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因多樣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鑒，因互鑒而發展。”海上絲綢之路見證了古代不同文明的交流與往來，在這條繁華的絲路上，外銷瓷作為標志性貿易產品，反映了古代中國文化與世界各國文化的交流與互鑒。
澎湃新聞獲悉，經過多年的精心籌備，北京大學賽克勒考古與藝術博物館將于4月舉辦“比鄰天涯：北京大學藏古代外銷瓷特展”。
作為北京大學“絲綢之路重大考古發掘與絲路文明傳承研究項目”成果之一，此次特展將向觀眾展示不同時期作為文化信使的多種多樣的中國外銷瓷共計300余件（組），展覽分為七個單元，對應中國古代外銷瓷的七個發展階段，加之沉船出水外銷瓷專題展柜，每一單元挑選當時最具代表性的外銷瓷，力圖完整勾勒出長達一千多年的外銷瓷發展歷程。
據介紹，北京大學賽克勒考古與藝術博物館（以下簡稱“北大賽克勒博物館”）館藏外銷瓷，窯口眾多、題材豐富、器型多樣，覆蓋了從唐代到民國各個時期最主要的外銷瓷品種，其中不乏國寶級的藏品。這些館藏文物一部分繼承自北京大學舊藏，此外，北大賽克勒博物館還通過購買、捐贈等征集渠道擴充館藏。
通過深入解讀海上絲綢之路的輝煌歷史與燦爛文化成就，我們可以一窺古代的先民是如何跨越重洋的阻隔發展貿易，從東亞、東南亞到西亞中東，再到非洲和歐美，如何在貿易之中進行文化的交融互鑒。
一、外銷瓷與海上絲綢之路
中國古代瓷器的外銷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古代對外交通的發展，其中最著名的路線當屬“絲綢之路”。“絲綢之路”一詞最早出自德國地理學家費迪南·馮·李希霍芬（F.von Richthofen）于1877年出版的《中國——我的旅行成果》一書，指以長安或洛陽為起點，經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到達中亞與西亞地區，并連接地中海各國的商路。現在廣義“絲綢之路”的涵義還包括形成于秦漢的“海上絲綢之路”。
“海上絲綢之路”由日本學者三杉隆敏在1968年出版的《探索海上絲綢之路》一書中首次提出，借用陸上“絲綢之路”的概念描述規模更大、更繁榮的海上貿易。其實，海上貿易由于運載能力的大大提高，貿易商品早已突破絲綢的范疇，而瓷器成為主要的商品。因此，“海上絲綢之路”也被學界稱為“陶瓷之路”，是古代東西方經由海路以商貿為依托，承載物品交換、人群交往與文化交流的和平共享之路。
二、中國古代外銷瓷的發展歷史
早在秦漢時期，中國先民就已經掌握了近海的航海技術，個別航程甚至已經可以達到東南沿海和斯里蘭卡。但中國古代瓷器真正作為商品大規模外銷是與中國古代海上貿易興起同時的，即始于唐代中期，唐代晚期（9—10世紀）達到了第一次高峰，貿易范圍和貿易規模都達到了一個相當的高度。
唐宋時期航線圖
這時期貿易范圍不僅包括了東亞的高麗、日本、東南亞諸國，還遠達西亞、中東乃至東非；貿易規模從黑石號沉船和井里汶沉船可見，一條商船可裝載數萬乃至數十萬件瓷器；輸出產品主要為長沙窯及越窯的青瓷、北方地區的白瓷和三彩以及廣東地區所產青瓷；最主要的外銷港口是揚州、明州（寧波）、福州和廣州。
鞏義窯白釉穿帶瓶 唐（618—907年） 趙敬先生捐贈
長沙窯青釉彩繪鳥紋執壺 晚唐 金亨石、申熙哲先生捐贈
9—10世紀還未出現專門生產外銷瓷的窯口。12世紀以后，不僅各大名窯的產品行銷海外，廣州、潮州以及福建沿海地區先后形成了以外銷為主的制瓷業，瓷器輸出的規模大大增加，瓷器種類開始向某些特別的產品擴展，以龍泉青瓷和景德鎮青白瓷為代表的中國瓷器成為海上貿易的主角，大規模銷往東亞、東南亞、南亞、中東、東非等地。特別是龍泉窯，在13—14世紀風行天下，成為外銷瓷的絕對主角。
宋元時期高度發達的海上貿易促進了人員的往來和技術交流。繁榮的海上貿易、造船技術的提高和頻繁的文化與技術交流從更廣泛的領域促進了宋元時期中國與外界的交流與互鑒。在中國瓷器外銷的地區，陶瓷生產受中國技藝的影響日漸明顯，如越南、泰國都生產的高水平的仿龍泉青瓷和白釉黑彩瓷器；同時中國瓷器也融入許多外來文化因素，比如元代青花瓷所使用的鈷料就是從西亞引進的高鐵低錳的“蘇麻離青”。南宋時，外銷的主要港口從廣州轉移到泉州和慶元（寧波），外銷瓷生產的區域也隨之轉移，福建出現了大批外銷瓷窯場。
宋元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示意圖
南平茶洋窯醬釉小罐 南宋（1127—1279年） 余聞榮先生捐贈
龍泉窯青釉貼龍紋折沿盤 元代后期 孫皖平先生捐贈
景德鎮窯青花折枝花卉紋八方玉壺春瓶 元（1271—1368年） 財團法人陳永泰文教基金會捐贈
明初開始推行“海禁”政策，禁止私人從事海上貿易，而代之以規模巨大的以鄭和航海為代表的官方貿易。瓷器輸出受到很大的影響，明初階段，中國瓷器主要通過“朝貢貿易”輸出海外，規模較小。隨著官方航海行為的停止，明正統至天順年間，海上貿易達到了極低谷，海外發現的中國瓷器十分稀少，主要是龍泉青瓷和景德鎮青花瓷。明成化至弘治年間，走私貿易勃興，瓷器開始較大規模地輸出海外，經由私人貿易運往東亞、東南亞地區，再轉銷至南亞和中東等地區，外銷品種完成了轉換，龍泉青瓷逐漸退出了海上貿易行列，期間還催生了以外銷為主要目標的福建、廣東地區的仿龍泉青瓷，景德鎮青花瓷獨占鰲頭。明正德以后，隨著新航路的開辟和歐洲殖民時代的到來，葡萄牙、西班牙與荷蘭人相繼來華貿易，開辟了向東和向西的兩條環球貿易路線，歐洲與中國實現直接貿易，歐美地區成為中國瓷器的重要外銷市場，但東南亞仍為主要的瓷器銷售區。
這一時期，西方世界的需求與審美部分改變了中國外銷瓷器的生產，除了傳統中式風格瓷器外，開始出現為迎合西方市場的特殊紋樣的外銷瓷，如晚明時期的克拉克瓷等。稍后還出現了按照西方買家要求或來樣加工的特殊訂制瓷，如紋章瓷，西方的公司還參與了瓷器紋樣的設計。這一階段外銷的瓷器主要為景德鎮瓷窯產品，隨著海上貿易的繁榮和規模擴大，福建漳州窯、德化窯、清代的石灣窯等瓷窯的產品也參與了大規模的外銷，而且根據域外的需求，生產了紅綠彩瓷器和被稱為“中國白”的白瓷器。清初康熙時期的“清海”和乾隆時期推行的“一口通商”政策，也催生了海外瓷器的產生。比如日本“伊萬里瓷”和德國梅森瓷都是受中國工藝技術影響和創燒的，隨之在海上貿易中成為中國瓷器強烈的競爭對手，形成了一種模仿與競爭的關系，而這恰恰使瓷器生產技術推廣到了全球。主要生產外向型產品的外銷瓷窯場被特殊的生產模式所取代，即景德鎮生產素面瓷器，在廣州甚至是海外加彩，被稱為“廣彩瓷”。
德化窯白釉模印龍虎紋犀角杯 明末 朱光霽先生捐贈
景德鎮窯粉彩普龍克設計涼亭圖盤 清·乾隆早期（1739—1740年）
墨彩描金王冠徽章紋盤 清·乾隆（1736—1795年） 陳曦先生捐贈
廣彩開光山水人物紋帶蓋湯盆 清·咸豐（1851—1861年） 譚圓圓女士捐贈
綠釉印花菱形花葉紋委角方盤 唐（618—907年） 越南巴地市沉船出水，李昊先生捐贈
中國及周邊海域古代沉船位置分布示意圖
中國古代陶瓷的外銷與“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密不可分，這不僅在歷史文獻記載中明確反映，流傳有序的傳世品以及海外地區遺址的考古發現等豐富的文物資料更證明了這一點。而除了傳世品和海外消費地點發現的遺存外，在海上貿易航線上，由于種種原因遺留下一大批古代沉船遺址，通過水下考古發掘也出水了大量外銷瓷器。這些沉船如同一個個時間膠囊，成為海上貿易研究中彌足珍貴的資料。
（本文資料來自北京大學賽克勒考古與藝術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