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法治日報》報道，7月7日，中央社會工作部部長吳漢圣主持省部級干部信訪工作專題研討班結業式。報道顯示，吳漢圣已擔任新組建的中央社會工作部首任部長。
公開資料顯示，吳漢圣出生于1963年4月，山東臨朐人，早年曾在中央國家機關工委組織部工作，后調任地方，曾在遼寧、山西任職。2018年12月，吳漢圣回到中央和國家機關工委，任副書記。2020年任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駐中組部紀檢監察組組長，2022年任中央和國家機關工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書記。
根據今年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以下簡稱《方案》），中央社會工作部負責統籌指導人民信訪工作，指導人民建議征集工作，統籌推進黨建引領基層治理和基層政權建設。省、市、縣三級黨委也將組建社會工作部門，并相應劃入同級黨委組織部門的“兩新”工委職責。這意味著中央到地方將構成垂直管理體系。
根據《方案》，中央社會工作部統一領導國家信訪局。國家信訪局由國務院辦公廳管理的國家局調整為國務院直屬機構。有專家向南都記者表示，此次調整后，未來信訪工作更趨于專業化，可能向研究型信訪發展。
長期在基層治理一線進行研究的學者認為，將信訪治理與社會工作統籌在一起，打破了此前信訪只負責信訪，民政只負責民生的狀態。 “信訪+民政”模式是化解信訪矛盾的有效方式。
吳漢圣。資料圖
曾在中央國家機關工委工作多年，有紀檢工作經歷
1985年，吳漢圣從吉林工業大學熱能動力工程系內燃機專業畢業后，進入原機械部工作，歷任機械部科技情報所干部、人事處干部科副科長、團委副書記等職，1990年任機械部團委常委、科技情報所團委書記（副處級），時年27歲。
1991年，吳漢圣離開機械部，來到中央國家機關工委組織部，先后擔任組織處助理調研員、組織處副處長等職。1994年，轉任新華社澳門分社人事部（組織部）副處長。在新華社工作3年后，1997年，吳漢圣重回中央國家機關工委組織部工作，之后擔任組織部干部處處長、副部長，中央國家機關工委統戰（群工）部部長等職。2007年任中央國家機關工委組織部第一副部長（正局級）。2009年任中央國家機關工委委員、組織部部長。
2010年，吳漢圣調任沈陽市副市長，2013年任沈陽市委常委、組織部部長，2014年調任營口市委書記，2016年出任遼寧省委常委、省委秘書長，次年調任山西省委常委、組織部部長。
2018年機構改革組建中央和國家機關工作委員會，吳漢圣任中央和國家機關工委副書記。2020年12月報道顯示，吳漢圣已任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駐中央組織部紀檢監察組組長。2022年5月報道顯示，吳漢圣已任中央和國家機關工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書記，直至此次履新。
天津市和平區信訪事項人民調解委員會工作人員對雙方當事人進行調解。 新華社資料圖
未來可能向研究型信訪發展，在基層治理中化解矛盾
根據《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新組建的中央社會工作部，負責統籌指導人民信訪工作，指導人民建議征集工作，統籌推進黨建引領基層治理和基層政權建設，統一領導全國性行業協會商會黨的工作，協調推動行業協會商會深化改革和轉型發展，指導混合所有制企業、非公有制企業和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新就業群體黨建工作，指導社會工作人才隊伍建設等，作為黨中央職能部門。
中央社會工作部統一領導國家信訪局。國家信訪局由國務院辦公廳管理的國家局調整為國務院直屬機構。
此次改革中，信訪系統的調整備受關注。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翟校義告訴南都記者，中央社會工作部的成立，意味著信訪工作變成一種專門業務，未來信訪工作會越來越專業化，可能會向研究型信訪發展，即對信訪的數據和資料進行研究，發現信訪內容反映的問題和人民的需求，并將結果向上反映。
翟校義認為，這次中共中央專門成立了一個工作部，加強對國家信訪局的領導，強化信訪工作收集相關社情民意的功能，很多信訪事務就可以進入到中央社會工作部的決策層，基層遇到很重要的信訪問題可以向上反映，國家信訪局就可以將問題反映給中央社會工作部，讓中央在更大范圍內進行研判，對政策做出調整。
“這樣可以專門幫助黨和政府發現正在運行的政策當中可能存在的問題，有更多的機會使黨的領導能夠直接地呈現出來。” 翟校義說。
根據《方案》，中央社會工作部劃入民政部的指導城鄉社區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設、擬訂社會工作政策等職責，統籌推進黨建引領基層治理和基層政權建設。
理解“信訪+民政”的模式的關鍵，一些學者認為，首先要了解當前國內的社會環境。
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李程偉公開撰文表示，當前，人民的利益意識和權益意識空前覺醒，整體社會呈現出無數利益主體相互關聯、博弈、競爭、沖突等等景象。這一社會生態環境，對黨的社會工作創新提出前所未有的要求和挑戰。有關個體利益訴求的表達激增，黨和政府那種抽象性和整體性地代表和維護人民群眾利益的方式已不可行。
李程偉稱，面對與社會利益分化相伴而來的諸多弱勢群體問題，信訪工作需要增強統籌性、開放性和可及性，真正打造成為人民權益保護的“兜底”機制和“良心”工程；黨在基層社會建設和治理以及其他社會服務與管理等方面，同樣需要根據社會環境進行領導方式和工作機制的創新。
翟校義認同李程偉的觀點，他認為將信訪與基層治理進行專業歸口管理，是因為信訪治理和矛盾化解主要依賴基層，信訪工作中的很多事務都與社區治理、基層治理等息息相關。
山東大學威海發展研究院研究員郭劍雄長期在一線參與基層治理實踐與研究，他向南都記者表示，中央社會工作部將信訪治理與社會工作統籌在一起，打破了此前信訪只負責信訪，民政只負責民生的狀態。
郭劍雄認為，此舉可以統籌社會各方力量，以專業方法開展基層社會治理，滿足老百姓的需求，解決社會問題。他說，中央社會工作部有兩大優勢，一是由于政治優勢使得其開展工作更加行之有效，其次是更有利于社會治理的專業化。
據了解，郭劍雄帶領團隊在威海環翠區鯨園等多個街道社區內參與社會工作站的建設，為基層工作者開展專業培訓。他介紹，社會工作站的工作內容是邀請如心理、法律和公共管理等領域的專業人才加入，解決社會問題、化解社會沖突，并為老幼群體和困難家庭提供社會服務。同時，總結矛盾治理經驗，并上升到政策與理論層面。
郭劍雄也坦承，基層解決棘手信訪案件的能力有限。但如果在矛盾初期介入調節，是可以防止一部分矛盾沖突上升為信訪問題。
據他觀察，許多信訪人需要的其實是尊重，這就需要基層工作人員破除偏見，給予更多尊重與理解，并掌握專業的溝通技巧和心理學等知識。與此同時，基層如果能在信訪人生活上進行幫扶，當中有些人也會選擇息訴罷訪。
調整后或將改變信訪系統責重權輕狀態
不少學者認為，此次國家信訪局由國務院辦公廳管理的國家局調整為國務院直屬機構，進一步提升了信訪機構的層次規格，有利于更好地回應人民群眾訴求。
翟校義認為，強化信訪工作收集社情民意的職責，是貫徹落實新時代黨的群眾路線的一個具體體現，強調的是這一制度的政治性。
他表示，信訪制度的政治屬性一直都很強，信訪就是黨和政府聯系人民群眾的紐帶。“干群關系、黨群關系始終不能脫離群眾，要保持魚水關系；脫離群眾，這個政權就非常危險。從歷史發展來看，信訪制度的地位一直在上升，每次制度改革，目的都是為了與群眾保持更密切的聯系。”翟校義說。
公開資料顯示，信訪制度正式確立于1951年，此后中央和各地相繼設立相關機構。1995年國務院頒布《信訪條例》（2005年修訂），信訪工作步入法治化軌道。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改革信訪工作制度，提出實行網上受理信訪制度。2022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信訪工作條例》，同時廢止《信訪條例》。
此輪信訪系統的調整，能否改變長久以來責重權輕的狀態引發思考。
翟校義認為，實際上，信訪機構的權力并不輕。此前施行的《信訪條例》第36到38條，均對信訪機構可以行使建議權作出規定，例如：“縣級以上人民政府信訪工作機構對在信訪工作中推諉、敷衍、拖延、弄虛作假造成嚴重后果的行政機關工作人員，可以向有關行政機關提出給予行政處分的建議。”
翟校義將這項權力形容為“一把尚方寶劍”：“很多人覺得它太重了，拿不住、不敢用。”。據他觀察，很多信訪部門沒有行使過這項權力，甚至有個機構稱十幾年來只用過一次。
他表示，為了解決“不敢用”的問題，2022年《信訪工作條例》在《信訪條例》的基礎上，增加規定黨委和政府信訪部門應當編制信訪情況年度報告，并在報告中寫明提出改進工作、完善政策、追究責任建議以及被采納情況。
此外，翟校義還提到，以前的信訪條例規定的是“依法及時就地解決問題”。信訪工作條例則把這一規定調整為“依法按政策及時就地解決問題”，加上“按政策”，是因為除了中央之外，地方也有制定政策的權力。發現問題時，地方可以基于本地的情況出臺新的政策，補上原有政策的漏洞。
采寫：南都記者 郭若梅 蔣小天 發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