相關，“在青少年早期就能接受科學、全面、系統、適齡的性教育，對其一生的發展都至關重要。”

從“性”到“性教育”

雖然是90后，胡佳威在性教育領域耕作已有十年，作為“保護豆豆”創始人、中國性學會家庭教育分會副秘書長，他曾收到一份來自朋友的邀請。

朋友的女兒當時讀三年級，放學路上遇到一個露陰癖男性，班主任介入后發現班級甚至學校里不少孩子竟然都遇到過，因此，朋友希望胡佳威到學校給孩子們上一堂性教育課，并獲得了校方支持。

但是，當在家長群里發通知時，一位家長態度非常強硬——“不要給我的孩子講這些，這個東西太惡心了”。最終，這堂性教育課因被投訴到當地教育局而延期至今。

“其實，這個家長的女兒也遇到過露陰癖男性。”這一切讓胡佳威意識到性教育是一個非常受性觀念、性態度影響的話題：“它不像語數外、物理、化學，是中立的、有應試教育‘加持’的學科，即便家長未必覺得這些學科都重要，也不會阻止孩子學習。但是，如果家長認為性教育不好，就會阻止孩子接觸。”

談性色變的不只這位家長。事實上，根據通識材料編寫團隊作為性教育從業者的多年經驗，許多人對“性”的理解確實還停留在“成年人的性行為”這一狹義認知上，他們并未意識到性是一個復雜、多維度的概念，是貫穿人一生的生命屬性。

“性不只是成年人的需求，無論是嬰兒需要父母對肌膚的觸摸，還是青春期經歷身體變化、老年仍可以體驗親密無間的美好等，在生命的不同年齡階段，人們對性都有不同的需求。”張耀華指出，同時，性不只是生理層面的性交行為, 還包括心理、精神、社會等多個維度，是一種社會建構。

和對“性”的誤讀一樣，人們也常常會誤以為性教育就是教青少年性技巧和如何發生性行為，或者認為性教育就是預防性侵犯的教育、艾滋病預防教育或是生理衛生教育。

而實際上，性教育包含的議題更為科學和廣泛，它包括對性行為和生殖過程、身體和心理發育、性別、懷孕與避孕、性傳播疾病、關系、性暴力、情緒和溝通、網絡信息素養、煙草、酒精和毒品的風險、性愉悅多種議題的理解。

同時，“需要明確的是，對于成年人和未成年人而言，性教育的觀念或者說性的觀念應該是一致的，不應該因為成年與否就有所差別。”張耀華告訴記者，性教育是需要人終身學習的，在生理、心理和社會等各個層面探知、了解和悅納自我，學習尊重多元和包容差異，做出對自己和他人負責任的積極選擇的過程。

推開兒童青少年性教育領域的大門

性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我國，性教育已經得到了明確的法律和政策支持，正在持續并且向好地發展，社會對性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共識也在不斷增加。2021年新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更是首次使用“性教育”一詞，明確了性教育的法律地位和學校開展性教育的法律責任。同年《中國兒童發展綱要（2021-2030年）》發布。這一年也被很多性教育從業者稱為“性教育的合法性被明確的一年”。

不僅如此，根據通識材料，性教育被列入國家發展規劃、法律法規的同時，還在一系列與學校相關的文件和課程標準中被反復提及。可以說性教育已經被納入國家的義務教育課程體系，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

但是對于整個性教育行業，胡佳威直言，落到實踐層面，還缺少具體實施的指導意見和地方性落地的政策。從公共產品而言，“我們還需要一個更加本土化的兒童青少年性教育指導綱要，需要統一的、有權威的能夠證明性教育老師具備教學能力和專業知識的專業證書，需要供一線老師上課時可參考的公共用品。”

此外，總體來看我國性教育沒有得到廣泛開展；性教育的發展水平非常不均衡，在東西部、城鄉之間都存在差距；性教育在公益慈善領域中屬于邊緣領域，很難靠某一家機構或某一種力量推動；以及性教育理念存在爭議等依然是該領域發展面臨的考題。

如此，性教育未來的發展應該去往哪個方向？

王龍璽是北京三一公益基金會的能力支持業務總監，同樣作為性教育行業的資深從業者，他告訴《華夏時報》記者，即便性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無論是從社會層面還是教育領域來看，他都不認為未來“性”或“性教育”在整個公共議題中會成為一個主要議題，“這是由社會客觀發展機制決定的，社會更關注的一定是經濟性、政治性、文化性的議題。放到教育領域，相對主流的數理化而言，性教育所占比重也無法達到‘主要’這一層面。”

“不過，雖然性教育不是最主要的，但是它可以成為一個必需品。”王龍璽解釋稱：“就像體育課是一個‘必需品’，我們作為生物，需要運動、奔跑，需要在這個過程中感受快樂、享受陽光。性教育有相同的邏輯，當然性教育能夠解決某些問題，但更深層次，我們不是為了解決問題而去做性教育，只是因為它確實是一個人成長中的一部分，每個人都需要去學習。因而從策略上看，性教育爭取的未來發展目標亦然——不是成為主流議題，而是把它變成一個必需品。”

不過，從實踐角度來看，正是因為性教育在整個公共議題中還不是“必需品”，現階段難以被納入到教育體制中，因而一些學校開展相關課程時，常用“青春期教育”“安全自護教育”“艾滋病預防教育”等名稱代替“性教育”。

這般“迂回”，是否可取？

王龍璽直言，為了減少學校和家長的敏感性和不必要的麻煩，從實際需要出發，只要不影響性教育內容的全面性和科學性，這種策略性的妥協是可以的，但從個人角度而言，“總體上我還是堅持實事求是，性教育就是性教育，它確實不是健康教育。”

落實到家長個人，胡佳威則告訴記者，不少家長會使用“這個”“那個”代替。“其實不妨從一個最簡單最小的指標去衡量，看看自己能否淡定地使用‘陰莖’‘陰道’這樣科學準確的詞匯跟孩子溝通。如果能做到這一點，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家長背后關于性、性教育的價值觀是健康、積極的。”

無論是家長言語間的“遮遮掩掩”，還是學校行動間的“迂回曲折”，或許恰成為關注兒童與青少年性教育的必要性，推開兒童青少年性教育領域大門正當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