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訪者提供/圖）

在舞蹈界，黎星是眾所周知的全能型選手，他不但獲得過國內頂級舞蹈賽事的大滿貫，還是首位國際六項舞蹈大獎的獲得者：首爾國際舞蹈大賽金獎、德國漢諾威現代舞編導大賽金獎、丹麥哥本哈根現代舞大賽金獎、羅馬現代舞大賽金獎……在紐約林肯中心和巴黎總部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演出之后，《紐約時報》評價他是“干凈而細膩的現代舞者”。

更難得的是，“最搶手男一號”并不滿足于只是跳舞，他集編、導、跳于一身。這些年他把更多精力放在了編舞和導演上，出品的舞劇《大飯店》、《紅樓夢》均是上佳水準。

綜藝節目《舞蹈風暴》讓黎星徹底“出圈”，但他說，上綜藝并非初衷，跳舞十多年，這是他第一次涉足劇場之外的舞臺，以前他婉拒過太多電視綜藝的邀約，只是恰好那段時間受疫情影響，很多演出被擱置。否則，他寧可一直安安靜靜地待在排練場和劇場里。

一張白紙好跳舞

9歲進入軍藝，開始習舞，對黎星來說，是一次意外，他并非出生在藝術家庭，也非出生在軍人家庭。“我們家在湖南郴州，是個小地方，沒有機場，當時去北京坐火車都要倒上好幾趟。我家里人聽說北京有個地方叫解放軍藝術學院，從小就可以學藝術，然后可以穿軍裝，我父母覺得這可能是一條出路，應該搏一搏，讓孩子去試一下。當時我對舞蹈是什么根本不知道，未來將要面臨什么也完全不知道。我才一9歲小孩兒，到北京能不走丟了就不錯了。”

雖然是收小學學齡的孩子，但軍藝招生流程非常嚴格，跟大學藝考一樣，專業要初試復試三試，接著考文化課，最后是部隊體檢。黎星沒有受過專業舞蹈訓練，僅在入學前突擊了半年考前班。“好在軍藝有自信，他不需要我們在外面學了多好的底子帶過來，他要的就是一張白紙。”招生的老師主要觀察考生各方面的條件和潛力：身材比例、骨感、協調性、節奏感、模仿動作的能力……黎星僥幸入圍。

他很快意識到，在全班的二十多個人里，自己是最差的幾名之一，個子比別人矮一個頭，肌肉的力量也沒有攢起來，訓練的時候要跟上大部隊的節奏不掉隊，是件苦事。

“當時我完全不喜歡跳舞。大家理解的舞蹈，是你們在舞臺上看見的部分，最美的那部分，但其實，那只是跳舞的最后一個步驟。真正的跳舞是日常，是一個動作重復千百次，是幾年都只干這一件事。”

早上5點多起來練早功。北京嚴寒的冬天，呵氣成冰，有時下著雪，5點多天還漆黑一團。他在心性上還保留著小孩子的混沌，“我就想我睡覺的時候天是黑的，為什么起來天還是黑的？然后我就要去練功，就覺得整個世界都不對了。”他太小，連反抗的能力都沒有，只是被動地適應，被動地跟隨，讓這種磨礪漸漸成為習慣的一部分。

長大之后黎星才悟過來，父母把他送走，其實為他爭取到了大量自由時間。當年父母忙于生意，而在部隊里，孩子學不了壞，比較放心。

直到現在，他看到穿著軍裝的人依舊感到親切，那種親切已經長在了血液里。因為他從小過的就是軍營生活：每天穿軍裝，兩套夏常服，兩套冬服，此外無他。每人一個衣柜，所有衣服整整齊齊疊好放在里面，被子永遠疊得像刀切過的豆腐那么齊整，白床單，藍被子，枕頭上方一排書架，只能擺書和最簡單的用具，一個人所擁有的全部身外之物，就都在這方寸之間，樸素純凈。每周只有兩小時固定的外出時間，需要報批方能外出，其余時間，都給了學習和舞蹈。

各大菜系都得來一遍的全能舞者

他們的身體和精神也都被高度節律的生活打磨過了。黎星常常自嘲，跳舞的最不怕吃苦，都是從小苦過來的。克服疼痛去追求身體的極致，是舞者的基本功。軍藝的舞蹈體系尤其講究全面，國內外的其他舞蹈學院往往區分舞種，民族舞、現代舞、芭蕾舞，術業有專攻，但軍藝的舞蹈傳統是：各大菜系你都得來一遍！

“這就是軍藝的教學特點。我們要學芭蕾，我們要學現代舞，我們要學中國古典舞，我們要學民族民間舞……等于我們要學所有的舞種。而且不是只學個花架子，每一個舞種我們都用充分的課時來學習，課程非常非常多，從周一到周六，早上五六點鐘就開始排課，甚至晚上都要上課，所以就學得極其扎實。軍藝一直沿用的就是這樣的訓練體系，是一種全能型培養。小時候你可能不一定知道你真正喜歡的、擅長的舞種，但是他全都教給你，等你成長起來，你就可以有自己的選擇權。”

黎星偏愛現代舞，肢體的表達更加自由開放，也是他的身體所能匹配的，他用專業的眼光挑剔自己：四肢不夠修長。芭蕾對肉身的要求太高，頂尖的舞者往往是在極限值之間的比拼，“以我先天的身體條件，沒辦法達到芭蕾王子的級別，反倒是在當代舞蹈里我感受到更多的興趣，看到了可能性。”

黎星最推崇的編舞大師是NDT（荷蘭舞蹈劇院）藝術總監伊日·基里安，他是“當代芭蕾”開創者之一，憑借一己之力，把寂寂無名的荷蘭舞蹈劇院帶到了世界一流芭蕾舞團的高度。基里安對舞蹈身體質感的處理和審美，深刻影響了黎星的跳舞方式。“就是他那種身體的構建美學。我們都知道芭蕾舞有很多大開大闔的動作，很多繃緊和拱直的姿態，但是基里安的當代芭蕾，女孩子可以不用穿足尖鞋，也擺脫了基本的芭蕾程式，他會做很多可能，讓身體變得柔軟，但同時腳上細節的線條還保持著。我一直非常向往那種跳舞的方式，既干凈，又豐富。”他讓黎星看到了一種樣本，可以把芭蕾和現代舞結合起來。

隨身攜帶的軍藝

在軍藝上了6年中專，接著又上了4年大學，黎星因此成為唯一一個在軍藝上滿10年學的人，是軍藝舞蹈教育完整體系的范本。軍藝50周年的時候，舞蹈系發布了一枚紀念徽章：一名舞者騰空躍起的剪影，身體核心部位幻化成一顆五角星。這枚紀念徽章的設計原型就是黎星，來自他一次演出中大跳的定格劇照。解放軍藝術學院后來并入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原校牌拆除的當天，黎星專程回了一趟母校，跟老校門依依合影。曾經的學校消失了，但他似乎覺得，自己身上似乎攜帶著那所學校，是流動的，可再生的。

曾經的老師也成為影響他最深的人，比如他的編舞老師余粟力，“她本身不是學跳舞的，但她以前跳過《芬芳》，到現在已經有20年了，一個現代舞，什么也沒有，干干凈凈的，就是一點點動作，感受全在里面，就跟她的為人一樣，極其的酷，極其的利落。”

余老師不是慈母型的老師，她嚴厲，專業上又極度細膩，標準極高。帶著黎星排獨舞，一個作品排半年。她告訴他：黎星你知道嗎？其實你不是我喜歡的那種舞蹈演員。排練的時候，她永遠告訴黎星，不對。“但她不說具體哪里不對，最多說這里干脆一點，那里不要拖泥帶水，她要你自己去悟那個度在哪里。她不是在告訴你答案，只是帶領你上路，你得自己去找那個方向。”

當時黎星16歲，正是審美和價值觀剛剛開始形成的時候，他一遍一遍地跳，排了整整一個星期，全是不對，沒有得到一句肯定，心情極度壓抑。終于有一天，他跳完一遍，老師沒說不對，輕輕“唔”了一聲，說，這遍好一點。黎星馬上嘩一聲大哭起來。

余老師后來成了黎星的好朋友，是那種可以一起喝大酒、玩游戲的，但又永遠是需要敬畏的朋友，“不光是跳舞，還有做人的方方面面。她喜歡干凈利落，厭惡矯情。后來我遇到任何事情，我就會想，如果是余老師碰到這樣的事情，她會怎么做。我心里就有了答案。我很幸運我一生中遇上了好幾位這樣的老師。”

《沙灣往事》劇照（受訪者提供/圖）

叛逆者的出離

從軍藝畢業之后，黎星順理成章地進了戰友文工團，對軍旅體系里的舞蹈演員來說，這是最主流的一條康莊大道。剛進文工團不到一年，他拿下了CCTV電視舞蹈大賽的冠軍。文工團沒有“首席舞者“這個概念，但黎星已經被作為男一號在重點培養了。一切順風順水，到了第二年，他一口氣為文工團拿下了包括全軍、全國舞蹈比賽金獎在內的六七個重要獎項。

“當時我有個好朋友問了我一句話，他說你獲了那么多獎，但你是喜歡跳舞還是喜歡比賽？”黎星回答不了，但之后的三個月，這句話在他腦中像單曲循環一樣反復播出，“跟一個魔怔一樣，我就一直問我自己：你是喜歡比賽還是喜歡跳舞？你是喜歡比賽還是喜歡跳舞？”

朋友并非舞蹈行業從業者，但旁觀者清，黎星漸漸玩味出來，沉溺競技和享受舞臺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狀態。這個提問進而揭示出一個終極拷問：我想要成為誰？我最想做什么？“我突然意識到，順著這條既定的道路走下去，我已經清晰看到二十年以后的我是什么樣了，我記得我當時坐在車后座，突然打了個冷戰。”

骨子里的不安分至此占了上風。不安于既定的因子其實一直都在，在學生時代，他雖然專業拔尖，卻也是學生中的叛逆分子，而且永遠是出點子的那一個。班級里有什么淘氣出格的狀況，老師擒賊先擒王，不問別人，第一個就先把他拎出來：黎軍師，黎參謀，你出來解釋解釋，這次到底怎么回事？

這次他叛逆了一把大的。當時他23歲，這個年齡在其他行業也許還可以不諳世事地繼續懵懂，但在舞蹈這一行，23歲已經是出成績挑大梁的關鍵性節點。他決心離開文工團，成為獨立舞者。文工團舍不得這棵苗子，他對挽留他的團領導說：我走，肯定不是去別家院團，事實上，我連下半年要做什么都還不知道，我只是要把自己先逼到一個絕路上。

“其實當時我也就是一個初出茅廬的小朋友，銀行卡里完全沒有積蓄。但我態度非常堅決，我不要級別，不要待遇，不要任何可以留在體制內的身份，只要讓我離開就好了。當時是做了一個比較狠的決定，用今天的話說就是裸辭了。”

接下來是極其精彩的四年，脫下軍裝，可以到處旅行，他平均每兩個月出國一次，全世界去看舞蹈演出，“國外的演出經常震撼到我，他們做劇場的時間足夠長，加上當代藝術的開放度高很多，藝術家種類也多很多，你能夠看到很多新鮮的東西，非常多元。就像你吃到一個新鮮口味帶來的刺激一樣，哪怕有時候他們整臺表演都很一般，也會在某個細節或局部啟發你，那種碰撞感，就會對我有激發。”

他跳完了舞劇《沙灣往事》，開始有一些邀約找上門來，付費委約他做新作品。他也會去國外參加比賽，一開始純粹是為了見世面，沒想到很快開始在國際現代舞大賽上接連獲獎。他和他的好朋友、同為舞者的謝欣，帶著謝欣編舞的《一撇一捺》（英文名《+》）出現在意大利羅馬現代舞大賽的舞臺上并獲得金獎，觀眾特意來問他：你們的舞蹈特別東方，你們要表現的是東方的流水嗎？

“我后來也在總結，我們跳的都是現代舞，但是他們看到我們的舞蹈，感受到的卻是東方。因為我們的身體是東方屬性的，我們的創作過程，那種流線型的表現手法，很多來自中國的古典舞，甚至戲曲，包括眼神都是會說話的，很多細節，身體的推磨和移位的方式。《一撇一捺》靈感源于中國書法，但又在說兩個人的相遇，是一個很意象的表達。西方人感受到的是非常細膩、非常飄逸的東方美學，像水一樣的質感。所以說要文化自信，那個東西是別人替代不了的，世界這么大，你不出去看就永遠不知道。”

《紅樓夢》劇照（受訪者提供/圖）

從大飯店到大觀園

《紅樓夢》是黎星和李超聯合執導的大型舞劇，也讓很多觀眾驚喜地發現了這位舞蹈演員在跳舞之外的編導能力。鴻篇巨制《紅樓夢》是難以改編的，每次影視改編都眾口難調，要變成舞劇更是難上加難，但黎星工作室和他所聚攏的演出團隊卻給出了一個完成度相當高的呈現方案，很快就在觀眾中贏得口碑。他們在大觀園的兩百多個人物里面，大刀闊斧地刪掉了除寶玉之外的所有男性角色，最終呈現出一個少年的生命頓悟和眾多女兒的悲劇命運。

在接到《紅樓夢》的執導邀約之前，黎星并未真正“看過”《紅樓夢》全本，他采用的是“聽”的方式。當時他正在排練他的另一個執導作品《大飯店》，每天開車穿越北京城去排練場都仿佛一次遠征，他就在路上聽《紅樓夢》讀本。被這個故事迷住之后，他又陸陸續續找歐麗娟、蔣勛等老師解讀的《紅樓夢》有聲節目來聽，這是他與《紅樓夢》之間的最初緣分。

“到江蘇大劇院找到我，委約做《紅樓夢》舞劇這一項目之后，我才開始了正式的文字閱讀，先讀庚辰本，又找來一個蒙古王的版本。”他們用了整整20個月的時間來打磨這件作品，力求在舞臺上呈現出一個全新的審美，也在精神上盡量去接近原著的深意。最終舞劇打破了《紅樓夢》的敘事結構：他們把全劇分成12個回目，來呼應小說的章回體，但12部之間卻呈現出一種彈性張力。

忠于原著之外，創作者也難免“夾帶私貨”。“舞劇最后兩回，其實是我們自己生發出來的，前10回都是紅樓夢里有本可依的東西，第11回叫《團圓》，第十二回叫《花葬》，是我們作為創作者的表達。無論是對于大觀園還是對于12釵這群姑娘的愛，你會看到那種世間最美好的東西最后真的像烈火烹油一樣地燃盡，原著里她們也是各自凋零的，不可能同場出現，但是寶玉不舍得這些姑娘，所以我們在舞臺幻境中給她們安排了一場‘團圓’，但我們不是瞎編，你看那出戲是惜春畫畫開場，因為賈母叮囑過她畫大觀園，而且要求她要連人帶景一起畫進去，所以這場‘團圓’是畫里團圓。‘花葬’則是結尾，創作者對于作品真正要表達的那句話還是要說出來。”

在《紅樓夢》里，黎星用一場群芳散盡、萬艷同悲的花葬，代替了原著中的“白茫茫大地真干凈”，在他編導的另一個舞劇《大飯店》中，則是用舞臺上滿滿一汪水波來收束，劇中人在水中跌爬滾打、沾污蕩滌，最后褪去衣衫、偽裝，幾件衣服騰空而去，卸下社會身份屬性的人類，恢復了赤條條肉身本來面目。

《大飯店》的靈感來源于黎星在挪威自駕游途中的感受，車輛沿著山體盤旋而上，兩旁都是茂盛碧綠的樹木，然后穿過山洞，車輛兩旁突然“升”起了一人高的積雪。黎星馬上聯想到東野圭吾《白馬山莊殺人事件》的故事，這讓他突然萌生出編排一個懸疑兇殺舞劇的念頭。

用跳舞來呈現謀殺和推理，念頭雖酷，真正執行起來，難度卻幾乎不在《紅樓夢》之下，而且是另一個方向上的難。黎星和編劇好友一起反反復復討論揣摩，改了二十多稿劇本，依然覺得不滿意。用文字輕易能構建的邏輯，到了舞蹈中突然不成立了。推理小說里最關鍵的“反轉”，到了舞劇中也幾乎成為死結。他們常常開玩笑的一個例子是，你死活也無法用舞蹈動作表現出這句最簡單的話：“他是我舅舅。”

劇本擱置了半年，一度無法收場，但他們為懸疑劇設計的7個人物卻在黎星腦中揮之不去。最后他們決定，不再執著于完整的線條鏈條，把7個人單獨拎出來，讓每個人以各自的身份呈現出開放式的懸疑。這7個人分別是：教授、夫人、情人、女仆、孕婦、醉漢、經理，也仿佛對應了現代社會中7個不同屬性的人格標簽，這讓《大飯店》馬上擺脫了傳統舞劇的格局，變成一個仿佛“劇本殺”一般的人人可以代入、可以共情的社會諷喻眾生相。

《大飯店》劇照（受訪者提供/圖）

細水長流的冒險

黎星熱愛冒險，跳舞之余，他最大的愛好是各種極限運動，潛水、跳傘、滑雪、蹦極，舞蹈演員身體的協調性也為他享受極限運動提供了先天優勢，高難度動作他學起來很快，而且非常善于體會自己的身體在不同場域里的極致感受。比如蹦極，在奧克蘭，在皇后鎮，有時候是四十多米的懸崖，有時候是一百多米的高空，一開始他還會緊張，但熟練了之后，他就學會了享受站在懸崖峭壁之巔，然后純靠重力讓自己傾斜著跌落，甚至用技巧故意延長在空中墜落的時間，感受自己像鳥一樣，借助風的阻力在滑翔。“我不再懼怕那個東西，我開始享受只有那個過程才能帶來的東西。”

一次在深海潛水，一頭十幾米長的鯨鯊從他旁邊擦身而過，海底寂靜無聲，如在另一個世界。他敬畏地看著那個大家伙，用了很長的時間掠過他，看起來似乎游得很慢，但他卻怎么都追不上它。他相信，生命之所以值得，是因為你體檢過許多個這樣的瞬間。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是一個“對大自然需求量很大的人，必須時不時地在水里、在天上……”

比起這樣的冒險，花光所有積蓄去做一場舞劇的險情似乎不值一提，甚至自然到像吃飯一樣。“我沒覺得自己是在亂花錢，我覺得我就是在做正確的事。”

為了做《大飯店》，他花光了自己之前一場場跳舞、參賽、接項目積攢起來的兩百多萬存款，但他并不因此而恐懼。之前更窮的時候也不恐懼，他對金錢沒有概念，沒錢了在車展上跳舞的行活兒也愿意接。賺到錢后去做自己喜歡的事，為夢想買單，這沒什么丟人的。唯一拉不下臉來的是跟人借錢。《大飯店》還沒做完就已經花光了他所有預算，因為他發現，對于大劇場體量的舞劇籌備，一分錢就是一分貨。“藝術就這么奢侈，比如這個燈光，你說便宜的燈當然也能用，但是當我看到好的燈光，可以像呼吸一樣從看不見到慢慢地亮彩，最后高光啪一下全亮起來。我忍不了！我必須得是這個！所有環節都是這樣的選擇題，最后整體的費用就上去了。”

錢不夠了，他去找贊助商，解了燃眉之急。等到快預演的時候，錢又沒了，那些零星的支出，他驚喜地發現，原來手機里有一堆類似“借吧”、“花唄”、“白條”這樣的小額貸，它們幫他頂過了臨門一腳現金流緊張的問題，免得他硬著頭皮向朋友開口借錢。

一系列劇目的成功，為黎星工作室帶來了良性運轉，也為黎星帶來了更加從容的創作節奏，他的新劇《火車站》目前正在籌備排練中，年底即將上演，之前的劇目也有滾動的演出安排。疫情之下，許多現代舞團都遇到難關。2022年4月29日，世界舞蹈日當天，陶身體和楊麗萍云南印象現代舞團先后宣布解散，似乎是行業寒流的一個注腳。黎星把個人工作室保持在一個可控的較小規模，成員在10個人左右，大多是綜合性崗位，跟其他舞者則采取項目合作的機制，希望這種靈活運作的方式能夠相對穩健地、細水長流地走下去。

另一件必須做的事，是他在北京打造的“舞者之家”。空間已經物色好了，裝修也將近完成，他想把它打造成一個能夠自負盈虧、有公益性質、為所有舞者服務的地方。里面會有排練廳、沙龍、康復室，有實驗性的演出廳，也可以成為國外舞團大師來交流授課和制作劇目的場所。黎星希望他能有更多余力和能量，去做輻射行業的事情，“因為這個行業真的太難了，很多舞者真的太好了，他們每天坐一個多小時的車去排練的地方，只有很低微的收入，沒有熱愛，是不可能堅持下去的。”

他已經了解了這份熱愛，也就沒有理由不去護持這份熱愛，延長這份熱愛。那將是他最長情的冒險。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蒯樂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