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草原，你會想到什么？
在過去的影像里，草原時常被呈現為美麗的遠方，包容現代傷痛的原鄉，或是淳樸的牧民，熱情奔放的歌舞。而對于在草原長大的牧民與他們的后代來說，草原意味著什么？
不久前上映的電影《臍帶》講述了一個在大城市做音樂的蒙古族年輕人阿魯斯回到故鄉，帶著患了阿爾茨海默病的母親回到從小生活的草原，尋找她心中的“家”的故事。電影所牽連出的，是游牧作為一種生活經驗在現代世界中的式微，以及出生在草原的兩代人，圍繞城市與草原、現代與傳統之間所展開的思考。
在電影《臍帶》里，青年導演喬思雪通過一場母子之間的回歸草原之旅，展開了一次傳統和現代的對話。“臍帶”（原指系在母子之間的一根繩子）象征著過去與傳統，更象征著一種與故鄉的羈絆。傳統的游牧經驗意味著什么？在現代世界的逼迫下，它面臨著什么樣的處境？離開草原的年輕人，如何面對自我的身份？
電影《臍帶》劇照。
撰文｜王婷婷
城市化中的失落
“Yellow wall and empty eyes, I loose my mind; in the world and empty eyes, I’ve put my past behind（黃色的墻，空洞的眼睛，我迷失了我自己；在這世界，空洞的眼睛，我丟失了過去）.”
這段歌詞，來自電影《臍帶》的主人公阿魯斯的扮演者伊德爾創作的歌曲《Ayaran》，“Ayaran“在蒙語里的含義是順其自然。歌詞精準地抓住了出生草原的蒙古青年在進入城市之后的彷徨。在現實世界里，伊德爾本人的身份與電影里扮演的角色相似，一個在大城市里嘗試融合現代電子樂和蒙古族傳統的馬頭琴的青年音樂人。
這樣的彷徨，也是在經歷迅速的城市化過程中，掙扎于傳統和現代之間的草原牧民的內心寫照。在近幾十年的城市化中，傳統的游牧社會面對的是社會結構和日常生活的劇烈變化。人們被迅速地卷入時代的變化中，時間像被折疊一樣飛速向前，如同《Ayaran》的歌詞里寫的，“1234567，24小時，我希望一天有48小時……”
電影《臍帶》劇照。
在《臍帶》里，在北京做音樂的弟弟阿魯斯回到內蒙古小城里的哥哥家，見到的是像丟了魂一樣的母親。母親娜仁左格無法適應住在小城單元樓里的生活，她得了阿爾茨海默病，不記得自己已經搬到城市好幾年，卻總是拼命地在房間里的墻上畫樹、畫馬、畫草原上的敖包，喊著要回家——草原上的家。這一幕或許代表了牧民群體在進入城市后的普遍心情。當現代世界襲來，曾經逐水草而居的牧民們被安置在城市的蹩腳復制品里，當生活方式在短時間內發生劇烈變化，籠罩在人們內心的是一種普遍的失落感。
在過去以游牧與草原為題材的電影里，我們經常可以看到這樣一種失落感：俄羅斯導演尼基塔·米哈爾科夫的電影《套馬桿》拍攝于1990年代初，彼時，草原上的生活還未發生太多變化，改變從牧區周邊的城鎮開始，牧民剛波在妻子的勸說下進城買電視機和避孕套，這些現代玩意兒所開啟的生活方式讓剛波感到驚訝；在回去的路上他夢到曾經的英雄與祖先成吉思汗大斥他背叛了蒙古人，大夢初醒，剛波像是遭遇了一場游離于傳統和現代之間的驚夢。紀錄片導演顧桃拍攝的“鄂溫克三部曲”將鏡頭對準因為“生態移民”政策，從大興安嶺森林移居到山下定居點的鄂溫克族人，生活方式的劇烈轉變讓許多人生活無所依托，依靠沉迷酒精釋放精神上的痛苦——因急速的社會轉型而出現的酗酒問題，在《臍帶》中也可以看到。另外，萬瑪才旦在2011年拍攝的電影《老狗》則聚焦因為內陸城市“藏獒熱”而受波及的藏族牧區，傳統上被牧民們視為家人與忠實伙伴的老狗卻面臨著被狗販子偷走賣掉的可能——在這個故事里，現代世界進一步侵蝕傳統的游牧生活。
電影《老狗》劇照。
《臍帶》所講的故事，可以說是這些故事的延續。當草原上的牧民離開了傳統的游牧生活，他們踉蹌地走進城市里的新生活，臉上卻浮現出迷惑與陣痛。電影里，留戀草原游牧生活的母親與習慣了城市生活的大兒子一家之間的矛盾，表現了社會轉型中的許多家庭在傳統生活與現代世界之間的拉扯。
不斷遠去的游牧生活
在《臍帶》里，帶著母親重回草原的阿魯斯站在河邊，聽不到自然里的聲音。母親先是帶著他聽，然后揪起他的耳朵說，“你的耳朵是生銹了嗎？”在城市里生活久了的人，自然并未向他敞開，他需要時間重新和草原建立聯系。
生活在草原上的牧民對周圍環境保持著敏銳的感知，這基于游牧社會獨特的生活方式。實際上，與外人眼中浪漫化的草原想象不同，真實的游牧生活是瑣碎而復雜的，它基于一整套生產與生活經驗。臺灣人類學者王明珂曾經在他的著作《游牧者的抉擇》里詳細討論了北亞游牧部落的生活方式。在他的論述中，“游牧”作為人類利用邊緣性資源環境的一種適應手段存在，因此，牧民在日常生計中要面對非常多來自外界環境的不確定性，他們通過“移動”以及隨時作有關移動的“抉擇”來適存于環境。同時，游牧社會中人們依靠很多社會機制（如親友互助、部落間的互助等，或是牧民之間時常溝通、交換信息），來應對游牧生活的不確定性。這些構成了游牧社會中的人們獨特的連接紐帶。
而牲畜對于牧民來說不只是財產，也是他們在游牧生活中重要的同盟和伙伴。王明珂提出，自然環境中時刻需要面對的不確定性，使牧民們更加依賴能夠適應移動性的群棲動物；因此，他們對于畜牧的動物形成了一套復雜的認知，這些認知與實際的游牧生活以及牧民的本地知識緊密相關。在日常生活中，牧民需要依據天氣和地理環境的變化、不同動物的習性來調整畜牧結構，應對外部環境的不穩定性。
電影《臍帶》劇照。
與現代城市的生活經驗不同，游牧社會的生活經驗中包含著一整套看待自然和生命的思維方式。受藏傳佛教與泛靈信仰的影響， 蒙古族與藏族的牧民們對于共同生活在草原上的其他動物的在場保有一種自覺。筆者在藏區時，聽過不少當地人因為捕獵而帶來厄運的故事；青海果洛的NGO年保玉則生態環保協會還整理過一份《藏區旅游不可不知的200事》，結合傳統文化與藏傳佛教總結了一系列旅行者在當地出行的注意事項，其中包括“不能從山腰或山頂滾落石頭，以防傷害山上的小動物”，“夏天不能在草原上翻動石頭，以防傷害到石頭下的昆蟲”等與動物生命有關的禁忌。英國人類學家Tim Ingold曾經在他的論著中，詳細討論了一種“原住民的自然觀”：在這樣的世界里，社會關系不只包含人類，也包含非人類；所有生命的經驗都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不同的經驗基于不同形式的生命體在自然中所處的位置，而人類只是眾多生命形式中的一種；對比現代科學將自然視為一個獨立于自我存在的客體，原住民從他們具體的生命經驗出發理解周圍的世界，他們對于自然的認知從自我的感覺與經驗出發，延伸至周邊環境。蒙藏地區的游牧社會的自然觀與此相類似，人們從自身經驗出發看向周圍的世界，不同的生物通過彼此的生命經驗相互勾連。
然而，隨著城市化的擴張，傳統游牧的生活經驗正在不斷萎縮。現代就像一個“巨大的無情的推土機”（Don Kulick語），傳統的游牧生活被連根拔起，越來越多的牧民選擇放棄草原上的生活，涌入城市，他們需要面對生活方式的劇烈轉變和自我身份的迷失。而即使是留在草原上的人，傳統生活的現實根基也在被迅速瓦解。隨著定牧政策與生態移民政策的推行，草原的社會結構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很多過去有游牧傳統的地區，草場被分割為不同牧戶私人所有。如今，采取流動畜牧的方式已經不再可能，牧民們在適應新的定牧生活中應接不暇。而對于很多蒙古族年輕人，即使是從小生活在草原上的“牧二代”，他們需要面對的是從小外出讀書、適應現代的城市生活——成長的過程也是他們不斷遠離草原的過程。在現代世界的逼迫下，傳統的游牧經驗正在不可阻止地后退。
剪開臍帶，作為一種答案？
沒有人能為時代劇變中的人們找到出口。看著即將放棄游牧傳統的哈薩克族牧民，李娟在《冬牧場》里寫道：就算已經隱約看到了牧人和荒野的命運，已經隱隱有所了解了，仍張口結舌，著急又混亂。越是向大處摸索，卻越是總為細小之物跌倒。更糟的是，越是 想指出最殘忍的一個事實，卻越想轉過身去，想諒解人心所向，尤其是想原諒我自己……我真是一點用都沒有……真恨自己的懦弱。但同樣的，我又寧可忍受這懦弱之苦……
面對哈薩克牧民的命運，李娟不憚于暴露自己的“懦弱”，她誠懇的態度令人動容。試圖回應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選擇是一個難解的問題。在過往以草原與游牧為題材的電影中，不同的創作者都在嘗試給出自己的答案：早期，在謝晉導演的電影《黑駿馬》里，草原作為一種包容城市所帶來的離散與傷痛的原鄉存在，電影表現為一種經典的傳統敘事，并以女性的苦難與救贖為落點。此后，幾位藏族導演異軍突起：松太加的電影主要是從個人視角出發所展開的對于哲學與情感命題的追問，在這些故事里，草原與傳統作為背景而存在，為故事提供了豐厚的土壤。而在另一位重要的藏族導演萬瑪才旦那里，傳統與現代的對比則更加明顯：他早期的電影呈現出一種內部觀察者的視角，在故事里，傳統像是一潭剛被現代世界攪動的清水，傳統與現代的對立初露端倪。而到了他后來的電影，視角不似早期作品那樣靈動，卻以更深的關照介入復雜的現實中。在這些作品里，傳統和現代的對立被逐漸激化：《老狗》的故事，以一種自殺式的方式完成了一次對于現代的拒絕與反視；《塔洛》通過一個普通牧民在遭遇現代世界后的失落與自戕實現了一次出色的黑色隱喻；《氣球》則由一個牧區的底層女性所面臨的生育困境提出了對于傳統固化的質疑。在這些作品里，傳統與現代保持著一種持續的張力，為敘事提供了豐富的肌理。
對于這一代的幾位藏族導演來說，故鄉與草原是他們不斷對話的主題。他們大多從真正的牧區或農區走出來，他們面臨的直接處境是現代世界襲來時，傳統生活方式的劇烈變化。創作者以一種反思的視角回應這些變化，以現實作為背景編織影像敘事，現實處境的復雜、沉重構成了故事的厚度。
電影《臍帶》劇照。
與這些故事相比，《臍帶》的關注點有所不同。這部電影的導演喬思雪是出生于內蒙古的90后。和上一代的創作者相比，她不再背負傳統的沉重負擔，也早已更加開放地接納了現代世界。她所處理的問題也不再是傳統與現代生活之間的掙扎，而是一個進入城市的年輕人，如何在草原與城市、在游牧傳統與現代生活之間找到自己的位置。
同時，電影沒有著力于現實世界的刻畫，而是游走于現實與想象、記憶之間。沉重復雜的現實退化為一種背景式的存在。電影里的母親娜仁左格被設定為一個阿爾茨海默病患者，她沒有變成顧桃鏡頭下的維加柳霞，因傳統的失落而陷入痛苦無法自拔，她時常忘記現實的困境，飽含深情地回憶起過去。透過母親的眼睛，那些在現實中壓抑的情感被重新釋放。而母親想要回去的家，與其說是現實的，不如說是情感意義上的，它指向了一段過去的生活，一種逝去的生活方式。這恰好反映了很多當代牧民的心情：當“家”因為外部世界的變遷失去了現實的根基，便退化成記憶深處的一個模糊印象。在這里，傳統已經不再作為實際的生活經驗存在，而變成了一種遙遠的“鄉愁”。
我們可以借用本雅明的“靈暈”（aura）概念來理解電影里的草原敘事。靈暈概念原本用于討論藝術作品，它強調藝術作品所生發的語境，一個活生生的、不斷變化的傳統；感受到靈暈的過程意味著投入一種注意力，如同由一雙注視心靈的眼睛發出的一個純澈、簡單的一瞥。值得注意的是，本雅明之所以提出“靈暈”，正是因為在機械復制時代，經典藝術與傳統生活正在不斷被瓦解，而靈暈如同舊有織體的殘存碎片。而傳統的游牧社會，由其具體的生活經驗產生一種樸素而真切的氣質——《臍帶》的故事如同一次對于即將消逝的游牧生活的靈暈的撿拾。電影以結尾的祭敖包儀式與夜晚篝火邊的歌舞達到高潮，這些場景聚合了草原人的宗教與社會生活，我們得以看到一種曾經生機勃勃的傳統的生命力。在這一幕，導演在影像中創造了一個獨立于現實的展演空間，阿魯斯剪開與母親之間象征臍帶的繩子，放手讓母親在傳統的靈暈中走向死亡，為被現實困住的個人情感找到了一個虛構的、詩意的出口。
電影《臍帶》劇照。
由此，《臍帶》以一場母子之間的回歸草原之旅，完成了一次對于傳統的回望。通過這個過程，電影在虛構的展演空間中為消逝的傳統找回尊嚴。但虛構的展演也意味著一種陷阱，它放棄了對于故鄉和傳統更深的自覺。當傳統從與現代的掙扎中退場，退化為一個意象化的、遙遠的鄉愁——這和現代性對傳統的期待暗合——電影在完成了一次個人懷舊的同時，并沒有向我們指明，除了毫無保留地擁抱現代世界，我們是否還有其他的選擇。或許，更深的自我與傳統回望之路，依然隱匿于更堅實、更透徹的現實關照與自我審視中。
撰文/王婷婷
編輯/李永博
校對/盧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