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韶毅和他的新著《一生懷抱幾人同：民國學人生平考索》（北岳文藝出版社，2022）。 （資料圖/圖）

走不出永嘉路

讀罷方韶毅的新書《一生懷抱幾人同——民國學人生平考索》（北岳文藝出版社，2022），我心里不自覺地冒出一句話：“走不出永嘉路。”方著十五篇文章所考索的十四位文人學者，有十二位是溫州人，而且《尋找史美鈞》一文的主角海寧人史美鈞也曾長期生活在溫州，《華五是誰》中的華五雖然不是溫州人，主要也是因為涉及來溫傳教士蘇慧廉，才引起作者的興趣。 “走不出永嘉路”，不是指這些學人沒有離開過溫州，事實上，他們星散四處，甚至寓居異國，當然更多人經過艱難的跋涉，最終不得不回歸故里。所謂“走不出”，主要是指他們聲名不彰，影響大多是地方性的，現在早已隱入故紙堆中，成為現代學術史、文學史的邊緣人、失蹤者。如果沒有邑人方韶毅的探賾索隱，大概也不會有人注意他們。

方韶毅經常在書中感嘆他們“不為人所知”。《想起次愷》說畫家次愷“雖然他的作品曾風靡一時，連豐子愷初見時都曾‘疑為自己所作’，但目前除了陳星、白杰明等豐子愷研究專家的筆下略有提及外，早已不為人所知。”《“吉金樂石”謝磊明》說：“提起溫州人在近現代中國篆刻史上的作為和影響力，大家總會先想到方介堪、方去疾等人，對謝磊明則少有顧及。”《“文學青年”湯增敭》寫的是魯迅“一個也不寬恕”對象中的無籍籍之名者，《魯迅全集》的注釋中甚至誤以為他是湖州人。書中《華五是誰》《尋找史美鈞》《“失蹤”的孔德》《王服周事跡》這幾篇，從題目中就可以直接看出，他們的生平甚至連名字都已經沒入歷史的蒼茫之中了。如果不借助各種數據庫和E考據，我們完全無法拼湊出他們的生命痕跡。

吳鷺山（右）和夏承燾。 （資料圖/圖）

我最感興趣的林損、伍叔儻和吳鷺山等溫州學人。方著中《伍叔儻的魯迅印象》，開篇劈頭一句就是：“伍叔儻在魯迅交往錄中是一位無足輕重的人物。”事實上，將“魯迅交往錄”改成“現代學術史”也不致大錯。伍叔儻曾任中央大學師范學院國文系主任達長十年之久，著名學者朱東潤就是當時該系的一位青年教師，后來朱東潤在自傳中曾提到過伍叔儻，稱其為“混子”，看不上伍叔儻的學問。從方韶毅與沈迦整理的《伍叔儻集》看，伍的學術規模顯然不能說他已“走出永嘉”。

吳鷺山的學問淹雅，方韶毅《吳鷺山的命運》說他的才華并不遜于好友夏承燾。夏承燾的論著均在詞學方面，而吳鷺山涉獵極廣，不僅研究杜甫、陶淵明，還討論易學、莊子、《尚書》等，不過，他的人生之路遠沒有夏承燾順暢。1938年底在澄江中山大學謀得教職，因日寇逼近而匆匆返鄉；1953年至浙江師范學院任教，1956年調至浙江教師進修學院，1958年反右運動中“被議”，不久即被遣返回鄉；1962年在長春東北文史研究所專授《詩經》課，1979年退休。“這么多親友相助都無濟于事，吳鷺山最后還是回到了老家。”方韶毅在書中為他打抱不平：“憑他的學識，如果也能像夏承燾那樣，在京滬杭等地大城市教學做研究，得以一展風采，會是怎樣的人生呢？”人生無法假設，方韶毅這一問，實在是別有懷抱。

林損與《林損集》。 （資料圖/圖）

至于林損，甚至可以說是被現代學術主流所放逐。當年林損離開北大，具體的原因，眾說紛紜，方韶毅在《林損胡適交惡考》中，羅列了各家對于林損事件的解讀，最后還找出林損與胡適各自評述對方的文字，讓我們回到歷史現場。林損的公眾形象也就定格在了對胡適的破口大罵上，若不是方著中附錄了林損家人的回憶，我們也不太會了解林損離開北大后的行蹤。

更愿意作“文人”

方著所涉及的溫籍學人中，劉廷蔚是昆蟲學家，劉廷藩留學回國后任職于圖書館、稅務局、銀行，畫家次愷后來任職小學，寫了一些科普讀物，文學青年湯增敭一度很活躍，但1940年代以后就開始隱入幕后做起了編輯，后來去了臺灣，總之，他們或是別有事業，或是隱入幕后，余事作詩人，退出文壇也是情有可原。當然，除了旺盛的創作欲和持續的創造力外，要在文藝上“走出永嘉”，甚至還需要一點機遇和運氣，很多人因為偶然因素，從此就離開了文藝界。

至于林損、伍叔儻、吳鷺山也“走不出永嘉路”，其實是頗為奇怪的。因為他們終其一生都是職業學者，雖然有困頓有失意，但始終是學人身份，可為什么“走不出永嘉路”？我認為可能的原因是他們并沒有進入現代的學術共同體。

民國時期的大學教授，至少有編寫講義的任務，也有不少批駁問難的場合，自然就有學術研究和發表論著的要求，因此自發地形成學術共同體，所以實際上民國時期的大學教授，一般就也視為現代學人。但是嚴格來說，進入大學不能等同于成為現代學人，而是要看有沒有參與到學術話題的討論中去，即有沒有陳寅恪所說的“預流”。林損他們雖然都曾在高校任教，似乎不言而喻就是現代學人了，但其實并非如此。林損反對胡適的學術觀點，很容易被象征為新舊之爭。方韶毅在書中告訴我們，林損也寫過白話詩，伍叔儻同樣能欣賞魯迅。所以現代學人與否，不在于觀點之趨新守舊，而是有沒有遵從現代學術交流機制參與討論。林損沒有從學理上論述、批評胡適，謾罵文字中只有人身攻擊，不得稱為學術交流，自然不能視其進入現代學術共同體。我舉一個例子來對比，胡懷琛一一摘錄批改《嘗試集》，認為胡適用字不當、詩意不足等等，還編著《嘗試集批評與討論》，胡適的回應其實頗失章法，只能以“守舊的批評家”來譏笑胡懷琛，但顯然兩人是在現代學術交流機制下的交鋒，所以過了幾年之后，胡懷琛的《胡懷琛詩歌叢稿》有了胡適題辭：“剛忘了昨兒的夢，又分明看見了夢中的一笑。”大有握手言和的意味。

更主要的是，林損、伍叔儻和吳鷺山有一種與現代學術主動疏離的心態，也即相較于“學”，他們更究心于“文”，相較于“學者”，他們更愿意作“文人”。三人都很有詩文上的才華，胡適雖然批評林損“整天喝酒、罵人、不用功”，但是也不得不承認“公鐸的天分很高”。胡適也稱賞伍叔儻的詩才，對秘書胡頌平說“叔儻的詩是用力氣做成的”，鐘應梅甚至推伍詩“當代獨步”，適然樓主《香港詩壇點將錄》將伍叔儻列為第一，尊為“托塔天王”。吳鷺山更不用說了，他與夏承燾一見面即訂交，可見詞人間的惺惺惜惺惺，詩詞還被入選錢理群、袁本良合編的《二十世紀詩詞注評》。事實上，他們的論著也往往側重是辭章層面的。所以傅斯年說不應從新舊不同之論來評判林損等人，“試問林、馬諸丑于舊有何貢獻？”傅斯年的用詞自然是意氣之爭，但從新學舊學的角度看，他對林損的批評似乎也還有一定的道理。

地方小傳統的影響

那么，何以他們都究心于文辭，而與現代學術潮流保持了一定的距離？如果說林損、吳鷺山沒有經過現代高等教育，那么他們接受傳統的士大夫之學，即使沒有轉型為現代學人，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是伍叔儻可是和傅斯年同學，經過現代學術訓練的，何以也有相同的傾向？方韶毅另著有《民國文化隱者錄》，同樣也是寫一批溫州學人的輾轉求索而成為文化史上的隱者，因此，我不得不把目光轉向“溫州”。

現代溫州的文史之學，大別為四個流派，一是晚清以來孫詒讓、陳黻宸等人所引導的舊學，最終形成了所謂的“北大溫州學派”，林損就是這一派的；二是1920年代前后，梅冷生組織的慎社、甌社兩大詩社，夏承燾就是慎社成員；三是以及1930年代《甌風雜志》為中心的學人群體，這一群體與前兩者有交集；四是與慎社幾乎同時出現的永嘉新學會。當然還有一些學人與溫州本地學脈聯系不那么緊密者，如夏鼐在國外取得博士學位，王季思繼承的是吳梅的學脈等等，這里就沒有專門列為一派。這四派之中，永嘉新學會可以代表追隨現代學術的潮流，他們吸引了一些青年學者，創辦了《新學報》，鄭振鐸在上面發表了《新文化運動者的精神與態度》《俄羅斯文學底特質與其略史》等文章，但是新學會至1920年底就結束了，也就表示“現代學術”這一取向在溫州的根基不穩。

“北大溫州學派”和《甌風雜志》群體之為學，重視文獻和文辭，他們的文獻之學仍為現代學術所重視，但他們關心的學術話題，如宋慈抱的《續史通》、林損的《永嘉學派通論》、李笠的《墨子間詁校補》等等，都是前代的余緒，幾乎沒有成為現代學術的共同話題。事實上，他們和慎社詩人群體一樣，畢生主要用力于辭章，《甌風雜志》以“通論”“名著”欄目打頭，但名著是整理前人之著，通論數量并不多，所以事實上主要還是發表詩文創作、碑傳墓志之屬的“文苑”欄目為主。慎社的組織者為梅冷生，幾乎團結了溫州各界人士，出版《慎社》雜志，舉行詩鐘雅集，形成了溫州“詩詞”中興的局面。慎社之后，梅冷生還組織了甌社，繼續團結詩人。由此，我們可以了解，在中國學術的現代轉型之際，傳統士大夫的“文章”“辭章”的傳統，在溫州所具有的影響力。

吳鷺山和夏承燾的訂交，就是經過梅冷生的中介，我們完全可以推測吳鷺山的學與文的選擇中，深受慎社所代表的“文章”“辭章”的小傳統所影響。同樣也可以發現林損經常在《甌風雜志》上發表詩詞，而于“學術”層面乃至“文獻”上，未見用力，可見他即使進入北大也沒有自外于“辭章”這一地方風尚。而伍叔儻早年的教育經歷，同樣也在這一脈絡之中，進入北大后，跟傅斯年他們唱對臺戲，從他的講義看出，地方風尚影響一生，而畢生用力處卻在寫詩。當然，更晚一輩的溫州學人，接受完整的現代教育，往往容易由“文”向“學”轉型，這里就不展開了。

現代學術的主流，當然也重視辭章，但詩詞的寫作、辭章的水平往往只是作為研究者的個人修養和研究能力的基礎，現代學術的潮流已經轉向學理和論述，詩詞也一變為研究的對象，“填詞”已向“詞學”發展。慎社成員夏承燾由早年的“填詞”轉向為“詞學”“填詞”并重，可以說是溫州地方文脈與現代學術潮流相結合的代表。他的《減字木蘭花》中有一句：“夢路還應繞永嘉”，不忘來時路，其實可以視為另一種走不出永嘉路。

潘德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