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岳升陽在東方廣場工地考察
埋藏古河道與北京城中軸線
北京小平原上一萬年來的永定河故道
國家大劇院古高梁河剖面示意圖
1998年陪侯仁之先生考察圓明園
著名歷史地理學者侯仁之先生晚年助手、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副教授岳升陽新著《中軸線與北京古河道》近日出版，8月21日上午，岳升陽副教授接受北京青年報記者的獨家專訪，分享了新書出版背后的故事，以及他眼中的侯仁之先生。
在岳升陽看來，北京城的中軸線是漢代以來中國都城中軸線發展的結晶，是唯一基本完整保存下來的都城中軸線，具有極高的文化價值。這條線上曾有多條古河道，有的至今仍在使用，有的已經湮沒于地下，他直言，這本書的重點在于通過文獻考證和地層剖面分析，結合繪圖和照片，述說已經消失的埋藏古河道、古湖泊，“為人們了解中軸線的歷史和地貌環境，提供一些平時少有接觸，又可參考的歷史信息，以便更全面地認識北京中軸線”。
這些研究積累了十多年，一個多月就拿出來書稿
北青報：您在北京大學開設“北京歷史地理”課程，對北京城中軸線上埋藏古河道進行了十多年實地考察研究，曾主持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北京平原全新世永定河古河道的歷史地理研究”等項目。請您介紹一下新著《中軸線與北京古河道》出版的緣起，以及您平時從事的相關研究。
岳升陽：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是從最早的北大地質地理系而來。北京大學地理學科創建于1952年，當時侯仁之先生出任地質地理系主任，開創了中國現代歷史地理這一領域。改革開放以后，地質和地理分開，地理系改成城市與環境學系，后來又改成城市與環境學院，我在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我的主要研究方向就是城市歷史地理和環境考古。
前年秋天，北京出版社提出把關于中軸線與北京古河道的研究梳理、集結、出版，這些研究積累了十多年，所以我一個多月就拿出來書稿。北大歷史地理學科特別重視人類活動與環境之間的關系，侯先生研究的重點之一就是北京城，他特別注重河湖水系與北京城發展演變的關系。我們今天的研究也是沿著侯先生的學術之路繼續深入，我們研究北京城市歷史地理，很重要的還是河湖水系、地形地貌、環境變遷等等。對于一些地面上看不見，文獻記載又特別少的現象，侯先生當年一直是把文獻研究和野外考察結合起來進行研究的，我們也是這樣做的。總之，這本書從都城中軸線的形成歷史談起，重點介紹了北京城中軸線的地貌環境，包括中軸線與古河道、古湖泊的關系，就是希望幫助大家更好地了解中軸線，認識它的設計和發展過程。
北青報：而且書里配有大量繪制圖、工地實勘圖，讀起來更清晰、直觀。
岳升陽：面向公眾普及知識，如果寫得太多太瑣碎，讀者會覺得太枯燥，這本書里使用大量繪圖，好處就在于視覺效果直觀，平時我講課也是如此，有時候說一個河道，要是沒有張圖，說半天別人也不一定能理解。所以很多圖我都是自己畫，最初畫的圖要比書中的圖復雜得多，此次做了一些簡化，做成示意圖，目的就是為了讓大家一看就明白。
我參與過《北京歷史地圖集》等地圖集的繪制，用電腦軟件畫圖對我來說只是花費些功夫而已。現在比過去好多了，過去像侯先生他們那個時代圖都是手畫，不小心畫錯了，得涂掉之后拿紙貼到那兒，一點一點補畫，特別麻煩。
研究歷史地理，離不開閱讀“大地文獻”
北青報：您把去實地考察古河道說成是閱讀“大地文獻”，在這個解讀過程中，不但對一些未解之謎有了新的解讀，而且也有一些新發現。請您談談什么是“大地文獻”？您閱讀“大地文獻”的具體方式方法是什么？
岳升陽：我們都知道，研究歷史離不開文獻，文獻是由文字記載的圖書資料。我們研究歷史地理，就覺得厚重的地層就像一本大書，地層的沉積、堆積特征，以及地層中夾裹的文化遺物，記錄了人們活動的歷史，也承載了人類活動的信息。我們把大地比作一部特殊的文獻，就是“大地文獻”。
20世紀初，當近代考古學傳入中國后，歷史學家們受到極大震動，原來史料不僅存在于書本，也埋藏于地下，他們恨不得來個“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傅斯年）。殷墟發掘就是他們最重要的實踐。然而，需要謹慎對待的是，“大地文獻”這本書的閱讀是一次性的，哪里一旦翻開，就再也合不上了，它將永遠地消失。也因此，翻開了“大地文獻”，怎么解讀，也是個難題，它需要人們利用多方面的知識，從不同角度解釋地層中的現象。
歷史地理研究者的閱讀，既不是考古，也不是尋寶，只是對地層進行科學的觀察和記錄，把地層中的現象提取出來，進行研究。尤其是古人記載的河流水系有時候很籠統，就說了幾句話，今人解半天誰都定不下來。通過地下考察往往能得出可信的結論。怎么研究埋藏地下的古河道，怎么找到地層的剖面，對我們來說，主要的方法就得借助于建筑工程，深入各個工地，去閱讀“大地文獻”。
一般哪兒施工了，哪兒挖掘機挖開地層了，我趕快先去看一下地層剖面的狀況，需要進一步細致研究的，我再和學生們一起去采集實驗用的土樣。采樣時需要一個剖面上多點取樣，拿回來做各種實驗，包括粒度分析、微量元素分析等各種各樣的環境分析。
看的剖面多了，就把它連綴起來，去追蹤一些古河道，然后再結合一些砂層光釋光測年或者碳十四測年，以及河道里發現的一些人類文化遺物等確定它的年代，并了解河流的走向和規模，再把對這些古河道的認識和北京城市的發展演變結合起來，就會有更深入的研究。
北青報：看來閱讀“大地文獻”，是地理學人必不可少的技能和功課。
岳升陽：侯先生是第一位對北京城下的“大地文獻”進行科學閱讀的人。上世紀30年代，侯先生在燕京大學讀書期間，就已經開始調查北京的河湖水系和河流故道了。上世紀60年代初，侯先生就跟考古學家們一塊去搞沙漠調查。1962年，北京市召開干部擴大會，市領導向侯先生講述了修建人民大會堂時遭遇古河道大量涌水的事情，請他掛帥，會同北京市地質地形勘測處開展北京城市地下古河道的調查，以便為后續城市建設做準備。人民大會堂今天已經成為北京中軸線的組成部分，可以說，侯先生對北京老城大地文獻的實地研究，是從中軸線開始的。
從那以后，北京大學地質地理系和北京市地質地形勘測處等單位一起，開展了多年的埋藏古河道調查。1973年，侯先生從江西鯉魚洲干校回到北京，研究工作再次開啟后不久，北京城地下又有了新發現。在當時北京飯店新樓位于王府井南口路西的地基工程，在地下10米深處挖到2萬多年前的德永象臼齒化石，在地下13米深處發現2.9萬年前的古河道，侯先生親往工地調查。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北京開展地震地質會戰，侯先生領導的埋藏古河道研究被納入會戰之中。
上世紀80年代，侯先生跟北京市文物局有很密切的合作，如對北京上宅新石器遺址的研究，推進了他對歷史地理研究理論的思考。后來我們學院一直跟北京市文物局有著密切的合作關系，20世紀90年代我們的老師參與了西客站古蓮花池的調查，金中都魚藻池的環境考古調查等。
到了上世紀90年代末，從二七劇場路的工程開始，我們跟北京市勘察設計院合作了十幾年，先后承擔了兩個北京市自然科學基金課題，兩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課題。這樣的合作，使得我們有了許多考察工地的便利條件，做了很多古河道的研究，比如為期3年的國家大劇院古河道研究，我們在古高梁河上部砂層中找到一棵古樹，做了碳十四測年，年代為西漢中期。我們還發現古高梁河故道砂層上部有許多具有西漢文化特征的陶片，地層的變化顯示，西漢時期古高梁河雖然還有較大的水流，卻已經接近尾聲。
北青報：借助工程去解讀“大地文獻”的過程中，一般進行得會比較順利嗎？
岳升陽：因為我們不可能想研究哪就在哪挖坑打鉆，所以相對來說還是有點兒被動，所以你看這本書里寫的這些調查，都是我們延續了十幾年以上的調查。
我們經常是一聽說哪兒有工地，就趕快聯系人家，盡快去進行調查。但有時候施工時間不好掌握，知道哪兒施工了，等去了人家都已經挖完填上了，或者是去了還沒挖出來。這就需要經常跑，經常跑才有可能碰上更多的機會。
我們的歷史地理調查，不是去考古，我們是去看挖開的地層剖面，我們更注重自然遺跡、環境遺跡，文化層面的東西還是要靠考古。
已經消失的埋藏古河道、古湖泊，都在中軸線上留下印記
北青報：北京中軸線與北京古河道有怎樣的關系，閱讀“大地文獻”對北京中軸線研究提供了哪些幫助？
岳升陽：古代都城及其中軸線設計，離不開它所依托的地理環境，北京城在設計、建設過程中，受到自然環境和人文因素的影響。在它的中軸線上，曾有多處河流和湖泊，這些河流、湖泊對宮殿選址和中軸線定位起到重要作用。其中古高梁河故道和故道中的湖泊，是元大都選址和確定宮城位置的主要地貌要素，金口河、通惠河、金水河、護城河等都在中軸線上留下印記。
元大都城和明北京城并不存在宮殿中軸線和大城中軸線之別，劉秉忠所定的是大內方向，所謂中軸線，主要是為大內宮殿設計服務的，為了表達皇家禮制的需要，大城顯示的中軸線是大內宮殿中軸線的延伸，而不是各有一條中軸線。元代中軸線不在舊鼓樓大街，不在明清紫禁城內的斷虹橋或武英殿一線，它與明代紫禁城中軸線是一致的，并沒有因皇朝更迭而移位。元代海子東岸更靠近中軸線，影響到中軸線的定位。萬寧橋北曾有晚唐至遼金時期的墓葬，火神廟或在元代移建于中軸線西側，后向湖中擴展。萬寧橋下的通惠河河道應是元代開鑿，早期的“流泉”河道位于其東北。元代海子與大內太液池之間有河道相通，那里在元代已架有石橋，即后世的西壓橋。丙寅橋的“丙寅”是紀年不是方位。麗正門外的三座橋應是南北縱向排列的，它對我們分析大內方向有所幫助。元大都宮殿繼承了西漢長安城開啟的左宮右苑的格局，它的實現，得益于古高梁河故道及其湖泊。而在天壇與先農壇之間中軸線道路兩側，清代曾開辟有湖塘，其遺址可加以利用。
我們在認識北京城中軸線時，需要對當地的地形、地貌特征有一定了解，它會幫助我們更好地了解中軸線，認識它的設計和發展過程。要實現這一點，除了依據文字的文獻之外，還應閱讀“大地文獻”，尤其是要重視城市考古。
2000年初，我曾經提出來說應該把城市考古作為一個戰略重點，可惜那時城市考古尚未得到重視。這幾年從上到下都非常重視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北京城市考古有了很大進展。
北青報：在您對北京中軸線上古河道實地考察的過程中，有哪些比較難忘的經歷？
岳升陽：2011年，什剎海街道辦事處在小石碑胡同改造一所四合院，我提出想對工地進行調查，街道領導馬上給予大力支持。工地不大，但由于種種原因，要完整記錄下60米長、7-8米高的坑壁剖面，先后跑了20多次。令人欣慰的是，我們幸運地考察到幾乎完整的南北向剖面，終于繪出完整的古高梁河和元代什剎海北岸沉積地層的剖面圖。通過實驗分析可知，什剎海形成于古高梁河故道之中，是在古高梁河故道砂石灘地上逐漸發育出來的湖泊。東漢以來，此地經歷了分支河道-河漫灘-湖心-分支河道-低洼地-湖灘的沉積演變過程。
今天的研究者有一種觀點，根據元代鼓樓在舊鼓樓大街的假定，認為銀錠橋是元代澄清上閘。小石碑胡同的元代剖面表明，銀錠橋一帶的海子湖面非常寬闊，元人不可能在此建澄清上閘。因為若在200多米寬的湖泊上建一個控制水位的船閘并不c現實，況且，銀錠橋上、下游水位沒有明顯落差，用不著船閘來調節水位，考古也證明銀錠橋處沒有閘的遺跡。反過來說，如果銀錠橋不是澄清上閘所在地，元代鼓樓在舊鼓樓大街的推測就難以成立，以舊鼓樓大街作為元大都中軸線的說法也就失去了依據。小石碑胡同工地正好在舊鼓樓大街的正南方，這里并沒有向南通往河邊的元代大道。所以說，元大都中軸線不會位于今舊鼓樓大街向南一線，把舊鼓樓大街看作是向南的宮殿中軸線是不可取的。
1998年，地安門商場二期工程開工，我們馬上去勘查，看到湖岸從東向西一層一層地疊壓著，向今天的湖岸推進，提供了元代以后什剎海東岸變遷的線索。2012年地鐵8號線什剎海站西出口工程再次為我們了解元代積水潭東岸提供了機會。在火神廟和地安門外百貨商場東側的4座豎井中，有3座出土了元代湖岸遺跡。最南面的一座豎井，位于火神廟東南，旁臨什剎海通往萬寧橋的河道。在挖豎井的過程中，出土了當時的一段湖岸石壁，砌了五米高的大石墻，很壯觀。石壁構造與萬寧橋澄清閘金剛墻及其雁翅石壁相同，并與澄清閘西北側雁翅石壁相接，是當年澄清閘水利工程的組成部分。當我們把北側的石岸結構投射到南岸時，就會發現南邊的石岸正好對著白米斜街，弧形的白米斜街應該就是元代積水潭的湖岸。
侯仁之先生“經世致用”的治學理念影響了很多人
北青報：您擔任侯仁之先生晚年助手，在您與侯先生交往的過程中，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
岳升陽：侯先生是一個很嚴謹的人。那時候常有各種呼吁書找專家們簽字，侯先生一定要先看一看這個呼吁是干什么的，跟歷史地理有關的，他覺得行，才簽字，如果不涉及歷史地理、不是他研究的領域他不簽字。他認為專家是有限度的，只是在自己研究的領域里是專家，他寫文章或會議講話都是圍繞著歷史地理這個角度來說的。
北青報：從繼承侯仁之先生學術思想的角度看，您對侯先生的治學理念有哪些體會？
岳升陽：侯先生做人做學問有一種憂國憂民的意識，他從年輕的時候起，就深受中國古代經世致用思想的影響，他講課很有感染力，他的思想影響了很多人。侯先生不是做枯燥的學術，他的研究都是貼近現實的，他把學術研究跟現實結合起來提過很多建議。比如侯先生為解決北京城市建設的緊迫問題，承擔起北京城下埋藏古河道、河湖坑塘的研究，形成北京城埋藏河湖溝坑分布圖，后來《北京歷史地圖集》有一幅圖就是根據這個圖做的。
1998年，北京市政府請侯先生給北京市領導講北京城的歷史，這對于侯先生來說可謂輕車熟路，但他治學講課十分重視效果，言必有針對性，力戒泛泛空談。他當時已經87歲，但還是親自去蓮花池和后門橋調查，我和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王武鈺先生陪同他前往。在后門橋恰好遇到一位居住在當地的70多歲的老先生，侯先生拿著筆記本，時而提問，時而記錄，認真了解后門橋一帶幾十年來的變化，征求他對整治當地環境的看法。后來侯先生在《從蓮花池到后門橋》的講座中，提出疏通后門橋河道，實現水清岸綠的建議。北京市領導對此十分重視，兩年多后，后門橋恢復了昔日綠水澄清的景象。
文/本報記者李喆
供圖/岳升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