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對話”網站10月25日發表題為《世界失序的四種情況》的文章，作者是國際管理發展學院戰略與政治經濟學教授戴維·巴赫。全文摘編如下：

我們面臨深刻地緣政治分歧和極大經濟不確定性的時刻。世界顯然不是要恢復到新冠疫情之前的狀態。相反，潛在力量的組合顛覆以前的世界秩序，開啟一個極其混亂的時期。

四大變量是關鍵

我想看一看其中四種力量，包括美中關系惡化、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戰爭”、民粹主義和通貨膨脹，設想今后兩到五年的某些政治經濟前景。

我將關注我認為未來幾年將對全球商業影響最大的領域，尤其因為這些領域將產生互動。

首先是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戰爭”。俄羅斯不僅沒能像克里姆林宮和許多西方觀察家認為的那樣迅速制服基輔，反而越來越像是要輸掉這場戰爭。如果歐洲天然氣供應不足，能源價格居高不下，使預期的衰退加速出現，西方的團結將在今年冬天面臨最大考驗。面對憤怒和冷漠的選民，單個歐洲政府很可能在烏克蘭問題上動搖。

其次是美中關系。如果說有什么不同的話，那就是拜登政府加快從合作到對抗的轉變，包括加強與澳大利亞等國在該地區的安全聯盟、對微處理器等先進技術實施出口管制以及對臺灣作出事實上的防務承諾。

過去幾個月我與數百名主要是歐洲企業的高管討論當前的地緣政治局勢。我問到如果臺灣局勢升級他們怎么做時，他們陷入可怕的沉默。由于嚴重依賴美國和中國市場，汽車、消費和奢侈品等行業的領袖承認，他們沒有行動方案。

第三是民粹主義。西方民主國家的選民越來越不信任全球化。與此同時，對民主的支持也在減弱，尤其是在年輕人當中。

最后是通脹。對現行政治經濟秩序的這種深刻不滿是在通脹達到40年新高之前出現的。作為回應，美聯儲和歐洲央行提高基準利率，承認這可能引發經濟衰退。大多數分析人士現在預計大西洋兩岸會在2023年出現衰退。

或出現四種情形

基于上面描述的各種力量，我一直在敦促不同行業的商界領袖考慮四種可能發生的情形。這些情形的關鍵不在于預測未來，而在于為未來的不確定性做好準備。

我從兩個方面——經濟方面和地緣政治方面——來定位這些可能性。在經濟方面，最好的情況是央行和決策者迅速控制通脹，主要市場只出現短暫衰退，全球經濟復蘇從2023年下半年開始，在2024年加速。在另一個極端，可能出現激進的加息，加劇全球經濟的結構性弱點，導致長期滯脹。

地緣政治方面也類似，弗拉基米爾·普京可能找到某種挽回臉面的方式從烏克蘭撤軍。也可能發生更悲觀的情況：比如，如果普京選擇使用戰術核武器，或者北約直接卷入沖突，烏克蘭局勢可能急劇惡化。

我把這些不同的可能性結合起來，創造四種可能性。

當新冠疫情的終結似乎在望時，一些觀察人士預測，“咆哮的20年代”將卷土重來。最初那個“咆哮的20年代”出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當時國際聯盟迎來短暫的國際合作期，全球貿易恢復，經濟復蘇。如果全球緊張局勢得到緩解，經濟迅速復蘇，那么日后無疑仍有可能出現類似情形。

或者，我們可以想象，在全球緊張局勢沒有緩解的情況下出現經濟復蘇。20世紀80年代初，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采取果斷行動降低通脹，經濟在短期衰退后恢復增長，股市繁榮。然而，國際上的情況就沒那么樂觀了。美蘇上世紀70年代的關系緩和以各自抵制1980年和1984年奧運會、在阿富汗打一場代理人戰爭和重新開始核軍備競賽告終。

俄羅斯總統普京9月21日簽署有關在俄進行部分動員的法令。圖為9月21日在俄羅斯首都莫斯科拍攝的俄總統普京發表講話的視頻畫面。（新華社）

上世紀70年代是我的第三種設想。那個十年常常被稱為滯脹的范例，價格飛漲、失業率居高不下，勞資沖突頻發。然而，全球緊張局勢已經緩解，至少在兩個超級大國之間。

這與20世紀30年代相似，那個十年也以高失業率、低增長和經濟動蕩為特征。法西斯主義橫掃新生民主國家，全球緊張局勢升級，世界經歷人類歷史上獨一無二的災難。

當今世界與這些情形下的十年截然不同。技術帶來前所未有的連通性，利益攸關方強大了很多，全球供應鏈和金融體系大大增強經濟上的相互依賴。人們希望，20世紀的恐怖經歷加上現代武器令人難以想象的破壞性能遏制潛在的沖突升級。

然而，這幾個十年的對比突出表明，僅僅兩個變量的變化就可能使情形大為不同：一種很好，一種很壞，一種極其可怕。對商界領袖、政府和個人來說，更重要的是認識到以前的世界秩序已不復存在。

來源：參考消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