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氏是一個古老的姓氏。
晉代方藏在創修《奉敕方氏譜》的《方氏歷代譜牒序》上寫道：“自伏羲后六姓，而方氏居其一”。文天祥《方氏譜序》曰：“方氏出于榆罔，榆罔之子曰雷，封于方山，后人因此為氏，比他姓為最先”。由此，古代史中撰寫方氏譜系者認為，第八代炎帝榆罔長子名雷，后黃帝征雷為左相，封于方山，因得方姓。
依照一些更為科學的數據：方氏總人口在100個大姓中占63位，在《中國名人大辭典》中收入了243名，占總名人數的0.53%，并列排在名人姓氏的38位。構成當代方氏宗族主要有三大來源：即姜裔方氏（即傳為方雷之裔，為方氏的主流)，他姓改為方姓和少數民族的方姓。他姓改為方姓者，主要有翁裔方氏、匡裔方氏、凌裔方氏、夏裔方氏、羅裔方氏等等。少數民族方姓的有南北朝梁時江西地區的山越族方姓；清代時貴州府上馬橋長官司土司為方姓；清代云南元江地區直隸州新平縣茄革里土把總結白巡檢司巡檢均姓方，系彝族；云南峨山彝族自治縣塔甸鎮瓦哨宗族均姓方，始祖方城南……
方氏在后世是怎樣流傳演變的，方氏文化有哪些組成，對方氏的討論對于家族文化研究有哪些啟示，最近，“方氏家譜與方氏文化研究”研討會在清華大學蒙民偉人文樓舉辦。
華夏文化促進會方雷文化研究工作委員會會長方為民協同多位學者經20余年努力，編撰了《中華方氏全族統譜》，歸統方氏宗支達551個，涉及人數約300萬人。該叢書于2023年4月在方姓發源地河南禹州舉辦的活動中，有來自全國各地方氏代表千余人參會。
研討會中，方為民介紹了方氏的名人，如唐末詩人方干，字雄飛，有“三拜禮讓”之風，為人質野。事親至孝，每食三拜，待人至禮，每接三拜，時人尊稱為“方三拜先生”；《宋史》中記載了池州青陽有一名叫方綱的人，他家八世同爨，家中人口達到了七百人之多。每旦必鳴鼓會食，方綱也曾慷慨供谷五千擔施惠賑民。宋景德初，詔旌門閭曰：“方綱七百口共爨，門閭堪旌”之大字。
除了散落于史籍中的個體的方姓名人，有時因為政治、戰爭等原因，氏族也會集體遷居，如南宋末年，由于支派蕃衍，人口增加，為尋求新的發展空間，再加上蒙古的入侵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居于莆田的方氏后人遷居廣南東路，也有因任官而遷居廣東的汕頭、潮州等地，這一支系后裔人口眾多，人才濟濟，當今分布在普寧、惠來及東南亞各國的方氏后裔達30余萬。
研討會中，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方朝暉即以《從桐城文脈看方氏文化》為題進行了分享，他總結道，桐城派經方苞（1668—1749）、戴名世（1653—1713）、劉大櫆（1698—1779）至姚鼐（1732—1815）而成熟鼎盛，桐城派的學術研究以文章寓義理、考據于一爐，是對明代理學的另一種反動和改革，他們并非只重文章，而是寓義理于文章，故出現方東樹這樣的大家；此外，也并非只重義理，亦注重事功，故出現曾國藩這樣的實踐家，清代桐城亦出過張英、張廷玉等重要人物。
南京大學原新聞學院院長教授方延明關注到明朝較有傳奇色彩的方孝孺，方孝孺曾拜大儒宋濂為師，為同輩人所推崇。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明太祖死，惠帝即位后，即遵照太祖遺訓，召方孝孺入京委以重任，先后讓他出任翰林侍講及翰林學士。后燕王朱棣誓師“靖難”，揮軍南下京師，惠帝亦派兵北伐，當時討伐燕王的詔書檄文都出自方孝孺之手。建文四年五月，燕王進京后，文武百官多見風使舵，投降燕王，方孝孺拒不投降，結果被捕下獄。
民政部中國地名學會地名與姓氏文化專業委員會專家組組長、吉林省委黨校教授宛福成對家族文化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觀察，他認為，家譜，尤其是老家譜是家族的珍貴遺產。但是家譜都有局限性，甚至有與史書沖突之處，“研究家族文化，要靠‘譜’，但不能惟‘譜’至上，也要重視史書，既要尊重史書中的記載，也要顧及譜書的內容。”宛福成談道。
以譜書為代表的家族文化產品，興起于唐宋之后，并逐漸成為流行的民間文化。姓氏圈常說“史、志、譜”是民族文化三大支柱。宛福成認為，客觀地說，“譜”的社會地位，是很難與“史、志”相提并論的。根本原因就是“民修”與“官修”在格局、視野、財力支撐、團隊素質等多方面，兩者是有很大差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