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長崎縣佐世保，數名獄警護送老年囚犯沿著標記的路徑行走。在發達經濟體中，日本是老年囚犯比例最高的國家之一。 （人民視覺/圖）

“看！這是我偷的。”高田敏夫在62歲時偷了一輛自行車，隨即順道騎車去警察局自首。

被判監禁一年后，身材瘦小的高田敏夫再次犯罪。他第二次入獄的原因是手持匕首，前往公園恐嚇婦女。

“我不喜歡蹲監獄，只是為了享受監獄的免費生活。在里面，我還能省下一筆養老金。”高田敏夫出獄后接受采訪時稱。

日本已邁入超老齡時代。據日本總務省估算，截至2022年9月末，75歲老年人占總人口比重首次超過15%，高達1937萬人。65歲以上老人占總人口比重也接近30%，該群體的犯罪率則占整體犯罪數量的五分之一。

“監獄堪比養老院”

“老人們偷的都是不值錢的物品，有的老人犯罪可能是窮，有的可能是因為寂寞。”旅日華人和茂森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經常看見商店里有“禁止偷竊”的標語。

日本的刑事犯罪正呈現出老齡化趨勢。日本法務省2020年《犯罪白皮書》顯示，65歲以上老人占犯罪人口的22%，而其中七成以上的罪名是情節較輕的盜竊。

孤獨和貧困是高田敏夫犯罪的重要原因。他離過兩次婚，父母已經過世，僅有的兩名兄長和三名子女也很少跟他聯系。

過去十年間，高田敏夫差不多有一半時間在監獄里度過。在日本，不少老人像高田敏夫一樣無法依靠微薄的養老金維生，被迫通過犯罪進監獄“養老”，這頗似美國作家歐·亨利在《警察與贊美詩》里描述的情節。

日本法律對小偷小摸的處罰相對嚴格，金額較小的偷竊罪也往往被處以3年以下刑期。為了進入監獄“養老”，不少老人會在偷竊后主動自首。

在占地面積約26萬平方米的日本府中監獄里，平均每5名犯人中就有一個是65歲以上的老年人。日本廣播協會（NHK）記者在2019年探訪該監獄后撰文稱“日本監獄堪比養老院”。

每一名老年犯人住在不到5平方米的小單間里，他們每天6點鐘起床，10點多鐘散步。午餐時，牙口不好的老人還可以吃到糊狀食物，身患慢性病的老人則有營養師控制熱量和鹽分攝入。

在白天，有行動能力的老年犯人會按照監獄的要求做一些簡單的手工制作。下午三點鐘后，老年犯人會在專人的看護下，進入浴場泡澡。晚間，監獄藥房會提前分配好給每一名老年犯人的藥物。

日本的監獄日漸受到老齡化沖擊，不得不創建適合老齡犯人的制度和設施。據英國《經濟學人》報道，為了防止老年犯人的阿爾茲海默癥（老年癡呆癥）惡化，府中監獄還引入了拼圖和幾項益智游戲。

“下流老人”、老后破產與“孤獨死”

貧窮是老人犯罪的主要原因。68歲的青山政司在妻子去世后，要獨自照顧91歲的母親。不久，他發現年輕時攢下的2000萬日元存款已經遠不足以支撐母子的生活。

退休后，青山政司每月僅有8萬日元養老金，他的生活徘徊在日本政府劃定的貧困線邊緣。而母親不僅沒有養老金，還罹患阿爾茲海默癥，每月需要花費大筆醫療費，兩人一起生活每月要花費至少15萬日元。

為了照料母親，青山政司無法出門打工。母子生活拮據，青山偶爾買些排骨也要分三四次吃完。

相比青山政司的拮據生活，老人們似乎只要稍微犯點罪，便可以到監獄里免費吃住，還能正常領取養老金。等出獄后，他們還可以依靠入獄期間積累的養老金，再生活上一段時間。

近年來，日本社會常用“下流老人”形容貧困老人。在日本作家藤田孝典的同名作品《下流老人》中，它專門指收入極低、沒有足夠的存款和無依無靠的高齡人士。

同許多日本老年人一樣，青山政司也屬于“團塊世代”，他們出生于1949年至1964年之間，大約有1000萬人，是日本戰后經濟騰飛的主力軍，也是日本經濟泡沫時代的受害者。

時過境遷，團塊世代出生的日本人要么中年失業、提早退休，成為缺乏生活保障的貧困老年人；要么上有老、下有小，走上“老后破產”之路。而他們的子女也趕上了日本“就業冰河期”以及非雇傭制的興起，后代普遍收入不高、被迫“啃老”。

“1968年，日本政府打造出‘一億中產階級’的概念只是幻想，現在日本社會只有‘極少數富裕階級’和‘大多數貧困階級’。不久之后，日本將迎來‘老后破產’的時代。”藤田孝典充滿悲觀情緒。

繼貧窮之后，孤獨感是驅使日本老年犯罪的另一層原因。2017年日本政府一項調查發現，超過半數以上的獨居老人曾在商店偷東西，這些獨居老人大多數沒有家人，或者很少跟親屬交往。

據日本《朝日新聞》統計，三分之一的日本老人沒有家庭之外的親密朋友，缺乏陪伴的老人更容易選擇“孤獨死”，他們的尸體甚至會在幾個月后才被發現。

日本2020年公布的《犯罪白皮書》進一步證實，孤獨、焦慮和抑郁等心理問題可能是老人犯罪的導火索。便利店似乎成了老年罪犯的“社交舞臺”，在攝像頭下被抓住甚至成為老人獲得社會關注的一種方式。

“為了自身健康，每年都要坐兩次牢”

現年80歲的本田惠子（化名）家境殷實、兒孫滿堂，但她還是選擇了偷竊入獄。大約在13年前，她因偷了一本紙質小說被帶到警察局審訊。

“那位警官很善良，一直認真聽我講話。我感覺有生以來第一次被人傾聽了。”本田惠子回憶說。

那名警官還寬慰本田惠子，“我明白你很孤獨，但請不要再偷東西了”。不過，每當本田惠子刑滿被釋放后，她又會因為懷念監獄的氛圍而選擇再次偷竊。

“一些老年犯人可能有房子、有家庭，但并不意味著他們可以在家里被理解、被尊重。”日本巖國女子監獄監獄長村中由美（Yumi Muranaka）說，而監獄似乎給了他們從未有過的歸屬感。

老年群體常常揶揄說“為了自身健康，每年都要坐兩次牢”。

幾年前，一部日本紀錄片《老人漂流社會》就開始呈現一名貧困的“下流老人”的艱辛生活。如今，多數日本老人不得不普遍擔憂個人養老問題。

88歲的大井四郎正是紀錄片《老人漂流社會》里的那位獨居老人。一次突然暈倒后，他失去了自理能力，無法獨立進食、如廁。

年輕時，大井四郎是一名運輸員，勤勤懇懇工作到了80歲。可最后，他每月只能拿到6.5萬日元的養老金。這筆錢根本無法負擔他在任何一所養老院的護理費用。

大井四郎膝下無子，年輕時熱愛旅游。妻子去世后，他更是失去了唯一的依靠。在志愿者團隊的幫助下，大井四郎只能輾轉于多個短期福利院中，幾乎每隔一個月換一次。

不久，志愿者為他找到了一家民營養老院，但月收費14萬日元。由于退休金太低，大井四郎只能賣掉房產、申請低保。

日本的養老金采取“下一代養上一代”的現收現付制，隨著少子化老齡化問題加劇，日本養老金早已出現了收支不平衡情況，并且在逐年減少。

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日本就邁入老齡化社會。截至2022年3月，65歲以上的老人已占日本總人口的30%。養老金的支出也水漲船高。在1970年，這項支出只有0.9萬億日元，2017年已經達到56.7萬億日元，占全部社會保障支出總額的47.1%。近年來，養老金的支出總額已占日本財政支出近三分之一。

為了開源節流，日本政府不斷調整養老金額度。2014年，安倍政府在上調消費稅至8%的同時，又下調養老基金，曾引發五百多名老人在首相官邸外抗議。

其間，時年71歲的林崎春生直接買了一桶汽油，在日本新干線車廂里點火自焚。自焚前，她還把自己身上的錢贈送給了一名六十多歲的女乘客。

2022年6月起，日本65歲以上老人每月養老金減少0.4%。日本《讀賣新聞》還透露，領取養老金的年齡也從目前的60歲至70歲擴大到60歲至75歲。

不少日本民眾擔憂，“活得少領得養老金也少”。

照顧失能老人也是老齡化社會的一項重擔。自2000年起，日本政府開始實施護理保險制度，為65歲以上的老人提供居家養老服務，包括上門洗浴、日托護理等多種功能服務。

“7×24小時的老人護理服務非常昂貴，大多數家庭只能承擔起一周一兩次的上門護理服務。”住在東京的松本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松本享的父母均為高齡老人，父親81歲、母親77歲。種種原因，70后的松本享已經三年沒有跟父母見面了，他們家的養老重擔落在了比他大四歲的姐姐和大一歲的哥哥身上。

“老老護理”加劇老年謀殺率

八十多歲的小泉美佳也曾因終日照顧丈夫感到身心疲憊，“那些年，他罹患中風、阿爾茲海默癥和妄想癥，臥病在床。我得在身體和心理上照顧他很多。礙于面子，我還不能同任何人談論我的壓力。”

日本老齡化問題日漸嚴重，“老老護理”逐漸成為社會主流現象，即中老年的子女照顧父母，或是老年配偶間相互照護。

更可悲的是，一些老年人謀殺罪發生在“老老護理”關系中，照顧者常因終年照顧臥床不起的老人而產生極端心理，殺害自己的父母或配偶。

日本厚生勞動省在2020年12月的一項統計發現，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間全國至少發生了1.7萬起虐待老人事件，同比增長353起，而一半以上的虐老事件發生原因是“看護壓力”所致。

小泉美佳最后通過偷東西進監獄緩解了內心的壓力。在她看來，“在監獄我可以自由呼吸，生活得更輕松”。

在日本大都會警察廳登記的暴力團體中，50歲以上的成員已占總人數的51.2%。其中，“山口組”曾是日本最有影響的黑社會組織，它的“二當家”高山清司就已經超過75歲了。為了健康，他不再去聲色場所玩樂還特別注意養生，早睡早起、多運動、多散步。

頗為諷刺的是，日本監獄正在扛起養老的重擔。按照日本法務省測算，每名服刑人員每年將花費320萬日元的監禁成本，若一名老人因偷竊入獄，最高可被判刑5年，其間他將花費1600萬日元。

對日本政府來說，這并不劃算。早在2016年，就有日本媒體揶揄說，“老人偷200日元的三明治，服刑要花百萬的稅金”。

高齡犯人也加重了監獄的看護負擔。日本法務省2017年的一項調查發現，大約14%的60歲以上日本犯人患有阿爾茲海默癥。

“腿腳不便的老年犯人越來越多，花在每名犯人身上的人力成本越來越高。”日本廣播協會（NHK）援引獄警古山讓治的話。

在監獄里，像古山讓治這樣的獄警不僅要看守罪犯，還要為老年犯人提供照護服務。因此，不少獄警幾乎待不滿3年便會申請離職。

越來越多的高齡老人在獄中死亡。在府中監獄，平均每一個月有一名老年犯人去世。而且，家人由于其生前罪行，很少愿意主動前來認領尸體，火化、墓地等事宜不得不由監獄統一負責，費用最終由國民稅金負擔。

政策空間依然有限

老齡化已是不可逆轉的社會難題。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日本政府采取多種手段鼓勵生育失敗后，日本政府開始直面老齡化，但政策空間依然有限。

為了解決養老問題，日本政府開始選擇延長退休年齡。2021年4月，日本政府修訂《高齡者雇傭安定法》，將退休年齡從65歲延長至70歲。

日本《朝日新聞》一項調查發現，目前已經有近20%的公司開始延長老年人的從業年齡。其中，日本最大的家電零售商野島電器早在2020年7月便開始實施80歲雇傭制。

“在壽司店、拉面店，很容易看見白發蒼蒼的老年工作者，他們會炸‘天婦羅’，還會端茶送水，跟年輕人的工作沒什么不同。”和茂森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受就業政策影響，日本的銀發就業者已連續17年上升，達到906萬，占所有老年人口的25.1%。如今，平均每四名65歲的日本老人中就有一人活躍在工作崗位上。

剛到日本時，和茂森的幾名語言老師均是65歲以上的老年人，“很多老人在退休后會多找幾份兼職工作，一來補貼了家用，二來讓日子過得更充實。”

據日本廣播協會（NHK）報道，各級行政單位均在社區設有福利性“支持中心”，專門為獨居、沒有親友依靠的老人提供獄后支持，幫其排解孤獨感、融入社會。每逢節慶日，大多數日本社區也會為老年人舉行活動，拉近鄰里間的距離。

和茂森發現，他身邊的日本老人都有自己的愛好，“大城市里的老人會去酒館彈吉他，小城市的老人也會一起跳舞”。

面對缺乏24小時陪伴的阿爾茲海默癥患者，日本政府也開始依賴科技手段，彌補養老短板。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統計，日本人是罹患阿爾茲海默癥比例最高的國家。到2045年，將有四分之一的日本人患上阿爾茲海默癥。

78歲的大阪獨居老人內田浩二罹患阿爾茲海默癥，經常走丟。有一次，警察在陌生人的公寓中發現了他。在家人的要求下，日本政府對內田進行了電子監控，他們在內田的錢包放入了一個隱蔽的信號器。

自此，每當內田外出散步時，錢包中的信號標記物會通過街道上數以千計的傳感器，向家人不斷提供定位信息。

南方周末記者 顧月冰 南方周末實習生 金明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