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作為中國歷史上的重要城市，曾被多個朝代和割據勢力作為都城而存在，因此它也被稱為六朝古都。
而最早作為都城使用的就是三國時代，當時的建業就是現在的南京，因此南京也成為了許多歷史學者研究三國歷史的所在地。
不過學者們研究的媒介，多為古書和其他的歷史文獻，比如甲骨文、竹簡等。只有比較少的一部分人會去從另一種歷史記載媒介去研究它，那就是石刻，也就是石刺文獻。
其實對比于史書和竹簡，石刺文獻在歷史的研究上也是毫不遜色的。
所謂石刺文獻，即在名山大川中經常見到的石碑和石刻，這些在緬甸等東南亞國家比較常見。
比起喜歡把歷史信息刻在石碑或者石刻上不同，中國古代的比較完整且統一的政府機構，經過長時間的發展，建立了比較完善的史官制度，
石刻文獻之所以很少受學者們的關注，一方面是因為石刻相對史書竹簡來說，數量相對較少，并且石刻比起后者更難保存。
如今在各地名山大川的石刻里，大部分仍存在的石刻，文字內容已經很模糊，很難通過里面的信息對遠古歷史進行考證。
其次，就是石刻在古代的主要作用性，讓石刻記載的內容很難做到客觀和務實。
雖然歷朝歷代的史書都有一定的夾帶私貨，比如為了展現自己政權的合法性，在某些地方抹黑或者嘲諷前朝末代統治者等。
這些在古代并不少見，比如《明史》對成化的記載，有很多就是清朝人出于對其的仇恨而故意加上去。
雖然真實性存疑，但史官在記錄歷史信息上，至少盡量做到避免與鬼神之說扯上關系。
相比石刻在這種方面就比較不靠譜，這是石刻存在的性質決定，因為它在古代的作用是向上天溝通的媒介，而不是歷史信息的載體。
石刻和石碑在古代被稱為神物，這種社會認知在周朝時就存在了，比如《周易·系辭上》對石刻的作用是這么描述的：
說明石刻在古代存在著一定的神圣意義，是古代人對不了解自然事物的尊稱。
而這種風氣到了漢末時期仍然存在，石刻和石碑始終在社會民間存有比較高的地位，許多文人墨客的詩詞如果帶有神物一詞，多半指的都是石刻石碑。
比如三曹之一的曹植寫的《吹云贊》和《承露盤銘》，里面的“是生神物”和“神物攸協”，說的就是石刻。
可見無論是三國還是更早時候，石刻就是一種有著很深鬼神之說味道的文化載物。
不過石刻的建造多在官方認可的情況下誕生的，里面的內容也多是為了政治服務，因此學者認可從石刻所記載的單獨的人和事的描寫中，獲知一些與當時朝代政治變動的細節信息。
石刻在古代作為神物，是知識文化較低的人，認為可與上天溝通的物件，類似于寫天書的存在。然而石刻如果被有心人所利用，也能成為一種謀反的手段。
漢朝的石刻數量是在東漢時代開始多起來的，其內容的形制一定程度上延續了先秦的風氣，內容因為是與鬼神之說有關，所以多以讖緯的形式書寫出來。
這是秦朝歷史不僅反映了石刻文化在秦時就很流行，同時還代表石刻內容與朝代政治在當時就開始聯系在一起，有心者用來造反，統治者用來彰顯自己的政權合法性。
漢末時代存在的石碑和石刻，其內容很多都保留著這種形制，只是內容類別上不僅僅是反映政治這么枯燥。
相比于之前用石碑和石刻，哄騙無知者去造反，漢末的石碑石刻除了一部分與政治需要有關，另有一部分則是單獨描寫民間靈異神話和神話傳說的，形式和內容開始往多元化發展。
在漢末石刻分為三種類型，分別為：墓碑、祠廟碑和神仙碑。
比較有代表性的是《曹娥碑》、《白石神君碑》和《仙人唐公房碑》。這三塊碑分別在漢末不同時代出現，對應不同類別的石碑內容，因此很有代表性。
《曹娥碑》講述的是民間女子曹娥尋父尸而死的事跡，雖然故事內容是為了彰顯曹娥的孝義，但卻加入了許多靈異鬼怪的元素。
因此故事不僅在石碑上出現，同時還被加入了《異苑》和《后漢書·列女傳》中。
《曹娥碑》的碑文后來還被漢末知名學者，蔡文姬之父蔡邕題碑，也就是蔡邕的二次加工，讓《曹娥碑》的故事增添了靈異性。
這段文字就是蔡邕在《曹娥碑》中所題，不僅含有一定的神怪因素，同時撰寫上還保留著之前的讖緯風格，可見當時在石碑和石刻內容編寫上增添靈異元素，在漢末時代的風氣。
同時我們也能看到漢末時代的石碑和石刻，不再是作為政治工具而存在，而是開始為社會大眾而發聲。
曹娥因孝義而死，而行為得到了當時社會的認可，所以能夠被立碑，為的就是彰顯儒家傳統的孝道精神。
而《曹娥碑》屬于墓碑的一種，除此之外還有專門為宗教服務的神仙碑，以及為鬼神文化服務的宗祠碑。
后者兩種石碑的代表就是《仙人唐公房碑》和《白石神君碑》，其中《白石神君碑》更被視為漢代五碑之一，與《無極山碑》、《三公山神碑》等齊名。
這些碑文雖然與當朝的政治人物沒有太大關系，但卻都是在官府默許的情況下建造而成。但三國畢竟是一個混亂時代，到了三國鼎立之后，以謀求政治目的為主的石碑又多了起來。
曹操當政時代，因為戰爭需要，崇尚簡潔之風，曹操本人唯獨杜絕奢侈之氣，曾下令民間不得私自立碑。
這使得從先秦開始就涌現出的石刻石碑，在這段時間少了許多。
不過等到曹操去世，曹丕代漢而立之后，曹魏各地的石碑數量又開始增多。不過這些增多的石碑中，多數都是以官方石碑為主。
這是魏明帝時代，曹睿為恢復國家教育文化，特地將曹丕所撰寫的典論刻在石碑，將其立于太學講堂西側，其表達了曹魏對文教發展的重視，更有濃厚的政治正統性的意義。
除了曹魏之外，蜀漢、東吳在石刻文化上也有一定的發展。孫皓時期的石刻祥瑞，就是為了彰顯自己作為統治者地位尊貴而搞出來的。
可見雖然曹操力主嚴禁石碑泛濫，但這個法規只在曹魏領地有效，而且沒有完全禁止。三國為了自己的政權合法性，都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人們的迷信，用石碑作為載體宣傳自己的正統。
參考文獻
《三國志·魏志》
《宋書·禮志二》
《史記·秦始皇本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