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當代著名小說家、翻譯家莉迪亞·戴維斯。 （資料圖/圖）

莉迪亞·戴維斯（Lydia Davis）是美國文壇巨人般的存在。她寫小說，曾獲布克國際獎和麥克阿瑟天才獎。她也是著名的文學翻譯，多為人知的是法語文學的翻譯，如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中的《在斯萬家那邊》和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

1947年出生的她，一輩子跟文字打交道，譯有余力則寫，寫有余力則譯，穿插著學外語。除了法語，她還會德語、拉丁語、意大利語、瑞典語、挪威語、荷蘭語、西班牙語、加泰羅尼亞語、葡萄牙語等。這么一列舉，我都不知道自己一輩子干嘛去了。有的人活著，就好比為了襯托出他人的低成效似的。

不過回頭又想，也犯不上為一門外語都掌握不好難為自己。畢竟英語和歐洲很多語言有共同之處，打通任督二脈更容易一些。學語言就好比做拼圖，哪怕先前有幾塊拼了起來，也比全是一堆散片好得多。比如西班牙語中，大學是universidad, 就和英文的university很接近，德語和英語重疊詞匯更多。學會了德語，再進入荷蘭語也不那么難。同樣，學會了西班牙語，再進入葡萄牙語也容易得多。接近的詞匯越多，拼圖就越容易。

戴維斯學外語的方法奇特，值得其他學習者借鑒。學西班牙語，她會去找馬克·吐溫的《湯姆·索亞歷險記》的西班牙語版，慢慢地看，不查字典，而通過上下文去了解每個詞和句。她還建議，若想快速學習一門語言，可以白天沉浸其中，被語言挾裹著，晚上靜下來看點語法，這樣一邊歸納一邊總結，療效更顯著。

莉迪亞·戴維斯還有個志向，就是每學一門語言，起碼翻譯一篇來自該語種的作品。這種通過翻譯來學習的方法，我們這個年齡的外語學習者記憶猶新。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外語教學，一度側重這種翻譯學習法。后來的外語教學更偏重口語交流，在教學法上改弦易轍了。后來又突然冒出了一個瘋狂英語，無限強調口語，更是使得外語學習在方法上走火入魔。

戴維斯通過翻譯學外語，只要求自己從簡單易讀的小說入手。動漫或童書也可，而非起步就是《尤利西斯》和《堂吉訶德》。學荷蘭語的時候，她請朋友推薦作品給她來翻。朋友給她推薦了A.L.斯奈德斯（A.L.Snijders）。她翻譯了斯奈德斯的超短篇小說集《夜車》。這也影響了她自己的創作。戴維斯自己的小說也是極短篇。不知道的人，還以為她自創了一種風格，誰知她是在翻譯中得了師承。

莉迪亞·戴維斯的《散文集》。 （資料圖/圖）

戴維斯的高產讓人瞠目結舌。即便是翻譯之余的下腳料，她都能攢成一本將近六百頁的文集。莉迪亞·戴維斯這個名字本身就是招牌，她的文集都沒有像樣的封面設計，就是三個框框里，寫上“散文集·二”。有二則有一，第一本也是五百多頁。封面設計一樣樸素，唯一的區別是顏色，一本是綠色，一本是藍色。第一集是她的創作，第二集則是她的翻譯札記。

這本翻譯札記列舉了翻譯的二十一大樂趣。從單純語言文化角度來看，翻譯迫使譯者接觸外語，也讓譯者修煉自己的母語。不然的話，一個作者可能就長時間困在自己的風格里頭，難有突破。翻譯的過程，讓一個作者打破自己的舒適和鈍感，而不斷豐富自己對母語的掌握。譯作對于創作有種鯰魚效應。在中文世界也有人感慨，從譯制片到文學翻譯作品，一些外文的表達方式，不知不覺在豐富著中文的表達。這也說明了中文自帶彈性，若保持開放狀態，會不斷推陳出新。而莫言、余華等中文作家，也都毫不諱言外國文學和作家對他們創作的影響。

翻譯讓譯者有機會接觸不同的領域，對于很多話題能略知一二。這種略知一二，可以讓譯者多些茶余飯后的消遣，同學聚會中的顯擺。這是戴維斯的說法，現實中這種事我從來沒見過。鄙人的同學聚會中，在校花們面前出風頭的怎么可能是翻譯？怎么著也是個企業的老板或是某某局長。

戴維斯有一些觀察，和我自己作為譯者的經驗不謀而合。例如，她認為翻譯是一系列解決問題的過程。人們總覺得翻譯只是從一種文字到另外一種文字的簡單轉換，貌似謄寫，摘抄，但實際上它是文字世界里的問題解決過程。你得把原文給大卸八塊，用卡車運走，到新地方重新以別的方式組裝起來。這個過程頗為燒腦，但也讓文字匠人樂此不疲。那種“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的文字“極客”體驗。

戴維斯也說翻譯是一種在家里的臥游。我們可以從自己的文化和語言里放個假，出個差，進入到另外一個時代和地盤，這有助于我們擺脫各自生活的庸常。人天天過自己的日子，有的人能過得很有滋味，這通常是那些平庸的人。福樓拜說過，幸福的三元素是愚蠢、自私、身體好。聰明人往往是痛苦的。他們腦子里有一個世界，身邊另外一個世界，二者慢慢脫節，漸行漸遠。這過程中，人對平常的日子逐步感到厭倦，甚至痛苦。通過作品翻譯，一個人可以進入他人的世界。這種代入感，讓人可以名正言順地附體他人，而又不被視為精神分裂。這種體驗何止只是翻譯，是深度閱讀共有的一種經歷。

翻譯也幫譯者打敗孤獨。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和作者在精神上同在。譯者不是一個人在戰斗。有時候，譯者在工作中間，還和其他人協作，了解某個概念的內涵，或是讓母語人士解釋某個概念和詞語，這也讓翻譯的過程，有了一些團隊協作的樣式。

還有一些樂趣，戴維斯的表達更為新鮮。作家做事講究狀態，寫作要精力旺盛，心態平靜。人精力不是最佳，心情不是最好的時候，思路會受到負面影響。可這種狀態下，翻譯仍能開展，旱澇保收。村上春樹也是翻譯和寫作交叉進行的。寫不出來的時候，他可以通過翻譯，維持自己的產能。寫作的人幾天不寫就會遲鈍。在寫作進入卡頓時，翻譯讓文字工作者保持狀態。

最后一個樂趣有點“變態”。戴維斯說，經年累月的翻譯之后，養成了職業病，見到什么東西都想著這話怎么翻譯。有一日，看到一個高難的文字游戲，突然意識到自己不用翻譯時，那種釋然，就好比做噩夢突然醒來一樣。

戴維斯說到翻譯這些樂趣，而我曾寫過一本翻譯的吐槽，區別究竟在哪里？她在紐約大學奧爾巴尼分校教創作，自己平時也創作，翻譯、寫作、教學、學習，所有這些活動都能疊加，相互效力，自然越做越帶勁。我則是白天做課程設計，是業余才做翻譯，而兩種差事互不相干，難有重合，想做好，都得百分之百投入。這種狀態，更像蠟燭兩頭點，對自己損耗更大，也更容易陷入工作懈怠。這前車之鑒，但愿眼下處在十字路口的年輕讀者讀后明察。

除了談翻譯的樂趣之外，此書其他部分談到她從法語、挪威語、荷蘭語等語種翻譯的逸聞和實例。我自己語言掌握有限，尚不能欣賞她所有的感悟與洞察。新生代中，會二外三外四外的人越來越多，未來會有更多像戴維斯一樣的多語種譯者。祝你們好運。

書中也有“英翻英”，亦即把來自另外一個時代或是不同方言區域的英語，翻譯成當下讀者熟悉的英語，好比我們的文言文翻白話文。如果拓展開了看，這個世界上誰不是翻譯？在我們頭腦里的模糊概念，在形成文字或者話語的路上，我們也都在做翻譯的工作。在溝通之中，我們詮釋他人的話語，揣摩背后的潛臺詞。我們也在琢磨一句話的上下文，希望借此產生更為深刻的認知。每個人都在翻翻翻。這中間會有詮釋錯誤所產生的誤會與沖突，也有準確詮釋得到的共情、共鳴、共振，與彼此的欣賞。從這個意義上說，本屬小眾的活動，卻有著大眾化的延伸意義。

南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