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日本股市漲勢如虹，一季度經濟數據搶眼，全球矚目。而不久前的G7峰會首腦宣言，強調供應鏈安全和“去風險化”，這其實就是去中國化。那么日本經濟究竟好不好，日本經濟已經具備去中國化的底氣了嗎？
風頭正勁的日本經濟
當前日本經濟復蘇在數據層面是貨真價實的，5月17日，日本政府發布了今年一季度GDP數據，日本GDP環比增長0.4%，實現去年二季度以來的首次環比正增長，年化同比增長1.6%，大大超出市場主流機構預期的0.7%。
這里需要注意，部分國內讀者可能對百分之一點幾的增長是否可以稱之為復蘇抱有疑問，日本經濟長期低迷，近10年中僅2021年錄得2%以上的GDP增長（受上年疫情影響，同比基數較低），經濟增長率超過1%已屬不易。
1-3月GDP年增長率1.6%，連續三季度增長
第一生命經濟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熊野英生，甚至將本次數據與日本眾議院選舉相關聯，認為當前勢頭如能維持兩個季度，首相岸田很可能會將此作為政績，解散眾議院，提前進行選舉，擴張政治版圖。
本輪復蘇當中，日本消費、投資、出口均有不俗表現。其中消費最為搶眼，居民消費占日本GDP比重常年超過50%，隨著疫情影響逐步消散，內需穩步恢復，日本消費一季度環比增長0.6%，連續四個季度正增長。
居民消費中，汽車消費貢獻最大，疫情造成的供應鏈紊亂逐步緩解，日本國內汽車銷量報復性反彈，以豐田汽車為例，一季度日本國內銷量同比增幅為達31.4%。在“與病毒共存”的政策主導下，餐飲、客運、酒店業也呈穩健復蘇態勢。
與居民消費共同撐起日本內需的企業設備投資同樣表現不俗，錄得0.9%的環比增長，維持了上季度以來的復蘇勢頭，此前民間機構大都預計一季度本項數值為負。日本內閣府表示，商用車銷售火熱對企業設備投資增長貢獻最大。
房地產方面，住宅投資連續兩個季度正增長，本季度增長0.2%，而自2021年2季度以來，日本住宅投資已經連續下滑了5個季度。公共投資則實現環比增長2.4%，連續四個季度正增長。
出口方面喜憂參半，本季度日本出口環比下降4.2%，連跌六個季度，半導體制造設備和汽車出口下滑，拖累日本出口整體表現，但亮點在于外國訪日游客人數急速回升（外國游客境內消費計入日本GDP），目前已恢復至2019年水平的70%。在海外主要國家貨幣緊縮，外需不振的大背景下，日本出口能有如此表現也屬不易。
通觀日本一季度經濟數據，內需對GDP增長的貢獻率為0.7%，外需則為-0.3%，內需成為日本經濟的中流砥柱。
核心指標方面，日本核心CPI（除去生鮮食品及能源價格）4月上升4.1%，年度“春斗”（日本工會組織的全國性勞資談判）預計漲薪近4%，工資上漲，物價上漲，通脹遠超曾經2%的政策目標，脫離困擾日本多年的通貨緊縮，一切似乎穩中向好。
漲勢如虹的日本股市與GDP數據交相輝映，截至5月22日，日經指數年內錄得漲幅19%，收31086.82點，自1990年7月以來首次突破31000點大關。
2021年4月起，海外投資者已購入約440億美元（約6萬億日元）的日本股票。日經指數突破1989年的歷史高點似乎已近在咫尺。高盛認為，日本股市正在接近十年一次的大牛市。
與此同時，巴菲特大筆增持日本五大商社股票，據彭博社測算，巴菲特持有的日本商社股票價值，已由2020年的61億美元翻倍至130億美元，消息公開后，外國投資者的買入量在過去一個月內急劇增加。
巴菲特表示，日本股票是其在美國以外國家中持有的最大頭寸，未來還會進一步增持。5月6日伯克希爾·哈撒韋股東大會，已清倉臺積電的巴菲特更是公開表示，與臺灣（地區）相比，他更喜歡投資日本。
制約日本經濟發展的關鍵癥結猶存
日本經濟的短期表現的確不錯，但是前景如何？長期制約日本經濟發展的關鍵癥結有三，且存在交叉：
第一個癥結是公共債務規模居高不下，存在金融危機隱憂。綜合日本官方數據，截止2022年末，日本國債地方債合計約1200萬億日元，其中國債1029萬億。以國際通行的公共債務對GDP比例衡量，日本2021年已達262.5%，在IMF列出數據的88個主要國家當中排名第一，甚至高于委內瑞拉。
日本普通國債余額逐年增加，占GDP比重增加
來源：日本財務省，日本公債現狀
造成日本公共債務規模居高不下的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經濟長期低迷，稅收增收困難；二是人口老齡化日趨嚴重，養老金等社會保障支出愈發龐大；三是存量債務規模過大，利息負擔沉重，需要不斷借新還舊。
2022年日本政府一般財政支出規模約為110萬億日元，其中社保支出占比32.9%，國債利息支出占比22.1%，為填補收支缺口，日本政府新發公共債務39.6萬億日元，占一般財政收入的35.9%，這是日本近年的常態。
哈佛大學經濟學家羅戈夫在2009年的一篇經典論文中指出，一國公共債務對GDP比超過90%即進入危險水域，抑制經濟增長，財政存在破產風險，羅戈夫的觀點影響深遠。但國際市場唱衰日本債市泡沫已有10多年的歷史，也曾有對沖基金押注日債暴跌而血本無歸，日本國債泡沫究竟會不會破？
會，但是有過程。
當前日本債市泡沫之所以沒有破裂，關鍵因素在于，日本公共債務多為以日元計價的內債，且日本維持了規模龐大的海外凈資產，連續31年穩居全球最大債權國，沒有外債。公共債務絕大部份被日本國內機構消化，而本幣債務名義上基本不存在違約風險，委內瑞拉經濟崩盤后，本幣債務依舊按時還本付息，只不過本幣已幾乎沒有購買力。
日本債市泡沫更像是一場政府財富消耗速度與國民財富積累速度之間的比拼。如果“國富”禁得起、跟得上政府消耗，政府債務可以越滾越大，但如果某一天跟不上了，日本開始舉借外債，這就會成為危險的開始，因為外幣債務無法通過“印錢”來稀釋。而這個泡沫如何才能維持下去，它需要欣欣向榮的日本經濟，需要日本企業維持一流的國際競爭力。
外債違約的國家會有何種下場，希臘，斯里蘭卡，甚至恒大都是前車之鑒，這里不再贅述。
第二個癥結是少子高齡化愈演愈烈，經濟增長內生動力不足。
據日本人口問題研究所4月發布的報告測算，至2070年，日本人口將減少約30%，降至8700萬人，總人口中65歲以上老人比例將由2020年的28.6%上升至38.7%，0-14歲人口比例將由12%下降至6.3%。
來源：日本人口問題研究所，2070年日本人口年齡構成
人口減少對經濟造成的負面影響是全方位的，很多國內解讀從未來房市缺少“接盤俠”的角度進行考慮，但按照經典經濟學理論，人口減少主要通過勞動力減少、資本投入減少、阻礙全要素生產率提高三個渠道，制約經濟長遠發展。
隨著少子高齡化加深，人口規模萎縮，勞動投入減少，而老人通常收入少，剛性支出多，老齡化導致經濟發展所需的資本投入不足，而人口規模萎縮對全要素生產率同樣會帶來負面影響，顯而易見的一點是科研人員數量也會隨之減少。
如下圖所示，隨著老齡化的深入，20多年來日本潛在經濟增長率呈萎縮態勢，目前主要增長動力來自生產率的提高，但其本身也在逐漸下滑。
數據來源：日本內閣府《潛在增長率》
第三個癥結是日本核心產業國際競爭力下降。
個人生活感受層面，國內讀者與日本產品的交集應該是越來越少，曾經炙手可熱的日本家電、手機等，如今已變得相對稀有，這只是日本制造業國際競爭力下降的一個縮影。
在以汽車為代表的核心產業領域，日本的國際競爭力也在顯著下滑。
為什么選取汽車行業？因為汽車行業對日本經濟的整體影響最大，波及效果最廣。
在日本經濟產業省今年發布的產業關聯分析中（報告數據截止2019年），汽車制造業對整體經濟的波及指數約為2.7，意即每單位的汽車制造業需求，能夠帶來整體經濟2.7個單位的附加需求，汽車零部件行業同樣表現突出，汽車及零部件制造對經濟帶來的波及效果一騎絕塵，遠高于其他行業。
來源：日本經濟產業省《產業關聯表》，最下方藍框為汽車及汽車零部件制造業
日本汽車行業國際競爭力下降有以下兩項例證：
一是全球范圍內，以市值計，躋身行業頭部的日本公司不論是數量，還是相對規模，都在走下坡路。2001年，全球12大汽車公司中，有6家是日本企業，前4名中，日本企業占據3家，豐田汽車高居榜首。
而截止5月23日，全球市值最大的12家汽車公司中，日本企業僅兩家，分別是位列第二的豐田和位列第十的本田，兩家公司市值合計，尚不及特斯拉的一半。
國際資本用真金白銀對公司前景作出評判，這可能是日本汽車業國際競爭力下降的最佳證據。
第二項例證來自車企最“卷”的中國市場和日本一季度的出口數據。日本海關數據顯示，今年1-3月，日本對華整車出口同比下降幅度分別為69.4%、54.9%和67.9%，是造成一季度日本出口數據不佳的主要原因之一。
日企對華汽車出口下滑幅度遠超歐美等其他地區，理論上存在中國經濟疲軟影響日本車企外需的可能。豐田公司也將自己在華表現不佳的原因歸咎于中國經濟刺激政策空檔期，和去年以來的零部件供應緊張。
但如果橫向對比今年一季度國內車市數據，這種可能性很難站得住腳。受多方面因素影響，國內一季度車市表現的確欠佳。乘聯會發布的數據顯示，一季度國內狹義乘用車市場累計零售銷量426.1萬輛，同比下降13.4%，國內汽車銷量的下滑幅度與日本對華汽車出口的下滑幅度并不成比例，日本車企自身存在問題的可能性更高。
在新能源汽車的爆發期，近年以豐田為代表的日本車企先是押錯技術路線，重點發展氫燃料電池，但液態氫本身的制造、運輸、存儲標準較高，推廣難度大，而在汽車智能化的大潮中，日企因IT人才不足，體制僵化等多方面原因，也并未跟上潮流。
豐田汽車2022年在中國售出194萬臺新車，與上一年相比下降0.2%，連續10年下降。
日本車企的頹勢在國內甚至可以目測，我們可以站在街邊，分別數一數有多少新能源牌照的特斯拉和日本品牌，答案一目了然。
對于上述三個問題，日本政府有著清醒的認識，也有強烈的解決意愿，但這些深層次、結構性的問題并非是搶眼的單季度經濟數據能夠解決的。
在消除公共債務隱患，重建日本財政方面，日本學者巖田規久男曾指出，如果日本能夠擺脫通縮，GDP名義增長率達到4%以上，日本有望解決財政危機。本季度日本GDP年化名義增長率為6.8%，這是
一個好的開始，但能否持續還有待觀察。而人口危機和企業競爭力問題，從單季度經濟數據上都看不到改善的希望。
日本現有政策選項恐難見效
金融政策層面，日本政府解決公共債務危機的主要舉措是維持量化寬松，繼續追求2%的通脹目標。長期穩定的低通脹在推動經濟良性發展的同時，能夠使以日元計價的日本公共債務實際價值逐步縮水。
4月10日，植田和男就任日本央行總裁，在記者見面會上，植田明確表示，自己將繼承上屆央行力推的金融寬松，努力實現長期穩定的2%通脹目標。
近年來的日本通脹主要來自外部沖擊，物價上漲超出工資漲幅，繼續維持寬松的貨幣政策其實有違民意，好在岸田政府支持率高企，政權穩固，有繼續寬松，重建財政的政治資本。
“日本銀行開始搞起了植田新體制”——植田和男，被認為兼備理論和實踐，二戰后的第一批學者出身的日本銀行總裁。
這里有一點需要注意，盡管日本央行在金融政策制定方面具有名義上的獨立性，但央行總裁人選須由首相提名，國會審議通過，當中應有政治勾兌，所謂獨立性聽聽即可。
那么日本有無可能成功維持當前的通脹水平？很難。
如前所述，目前日本的通脹壓力主要來自俄烏戰爭造成的大宗商品價格上漲，以及美國加息等外部沖擊，并非內生通脹，前內閣府官員齋藤潤撰文指出，目前除去能源價格的核心CPI出現上漲，更多是因為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傳導至其他消費品，長期持續的不確定性很高。而日銀總裁植田對此也有認識，在上月進行的G7財長及央行總裁會議上，他預計日本通脹將在下半年跌回2%以下。
財政政策方面，日本政府的主要選項是增稅，以及通過提高社保繳費等方式平衡社保收支。增稅的主要對象是消費稅和企業所得稅，兩者也是日本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以2022年數據為例，消費稅占一般財政收入比例為19.6%，為增發國債以外的第一大收入，企業所得稅占比則為12.1%。
自1989年起，日本消費稅經歷了漫長的增稅周期，稅率由3%，逐次提高至5%，8%，并于2019年提升至10%，為重建日本財政，IMF在2019年的一篇報告中，明確建議日本應在2030年前將消費稅率提升至15%。
日本政界和學界內部，近期關于繼續提高消費稅率的呼聲也不絕于耳。去年10月，日本政府稅制調查會（首相咨詢機構）上，多數與會專家表示，為消除財政隱患，日本有必要進一步提高消費稅率。本月15日，日本經濟再生擔當大臣后藤茂之在接受國會質詢時表示，為確保應對少子化的財政支出來源，不排除進一步提高消費稅率。
提高消費稅率不同于低通脹，對民眾造成的“痛苦”立竿見影，民意阻力巨大，影響政府支持率。同時，提高消費稅率也并不一定能夠達到財政增收的效果，商品價格上漲會壓制部分消費需求，以上世紀90年代橋本龍太郎政府提高消費稅率為例，實施后消費稅收不增反降。
企業所得稅增稅其實已經提上日程，為應對軍費擴張帶來的財政缺口，日本政府預計于2024年后，將企業所得稅提高4到4.5個百分點，然而企業界對增稅也不情愿。
近期日本國內熱議少子化應對舉措的財政來源，岸田迫于民意壓力明確表示不會增加消費稅，財源主要通過醫保繳費上漲和增加企業繳費金額來實現。經團連會長十倉雅和對此頗為不滿，他對記者表示，不應排除增加消費稅的選項。
不排除將稅務問題包含進來實現最佳組合的的策略。
在提高醫保、社保繳費比例方面，日本政府也在積極推進，但幅度較小，對重建財政影響有限。在經濟增長難有顯著改觀的情況下，增稅實質無非選擇增加哪個社會群體的實際負擔，而消費者有選票，企業有政治獻金，對日本政治家而言，增稅并非易事。
人口政策方面，日本政府著力增加生育和育兒補貼，并探討進一步放寬移民門檻，吸收海外人口。今年4月，日本生育和育兒一次性補貼金額由42萬日元提升至50萬日元，未來可能會進一步出臺其他補貼項目。但類似政策并未觸及少子化根源——日本年輕人為什么選擇不生？
通常而言，婚姻是生育的前提，日本少子化嚴重的前置因素其實是不婚率顯著上升。日本人口問題研究所去年9月發布的報告顯示，日本未婚男性中，選擇終身不婚的比例在2021年已上升至17.3%，未婚女性的選擇比例為14.6%。
來源：日本人口問題研究所
為什么越來越多的人選擇不結婚？該報告顯示，35歲以下適婚青年的不婚理由當中，占比最高的分別是沒遇到合適的結婚對象，不想失去獨身帶來的輕松自由，以及覺得結婚沒有必要。
這種年輕人價值觀層面的變化，是很難通過政策加以扭轉的。
另據日媒報道，日本政府將針對餐飲、保潔、車輛維修、農業等12個行業修訂在留資格，從事該行業的外國勞工可以輕易獲得日本事實上的永久居住權，家屬也可隨同前往日本，變相放寬了移民準入門檻。此前，日本政府吸納移民主要針對年輕高學歷外國人才，最快1年便可以獲得永居資格。
但日本吸納移民的問題在于，一來日語門檻較高，文化特殊，外國人融入日本社會難度較大，大規模吸納有可能誘發社會問題，其次如果社會觀念未變，外國人移民日本后，同樣有可能不會選擇生育，吸納移民也并非日本人口問題的治本之策。
日本追加了2號技術簽證的認可專業范圍和權限，護工、IT、汽車等等行業均可，且可以攜家屬。
至于如何提升日本核心產業競爭力，安倍執政時期從企業管理層面著手，力推公司治理改革，但時至今日效果有限。如今的岸田政府則主要試圖重振日本半導體行業。
1988年，國際半導體市場中，日企份額曾高達50%，但此后一路下滑，至2019年已跌至10%。為重振半導體行業，日本政府積極吸引臺積電、聯電、因特爾、美光等國際巨頭在日設廠，扶植國內產業鏈。
在本月初經濟產業省發布的《半導體及數字產業戰略》中，日本政府計劃2030年前，將國內半導體市場銷售額提升3倍，至15萬億日元。這一數字與汽車行業60萬億以上的規模相比并不算大，日本半導體產業能否重振，重振之后又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提振整體經濟，都還有待觀察。
日本經濟是否離得開中國？
綜上所述，日本今年一季度的經濟數字的確令人眼前一亮，國際資本看好，股市大漲并非沒有根據，但日本經濟的深層次結構性問題仍存，且現有政策選項見效難度很高。日本經濟不應被唱衰，日本面臨的很多問題，其實中國經濟也感同身受。
G7峰會首腦宣言中的“去風險化”，“構建經濟韌性”，實質就是“去中國化”，但在深層問題難以解決的前提下，“去中國化”對于日本經濟而言將會非常痛苦。
中日貿易層面，去年日本對華出口占日本出口總額的比重達19.4%，中國是日本最大的貿易伙伴，中國需求也是日本外需的關鍵組成部分。在華日企方面，日本貿易振興機構去年7月發布的報告顯示，2021年，72.2%的在華日企是盈利的。
此外，在間接關乎日本債市泡沫穩定與否的海外凈資產方面，日企在華直接投資收益，為日本海外凈資產規模提供了有力支撐。2022年，日本對外直接投資收益27萬億日元，中國市場貢獻3.2萬億日元，僅次于美國市場。說中國經濟不但會影響日本經濟增長，甚至會影響日本金融穩定也許并不為過。
日本自民黨內各個派系會議日程
前自民黨干事長二階俊博曾公開表示，不拿中國當回事，日本連飯都吃不上。二階與日本經濟界關系密切，在自民黨內，二階領導的派閥規模不及最大的清和會一半，但吸金能力旗鼓相當，與企業界的集會每晚都能募資2億日元以上。他的說法雖然在中國人看來也有點夸張，但某種程度上，應該反映了日本經濟界的呼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