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報記者 陳輝
5月9日，國內首例“單身女子凍卵案”二審在北京開庭，未當庭宣判。近年來，女性凍卵的合法性問題備受關注。正值母親節來臨之際，又處于我國全面放開三孩政策即將滿兩年、人口結構發生變化的社會背景之下，此案再度引發對凍卵這一爭議話題的討論。一些女性認為“我的身體我做主”，希望通過凍卵為“成為母親”的選擇保留時間是否合理？政策的限制又是出于什么考量？面對客觀增加的女性凍卵需求，有觀點建議有條件適度放寬，法律有無可能作出積極回應？
訴訟：一種權利的主張
“單身女子凍卵案”的爭議點在于單身女性是否有權利凍卵，以及醫院的拒絕是否構成對一般人格權的侵害。
2018年12月，時年30歲的徐棗棗向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婦產醫院尋求凍卵服務，卻被醫院以其單身身份及非醫療目的為由拒絕。其后，徐棗棗以“一般人格權糾紛”案由將該醫院告上法庭，請求法院判令被告為其提供凍卵服務。一審判決徐棗棗敗訴，駁回其訴訟請求。
此次二審中，徐棗棗代理律師表示，相較于一審，她們更強調了“卵子也是身體一部分”的問題。
從徐棗棗起訴至今已有四年多時間，她一直沒有放棄凍卵的想法。接受媒體采訪時，徐棗棗表示：“如果敗訴的話，看有沒有其他的在國內適用的法律途徑可以繼續走一走。”
深圳鄢女士一直關注此案進展。2018年開庭時她才剛參加工作不久，這幾年她不斷面臨家人的催婚，但因沒有遇到“Mr Right”（真命天子），并不想為了結婚或生育而將就。今年28歲的她看到身邊有患不孕癥的朋友，萌生了提前凍卵的想法。
在鄢女士看來，當下還不想生育，不意味著之后也不想，“我希望凍卵讓我有后悔的機會，給自己的生育多一份保障”。
有調查顯示，如今，和徐棗棗、鄢女士有類似想法的女性不在少數。
經濟學家任澤平在其《中國輔助生殖研究報告2023》中指出，超六成被調查女性希望通過凍卵保存生育能力，其中30-34歲女性意愿最高，高學歷者意愿更高。
禁區：“不可承受之重”
“女性的生育觀念的確正在發生變化，臨床中我們時不時會遇到前來咨詢凍卵事宜的單身女性。”廣東省中醫藥學會生殖醫學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嶺南婦科研究所副所長、生殖醫學學科帶頭人周少虎教授告訴記者，對于這部分女性，他們能理解，但也只能婉拒。
據了解，我國限制女性凍卵的政策依據主要是原衛生部于2003年出臺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規范》，其中明確“禁止給不符合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法規和條例規定的夫婦和單身婦女實施人類輔助生殖技術”。
周少虎表示，他所在的生殖中心只為已經進入輔助生育治療周期的已婚女性提供凍卵服務，比如妻子已經取卵，但丈夫身體出了問題、精子質量不達標，那么取出的卵子可以暫時冷凍起來。
有些生殖中心尺度則更大一些，還可以為已查出患有乳腺癌、卵巢癌等惡性疾病的女性（包括已婚和未婚）提供凍卵服務。疾病本身或治療會對生育能力造成極大沖擊，提前凍卵可以為女性提供生育力的保存。
“為這部分人群凍卵處于灰色地帶，但為健康單身女性凍卵是各生殖中心都不敢觸碰的禁區。”周少虎說。
一些女性對凍卵的關注，還出于一個原因：單身男性可以凍精。據了解，《人類精子庫基本標準和技術規范》沒有明確禁止單身男性凍存精子。在實踐中，一些地方精子庫為單身男性出于生育力保存的目的冷凍精子開了綠燈。
不過，和男性凍精相比，女性凍卵過程更復雜、風險更高。女性要先注射促排卵藥物，取卵手術也屬于外科手術，可能會引發卵巢過度刺激綜合征，存在健康風險。另外，冷凍后的卵子復蘇存活率也遠沒有精子復蘇后的存活率高。換句話說，凍卵并非萬無一失的“后悔藥”。
除了技術層面的問題，更讓醫學專業人士擔心的是，如果凍卵放開，恐怕會給卵子買賣、非法留下空子可鉆。如果讓生殖中心自行甄別并承擔責任，顯示是“不可承受之重”。
需求：難以回避的現實
不可忽視的是，女性凍卵的需求確實有所上升。背后的一大原因是，婚育年齡的推遲與隨之而來的不孕不育率增加。
《中國人口普查年鑒-2020》顯示，2020年，中國人平均初婚年齡漲到了28.67歲，和10年前相比推遲了近4歲。一般來說，女性的生育力在25歲時達到頂峰，此后開始走下坡路，35歲時的生育力就只有25歲的50%，38歲則剩下25%，到40歲以上就不到5%了。
周少虎坦言：“如果45歲及以上的女性來生殖中心提出做試管嬰兒，我們都會建議她放棄。”
中國人口協會、國家衛健委發布的另一項數據則顯示，中國育齡夫婦的不孕不育率從20年前的2.5%-3%攀升到近年的12%-15%。
更讓醫學專業人士擔心的是，在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女性卵巢功能早衰正趨于年輕化。
近日在廣州舉行的“臨床診斷規范化與能力提升——婦科生殖內分泌疾病與不孕管理研討會”上，中山大學附屬第八醫院婦科肖青教授介紹，深圳不少20多歲女性已出現卵巢功能下降。中山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張清學教授在這次研討會中也談到：“目前我們專業人士認為生小孩最佳的年齡是25-29歲。”但他承認，這確實對很多職業女性來說不太現實。
爭論：“紅線”有可能調整嗎？
如何看待女性對于凍卵的需求？周少虎對記者表示：“從醫生的角度看，未婚女性凍卵對于生育力的保存有積極意義，特別是在國家鼓勵生育這樣的大背景下。不過，要有相關配套的系列法律法規作為保障，讓卵子買賣者沒有漏洞可鉆，讓生殖中心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有觀點認為，原衛生部出臺《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規范》的時間是2003年，20年過去了，距離我國全面放開三孩政策即將滿兩年，人口結構也發生了深刻變化，在新的背景下，相關法律法規理應與時俱進、適度調整。
廣東凱立盛律師事務所李立凱律師建議，鑒于時代的變化，法律與醫學專家宜綜合考慮各方面因素，有條件地調整凍卵的“紅線”，如適度放寬至年齡35周歲、有卵巢功能早衰前期表現，或原位癌需治療的女性。他還提出，地方或可先探索出臺地方性的政策。
據了解，有個別地方已有嘗試，讓特定女性有機會通過凍卵保存生育能力。
2013年，上海市衛生和計劃生育部門發布《上海市人類輔助生殖技術服務項目質量控制的通知》，并未將單身女性完全排除在可凍卵的適應人群之外，除了特殊情況下具有不孕病史和助孕指征夫婦之外，希望保持生育能力的癌癥患者也可實施。
近幾年，單身女性凍卵的合法性問題愈發受到關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復旦大學附屬婦產科醫院院長徐叢劍接受媒體采訪時就表示，建議適度放開未婚女性進行凍卵等輔助生殖技術。
就在今年3月，有媒體報道國家衛健委正組織征求專家關于放開單身女性凍卵的意見。這在民間被認為或是傳遞輔助生殖政策可能松綁、放開對單身女性凍卵限制的信號。
如何滿足一部分女性乃至家庭的需求，同時避免出現技術濫用以及與凍卵相關的灰色鏈條，妥善處理這場技術、權利和倫理的較量，需要更多討論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