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者網訊）美國針對中國發動的“科技脫鉤”愈演愈烈，就連美國專家自己也憂心起如此努力恐怕最終會遭到反噬，讓美方“翻下山溝”。
“華盛頓的狂熱反華態度將適得其反”，美國“政客”新聞網15日就以此為題刊發評論文章指出，如果美國的脫鉤政策“走得太遠”，它反將拖累美國經濟、趕走盟友、阻礙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危機的努力，并增加發生災難性戰爭的幾率。
文章作者喬恩·貝特曼（Jon Bateman）是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技術與國際事務項目的高級研究員，重點研究中美科技和全球影響力等方面的大規模政策挑戰。他曾是前美國防部長辦公室實施網絡戰略主任、前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特別助理。
文章截圖
文章稱，從50年前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的“破冰”之旅開始，中美之間就建立了“非凡的經濟共生關系”。中國成為美國最大的進口商品供應國和最大的留學生來源國，美國也是如今中國的第一大出口目的國和最重要的外國金融伙伴。
其中更重要的是，中美在科技方面的聯系尤為緊密：就半導體而言，美國芯片行業三分之一的收入來自中國；就制造業而言，中國也是蘋果和特斯拉等美企的關鍵樞紐；就科學而言，中美科學家共同發表的論文比任何其他國家都多。
不過，文章認為，在過去十年中，支撐這種經濟關系的戰略基礎不斷被削弱。因為與美國的希望相反，中國在5G和人工智能等新興戰略領域取得了突破性成功，這使華盛頓得出結論，雙邊科技關系不再對美有利。特朗普政府的上臺則是這一以中國為中心的美利堅“技術民族主義”開始轉變為美國“國策”的決定性時刻。
盡管貝特曼在文中聲稱美國應當對中國技術采取“與具體威脅規模相匹配”的限制，但他同時也不得不承認，為從根本上遏制中國，華盛頓似乎有意對華進行“更大規模的討伐”，而很少考慮到這些“脫鉤”政策對美國本身、其盟友以及全球穩定的風險。
就在今年5月，美國以所謂“侵犯人權”為由將中國公司海康威視列入美財政部的“特別指定國民和被封鎖人員名單”（SDN）。此舉也被稱作是“最嚴厲”制裁。10月，美國又修改出口管制條例，進一步限制中國獲得先進計算芯片、開發和維護超級計算機以及制造先進工藝的能力。
文章稱，這些最新舉措代表了迄今為止美國在“科技脫鉤”上最急劇的升級，拜登政府、美國國會和外交政策機構中“限制主義者”（restrictionist）陣營這種近乎“狂熱”的反華做派很有可能在以下三個方面帶來更大的問題：
最顯而易見的一點是，美國經濟將因此受到沖擊。美半導體設備大廠泛林集團（Lam Research）10月警告，最新一輪的出口管制將導致該公司明年收入銳減20至25億美元，研發資金或因此被砍。美國應用材料公司（Applied Materials）當時則預計，截至10月30日的季度凈銷售額將下降2.5億至5.5億美元，之后的三個月也可能會受到類似影響。
隨著技術的進步，受到美國管制的高級芯片和設備將占據越來越大的市場，美國本土企業的收入漏洞也會隨之擴大。盡管華盛頓試圖通過“芯片法案”提供行業補貼，但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的一份報告指出，補貼很可能沒有期望的那么多，美國國會未來也不會對每一個面臨潛在出口管制的產業都慷慨解囊。
其次，美國或為此疏遠經濟和技術方面的盟友與伙伴。美方日前多次被曝正單方面施壓荷蘭、日本、韓國等限制對華高科技產品出口，文章指出，這并非美方第一次踐行脅迫外交，也已然在這些地區引起不滿。荷蘭外貿與發展合作大臣施賴納馬赫爾就曾數度發聲，強調荷蘭將做出自己的判斷，捍衛本國經濟利益。
文章提到，美國當前其實已經處于經濟外交中的敏感時期，歐盟、韓國等盟友正因美國在電動汽車和半導體等領域的歧視性補貼而憤怒。面對可能爆發的“貿易戰”，歐盟正準備罕見放寬國家援助政策以抵消影響。
“美方此舉不是堂堂正正的大國所為。”趙立堅11月7日就此指出，美方濫用國家力量，倚仗技術優勢對盟國經濟脅迫以維持自身霸權私利，這早已不是什么新鮮事。美方將科技和經貿問題政治化、工具化、意識形態化，對別國搞“技術封鎖”“技術脫鉤”，其用心人盡皆知。企圖堵別人的路，最終只會堵死自己的路。
此外，文章認為，華盛頓擁抱遏制戰略還將加劇美中關系的螺旋式下降，使雙邊合作更加困難，為日益危險的競爭平添了另一個不可預測的因素。貝特曼指出，雖然拜登政府的官方辭令拒絕將這些舉措定義為“遏華”，但并沒有別的詞匯和標簽更適合描述這些做法，“美國政府顯然對為追求狹隘的國家安全目標而對中國的經濟造成廣泛損害感到滿意”。
究其原因，貝特曼認為有兩點。一方面，美國往往夸大中國的“科技威脅”，如美內政部以“擔心受到監視”為由拒絕使用中國制造的無人機，這實際加大了美國監測和管控野火的難度。另一方面，美方限制性措施的成本通常被低估，如美司法部的“中國行動計劃”以抓捕“中國間諜”為名大肆逮捕華人學者，最終促使超一千名中國學者離開美國。最初被捕的六位學者中有五人已被撤銷指控，但過程中究竟破壞了多少合法科學研究已不可考。
當地時間11月29日，美國總統拜登（中）在華盛頓白宮羅斯福廳會見國會領袖。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而對于美國“狂熱”的決策者而言，最大的問題或許在“群體思維”上。“（美國）對中國科技問題的分析已經變得越來越片面簡單，這導致了明顯的誤判。”貝特曼稱，推動嚴厲反華措施已在美國國會、智囊團等得到了兩黨的廣泛支持，民主黨人士和親民主黨媒體一味鼓吹脫鉤，卻沒有一名政治人物明確強調脫鉤的風險或成本。即使是商界領袖，也因害怕政治打擊而在很大程度上從公開辯論中退縮。
“霸權國家往往因自身的過度擴張，而非任何外國對手，而遭受更多損失……這不是美國領導人第一次對一個定義不清的威脅如此費神。”在文章結尾，貝特曼給出了相當嚴厲的警告。他甚至將美國當前對華政策比作前《紐約時報》記者朱迪思·米勒（Judith Miller）為迎合小布什政府發動伊拉克戰爭的需要而極力編造薩達姆政府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謊言，后者最終釀成的惡果世人皆知：這是現代美國最大的一起戰略失誤。
本月12日，中國已將美國對華芯片等產品的出口管制措施訴諸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中國商務部發言人指出，美方近年來不斷泛化國家安全概念，濫用出口管制措施，阻礙芯片等產品的正常國際貿易，威脅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破壞國際經貿秩序，違反國際經貿規則，違背基本經濟規律，損害全球和平發展利益，是典型的貿易保護主義做法。
商務部發言人表示，中方在世貿組織提起訴訟，是通過法律手段解決中方關注，是捍衛自身合法權益的必要方式。我們希望美方放棄零和博弈思維，及時糾正錯誤做法，停止擾亂芯片等高科技產品貿易，維護中美正常經貿往來，維護全球芯片等重要產業鏈供應鏈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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