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深翻譯工作者蘇福忠。 （秦穎/圖）
蘇福忠老師是編輯出版界的一員老將，本身也譯著等身，也是多年前我還在師大讀書時，去人民文學出版社混進混出最常叨擾的一位老師。傳說他退休后以帶孫子為主，生活得非常逍遙，沒想到久未聯系，他在新冠疫情已將人折磨得苦不堪言的第三個年頭突然寄來一本新著，囑我寫篇書評。彼時我還未從《金瓶梅》英譯批評中徹底脫身，因此對《朱莎合璧》這部以朱生豪所譯莎士比亞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專著有些遲遲進入不了狀態。后來讀進去才發覺，這又是一部需要對照牛津詞典和中國古典文學史來閱讀的作品。
顧名思義，《朱莎合璧》者，朱生豪所譯莎士比亞劇集之精華所在。這本書的主要內容即是對朱譯莎劇中精彩譯例的梳理與點評，有點像脂硯齋對曹雪芹著《紅樓夢》的工作——脂硯齋被霍克思等多位海外翻譯家稱作“稱職的編輯”，蘇老師也的確是人文版《莎士比亞全集》的責編，用他自己的話說，他為朱生豪和莎士比亞消磨了“半輩子”。而這“半輩子”是一直延續到近幾年的：他在退休后終于了卻一樁心愿，為朱譯莎劇完成了一套新的校注本，《朱莎合璧》這本書大概可以算作這套校注本的一個提煉濃縮版。書中正文分為六個部分，從朱生豪所譯的劇名到他的喜劇細胞，再到莎士比亞的歷史觀和朱生豪的悲劇性格，最后以朱生豪與莎士比亞在人文情懷與語言才華等方面的“珠聯璧合”作為重頭戲，循著先喜劇、再歷史劇繼而悲劇的順序，每個劇本中揀選十幾、二十幾種精彩譯例，從劇本故事由來入手，加以對譯文的剖析點評，時或征引梁實秋譯本作為對比，引領讀者去一一探究莎劇中對歷史與人性的洞察、奇思妙想的幽默與悲天憫人的警示，以及朱生豪又以怎樣的筆墨，將這一英倫文學巨匠的神思妙想與文學涵養“翻”成地道考究的中文。
之所以強調“翻”而非“譯”，是因為朱生豪所譯的莎劇，是外譯中作品里鮮有的一種存在：內里保留了從古希臘古羅馬到十七世紀英文世界里積淀深厚的人文內涵，外表卻又是閃耀著古典詩意的典雅漢語，所涉文學意象及古色古香的語詞涵括了幾乎整部古代文學史。從傳說中的上古神獸“獍”到《紅樓夢》里長歌當哭的“芙蓉女兒誄”，都被朱生豪或順手拈來或攝其精要地安置于筆下，助他將一部部海外奇傳譜寫成公主爵爺及市井人物無不栩栩如生的“現代元雜劇”。之所以這么講，是因為《朱莎合璧》中指出了一點：
朱生豪很清楚他在翻譯戲劇，想方設法從中國戲劇中需求元素，來和莎士比亞的戲劇的元素配合，這點是朱生豪的獨特貢獻，是所有別的譯家都沒有注意到、努力過，也難企及的。
比如他將所有上場交代劇情背景的角色，都譯作古漢語中的戲劇專用語“副末”。這樣一來，中國讀者觸目所及，會油然而生一種如臨舞臺的親切感：好戲即將粉墨登場，且看今宵悲歡幾何。非但如此，朱譯莎劇雖然總體上以散文體為主，但也會在某些劇本的開場或尾聲部分一展身手，將原文的“意思（meaning）”撮其要、取其神，“漏掉”或者“改換”一些信息，翻譯成“戲詞”，喜劇《終成眷屬》的收場詩即是一例：
袍笏登場本是虛，王侯卿相總堪嗤，但能博得周郎顧，便是功成圓滿時。
蘇老師點評此例時給出了原文的直譯：戲已演完，國王已與乞丐無異……請各位看官給些掌聲，我們會奉上滿懷的感激云云。批評者如果認為朱生豪此例譯文不夠“信”，那確實，但試問于普通讀者而言，哪一種文字讀來更為享受，更令人動情動心呢？何況，朱生豪絕大多數譯文，對于莎士比亞原著的精神內涵而言，是可謂信之又信的。
人物對話是莎劇的一大看點，也是朱譯多種佳例所在。除了一些戲劇專用語，朱譯莎劇對話中的人物稱謂也帶有鮮明的古典文學特色，風格詼諧幽默的喜劇作品尤其如此，如《溫莎的風流娘們》一劇中，將快人快語的媒婆Quickly借鑒《快嘴李翠蓮記》譯成“快嘴桂嫂”，西方神話中扮演成人之美角色的女神使she-Mercury譯成“紅娘”，再如多數劇本中都將sir譯成“長官”“大人”，將wife譯成“娘子”，將queen譯作“娘娘”，king譯作“王上”，都是會讓中國讀者心領神會而且對人物關系一望即知的處理。另外有些小曲小調，也處理得輕靈而俏皮，如喜劇《冬天的故事》里，有這么一段“吆喝”：
白布白，像雪花；墨紗黑，像烏鴉；一雙手套玫瑰香；假臉遮住俊臉龐；琥珀項圈琉璃鐲，繡闥生香芳氣多；金線帽兒繡肚罩，買回送與姐兒俏；烙衣鐵桿別針尖，閨房百寶盡完全；來買來買快來買，哥兒不買姐兒怪。
這是一段打油詩，原文兩句一韻，八九個音步，讀來朗朗上口。朱生豪的譯文與原文通俗活潑的精神完全一致，只個別詞匯有點時代特色，如“假臉”對應的masks后人一般譯成“面具”；而其中一個亮點在于“繡闥”，原文是a lady’s chamber（少女的閨房）——《紅樓夢》在英文世界里最為廣泛接受的一個譯名就是Dream of the Red Chamber——這是不同文化之間怎樣巧合的一種交流與呼應。無怪乎蘇老師會將這首小詩推許為“朱生豪莎譯中最好的詩譯之一”。
據蘇老師點評，朱譯莎劇的另一大長處在于詞匯量。莎士比亞原文的詞匯量就高達兩萬五至三萬左右，超出一般作家用詞的三四倍，朱生豪的譯文用詞量也是所有譯本中最大的。諸如“謠諑”“詔敕”“疵議”“嬖寵”“斧斤”“羈縻”等詞匯，再如“秦鏡高懸”“讒口鑠金”“蠅營蟻附”“克紹箕裘”等自帶古典文化掌故的表達，都是當今譯者筆下難以得見的。蘇老師直言，對照朱生豪的譯文，令人深感“當今譯者遣詞造句的蒼白”。語言之所以蒼白原因種種，其中一種大概還是在于對異域文明精神內涵的領會不足和對本民族古典文化修養積淀的不夠。畢竟語言是思想的外化，莎劇的精神在于對人性中貪婪、偏執、嫉妒、好勇斗狠等黑暗面的洞察與暴露，對于歷史上一頁頁爭斗及被這些爭斗蹂躪命運的帝王將相和升斗小民的一并同情與憐憫。不論是“老父衣百結，兒女不相識；老父滿囊金，兒女盡孝心”的諷刺，還是大將相爭之后勝利者對戰敗者的哀悼“因為我們那不可調和的運命，引導我們到了這樣分裂的道路上”，都令人在啼笑之余陷入深思。蘇老師認為，朱生豪最佳的譯文，往往對應的都是莎劇最精彩的原文。誠哉斯言。
囿于不同民族、歷史、文化背景的千差萬別，翻譯只能是戴著鐐銬的舞蹈，也是注定無法完美的事工。無論是怎樣的翻譯天才，譯文里都會存在各式各樣的不完美，另外，也難以避免疏忽與錯漏，朱生豪也不例外。蘇老師雖然對朱生豪的譯筆贊賞不已，甚至不止一次地率言朱生豪就是最佳的莎劇譯者；但他并不護短，評析的每一個劇本都指出了漏譯的問題，而且是所有的朱譯莎劇基本都有漏譯，差別只在多少之間，漏譯至多者甚至多達六十處，大段文字的漏譯也不下十四五處。
身為資深譯著編輯，蘇老師的很多批評都帶有一種“我這雙眼睛已看過太多”的鐵口直斷風格，有偏見也有抱怨，但更多的是洞見，這也是《朱莎合璧》一書特別好看的原因。譬如他拿梁實秋和其他譯者所譯的莎劇文字與朱譯相比對，一再斷言，梁譯雖然笨拙，但總還是老老實實的翻譯，而其他一些譯者的文字則顯得不知所云，非但不忠實于原文，也不是清晰流暢的漢語。像這樣坦率的批評并不多見，而他對梁實秋譯本始終抱有“敬意和尊重”，這也是當今翻譯批評中少有的公允。他認同梁實秋舉一人之力堅持三十多年譯事需要的毅力和恒心，也贊賞梁譯本每篇都附有簡練譯序和注釋，且根據牛津本用散文體來忠實翻譯的學術性；另一方面，他在書中一再為朱生豪不平的一點在于，同樣根據牛津本用散文體來忠實翻譯的朱譯莎劇，長期以來飽受翻譯界人士的挑剔與責難，而這些批評往往出自中英文水平遠不如朱生豪的人士。他引用德國詩人海涅的觀點來說明以散文體翻譯莎劇的長處：
莎士比亞也在語言上表現出一定的特色，可是這種特色，以韻腳跛隨思想的韻體譯者永遠也不能忠實反映出來。……如果詩人的精華因之喪失，僅有糟粕得以保存，韻體譯者又何苦乃爾呢？一種散文翻譯比較容易復現某些章節的質樸、率真、近似自然的純潔性，因此無怪比韻體翻譯更為人所取了。
后來的某些譯者指責朱生豪的譯本不夠“詩”，而沾沾自詡于自己的譯本是“詩體”翻譯。這一點無獨有偶，楊憲益翻譯的荷馬史詩《奧德修紀》也遭受過同樣的命運。楊先生本人是詩人，舊體詩寫得好，他從法文翻譯的《羅蘭之歌》和古羅馬文翻譯的《牧歌》均為詩體譯文，還曾將許多英文詩歌和古希臘文詩歌譯成詩體，古希臘女詩人薩孚的短詩譯得尤其典雅優美，唯獨將“荷馬史詩”譯成散文體，也是鑒于類似的考慮。他在“譯本序”中交代：
在開始翻譯之前也曾考慮是譯成詩體好呢，還是譯成散文好；最后還是決定譯成散文；這是因為原文的音樂性和節奏在譯文中反正是無法表達出來的，用散文譯也許還可以更好地使人欣賞古代藝人講故事的本領。
一流的譯者并非不會以詩譯詩，而是更多地考慮如何講述一個精彩的故事，傳達原作的精神內涵，給讀者更流暢的閱讀體驗。這是不愿下這種功夫而一味以韻腳和分行來炫技自矜的譯者難以望其項背的。更可厭者，前輩譯者的優秀譯作還要遭受后人的妄加修改，而在這一點上，朱譯莎劇與楊譯荷馬史詩又是同樣的受害者，令人嘆息。蘇老師在《朱莎合璧》一書最后部分提倡要尊重異域文化的風貌，“把leek譯作leek”，翻譯要依托原文，哪怕表達得笨一點，拗一點，也要“原意用相應的漢語表達出來”，不要隨意改寫。這觀點我完全贊同。此外，對待前人的優秀譯本也應該持同樣的態度，譯文的時代特色和個人特色都是筆墨寫就的歷史一頁，不要去亂改。如不認同大可以另起爐灶翻譯新的譯本，且讓朱生豪是朱生豪；雖然，考慮到朱生豪所受教育的時代背景與他世所罕有的語言才華，再想有哪位莎劇譯者能超越他基本無望了。“朱譯既出，譯莎可止”明明白白是一份來自資深編輯與老譯者的偏見，這偏見卻著實令人難以辯駁。
李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