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3日是國際左撇子日。西方歷史上，左撇子曾長期遭受懷疑與歧視。在教育與科學的名義下，對用手習慣的改造強制施行，更一度成為全球左撇子的噩夢。
如今，左撇子隨處可見，看似可以隨心所欲地使用左手。但在以右手為主的社會中，對左撇子來說仍存在著右手便利者們視而不見的種種不便——只要想一想地鐵閘機刷卡和掃碼的位置，或者銀行窗口帶繩筆的位置就知道了。
人人生而用兩只眼睛觀看，兩個鼻孔呼吸，為何只有左手低右手一等？使用右手不過是一種社會習俗，偏好使用左手的人究竟為什么要比大多數人承受更多？
撰文｜張哲
左撇子遭矮化，
連達·芬奇也不能幸免
《碧血劍》對何鐵手初登場的描寫結合了視覺與聽覺，一位艷光四射、笑意盈盈的少女教主躍然紙上。不過要等后文寫她出招時，金庸才向讀者透露，她罩臂的粉色紗衣下，其實早已自斷左掌，裝上劇毒的鐵鉤，趁對手不備便突然進攻。
何鐵手身上的反差令讀者難忘。不過，金庸以善用左手來暗示角色的陰險與殘忍，這種刻板印象在古代中國其實缺乏土壤。中國歷史上，左右與尊卑的關系隨著朝代更迭而屢次變換，缺少固定的聯結。也因此，左撇子通常并不低人一等。關于左手便利者的記錄很少見，如果不算個別因右手病殘才改用左手的書畫家，相關記載都集中在武藝方面，而且偏正面。比如漢末的董卓和曹丕、曹彰兄弟都善于“左右射”，這種邊騎馬邊左右開弓的技藝能提高攻擊效率和范圍，顯然只有善用左手的少數人才能做到。明末宦官劉若愚在獄中寫下《酌中志》，書中極力貶斥魏忠賢，但提到魏“右手執弓，左手彀弦，射多奇中”時，也沒有強行關聯左撇子和人品，反而微微稱賞魏的射術。
心臟在左，左胸受傷比右胸受傷更危險，所以人類傾向于右手持武器進攻，左手持盾護體。這一假說與宗教原因疊加，逐漸形成了西方社會以右手便利為主流的習慣。少數左撇子不按常理出招，于是成了威脅。如福樓拜在《庸見詞典》所記錄的一般印象，左撇子被認為是“擊劍高手，比用右手的人靈活”。狄德羅主編的《百科全書》也有類似表述，不過隨即樂觀地指出，“與左撇子較量的機會是極小的，因為左撇子的人數不多。”
《庸見詞典》，[法]居斯塔夫·福樓拜，上海譯文出版社，2022年9月。
左撇子輕易具備了右手慣用者缺乏的能力，因而被占多數的人當成異類。左右看似對稱，卻從未平等。千百年來的西方世界里，與右手相關的東西被認為體現了人性，左手則被認為殘缺、無所事事，乃至無法稱呼。包括英語、法語在內的許多語言，“右”都包藏褒義，“左”則暗含虛弱、無價值等意思。當代中文“左撇子”的“撇”并非佳語，只是如今習以為常，用它來指稱左手便利者；在一些方言里，甚至沒有“左”“右”的說法，“左轉彎”和“右轉彎”要說成“借手轉彎”和“順手轉彎”。右是順的，而左是借來的，依附于右，根據右才能識別出來。
就連著名的左撇子達·芬奇，論者在高度贊賞他的天才與成就時，不忘對他愛用的那只左手表示惋惜，批評它“不能達到理想的完美”“沒有達到其智慧的高度”“不能表達他的思想”。只有英國作家托馬斯·布朗的言論堪稱金石之聲：“一個人的價值并不是根據他是否符合某種生理標準，而是根據他的才華來判斷的。”
左撇子與犯罪：歧視，
以科學的名義
中世紀的左撇子常被看作怪人、反常者、女巫，但受到的歧視與迫害仍不成體系。隨著君主專制興起，權力日漸集中，禮貌的概念被禮節的概念所取代，人們必須遵守各種義務和禁忌。從上流階級到中產階級，每個人就餐和寫字都必須用右手，左撇子被認為違背禮節、缺乏教養，必須被強制矯治。餐桌和課桌，成了左撇子的改造營。
《左撇子的歷史》，[法]皮埃爾-米歇爾·貝爾特朗，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年1月。
盡管如此，真正的噩夢要到19、20世紀之交才降臨。《左撇子的歷史》提及了一個矛盾的事實：不僅是由于殘余的蒙昧主義，也竟是由于人本主義與共和主義，那時人們開始推崇秩序，厭惡一切社會邊緣現象。恰恰是在進步的理想中，野蠻和仇恨悄然滋長——身為舊世紀的遺民，茨威格事后道破。
那一時期，對左撇子的敵意公開地、有組織地表達出來。有人針對左撇子大作文章，推行法西斯式的邪論。作為實證主義犯罪學的創始人，意大利學者隆布羅索宣稱有些人是天生的罪犯。他和追隨者們直指左撇子是異常的人，其比例在無產階級中比資產階級中高，黑人中比白人中高。無須驚詫，對左撇子的污名化也捎帶了厭女及恐同。當時更有論文號稱，左撇子通常伴隨癲癇、精神錯亂和犯罪行為。
“殘忍、陰險、暴力的犯罪與左撇子之間，往往存在關聯”——公眾對此的刻板印象，隆布羅索學派有份參與塑造。開膛手杰克和比利小子的兇殺事跡令人不寒而栗，他們都不是慣使左手之人，世人卻逐漸相信他們是不折不扣的左撇子。1929年的劇本《瑪麗·杜甘的審判》，以及1935年巴黎醫學院一篇博士論文《法醫學中的左撇子》，展示了隆布羅索的學說是如何影響了后人，讓他們相信左撇子在犯重罪時與眾不同，必然會留下蛛絲馬跡。而經驗豐富的警探很容易識破這些蛛絲馬跡，這為推理作品提供了源源不斷的靈感。大偵探波洛根據尸體的一道傷口，輕松推斷出其中一名兇手是左撇子——《東方快車謀殺案》正好創作于隆布羅索的意識形態大行其道的年代。
電影《名偵探柯南：瞳孔中的暗殺者》劇照。
至今，我們仍能在許多作品中看到，作為一種與犯罪相關的身份，左撇子是如何被區別性地單列出來的。江戶川柯南最陰險的敵人、黑衣組織的琴酒，就是左撇子。《瞳孔中的暗殺者》里，真兇是左撇子外科醫生，因技術精湛的“黃金左手”被同事割傷，不能再操手術刀，日常便改用右手，隱藏左撇子的身份，只有少數情況下會不自覺地仍用左手。兇手和左撇子，兩種身份在此同構，最終的敗露既是左手偏好的敗露，也是罪行的敗露。可以看到，“天才-左撇子”和“罪犯-左撇子”兩種刻板印象在這個故事里輪番上演。此外，2011年的法國小說《左撇子的殺意》盡管最終將殺機解釋成一種虛構的暴力基因，但大部分篇幅仍近乎諂媚地利用普通讀者對左撇子與暴力犯罪的聯想，設置了敘事的迷霧。
銀幕上的左撇子：
演員用哪只手，重要嗎？
在公共政策與仇恨言論的作用下，左撇子的生存空間空前收束——竟然是以科學的名義。只有底層社會，特別是充斥文盲的農村，才是彼時左撇子“最安全的避難所”，因為沒有品行教師來過問他們喜歡用哪只手。法國人杜馬斯在《左手和右手》里寫到，十九世紀的軍官為了讓來自偏遠農村的文盲新兵理解命令，只能把干草放在新兵的左腳邊，麥稈放在右腳邊，然后以“干草！麥稈！”發令，而不是“左！右！”——可笑，但是奏效。
電影《布魯諾·里德爾，殺人犯的自白》劇照。
有兩部較新的法國電影都與本文討論的話題相關，背景都是1905年。《布魯諾·里德爾，殺人犯的自白》詳細展示了當時的心理學家是如何積極應用正風靡一時的理論來分析與評估殺人犯男主的心理問題——這位名為拉卡薩尼的心理學家史有其人，正是隆布羅索實證主義犯罪學的信徒。主演看起來憂郁而又狡黠，在拉卡薩尼的眼中，想必他就是那種“天生的罪犯”；不過直到他用右手寫下自白書，才讓觀眾長舒一口氣，因為影片終于沒有落入“罪犯-左撇子”的那種不懷好意的大俗套。
《秘密的時光》的男主來到農村度假，和小伙伴爬山時用左手握著登山杖，玩游戲扮演騎士時也是左手持劍，這一切都暗示他是天生的左撇子。那時法國的公共教育已經推行了二十多年，像他這樣家境良好的城市孩子，很難不屈服于學校強力推行的右手統治，被以平等之名要求放棄對使用左手的偏好；只有離開城市到了農村，他才可以在和小伙伴單獨相處時自由地釋放天性。觀眾也可以想象男主一旦回到城市學校，又不得不放棄使用靈活的左手。
電影沒有朝著這種預期發展。劇情中段，幾個特寫鏡頭清楚地顯示男主用左手書寫，即使父親正在身旁盯著，他也不掩飾秉性。觀眾當然可以編出理由為這一幕緩頰：雖然父親身為小學教師，是國家推行的公共教育系統的一員，但他支持婦女投票權和政教分離，自由主義傾向明顯，所以才對兒子的天性網開一面。可是，男主回城后在教室里仍然左手執筆，并且另一名同學也用左手，嚴苛的教師卻不聞不問。莫非男主這種成功保留天性的左撇子，正是法國醫生皮埃爾·勒·達馬尼在1919年的報告中所提到的“罕見的特例”？
還有一種更簡單的可能性，即導演根本沒把用手偏好和角色個性、時代背景結合起來思考，根本沒把演員的用手偏好當成需要認真對待的事。《神雕俠侶》原著中楊過被砍掉右臂，但劉德華、古天樂、李銘順、任賢齊、陳曉版本的楊過都是左臂被砍，留下一條右臂。因為如果沿襲原著的設定，對右利手的演員來說，接下來的表演將會很困難，與其如此，倒不如改劇本來得方便。在所有知名版本里，只有黃曉明版的楊過符合原著，這據說并非因為演員本人是左撇子，而是在表演前下了苦功拼命練習。
左撇子大都是天才？
別用一種偏見代替另一種偏見
黃曉明的案例只能說明用手習慣可以暫時訓練，一旦殺青，他便改回了原本偏好的右手。強制改造用手習慣也許會取得一些表面成效，但傷害極大。1880年英國精神病學家威廉·愛爾蘭指出，被迫用右手寫字的左撇子兒童的困境，如同右手便利者被強迫用左手寫字。這個類比簡單卻有效，值得一切有同理心的人停下來想一想，學校如火如荼推行的右手暴政是否合乎情理。數十年后，美國人喬治·古爾德更是語出驚人，他說全美三百萬左撇子或多或少都是病態的，隨即話鋒一轉——“這不是因為其生理特征，而是因為矯正方法的殘酷”。
更糟的是，強制改造左撇子的用手習慣會留下許多副作用，例如讀寫和語言障礙。如果你身邊有人經常詞不達意、語無倫次，試著容忍他們的毛病吧，也許他們就是童年時期被強行改造的左撇子。《我是左撇子》指出，被強行改造的左撇子容易寫錯字并且自己難以察覺，說話時噴薄的思想無法組織成通順的語序，且總是丟掉許多語素。雖然這本書從學術層面上看接近于地攤讀物，但作者左赫以自身經歷總結的部分仍有參考價值。
常見的后遺癥還包括運動、智力和心理障礙。弗洛伊德便是經過改造的左撇子，他曾在書信中向朋友訴苦，自己童年時善用左手，成年后雖已用右手寫字，但經常搞不清楚左右，乃至空間感、方向感極差。
《一夜長大》，尼格買提·熱合曼，長江文藝出版社，2020年8月
此外，親子關系也易受沖擊。電視主持人尼格買提在隨筆集《一夜長大》里吐露，自己童年時無法容忍，乃至記恨父母，因為他們“要求老師強力糾正我的左撇子，一年級時的班主任贠老師用了一年，我終于用起了右手……在當時的我看來，這不僅是直戳我痛點，更是揠苗助長。”
二戰前夕，法國心理學家維拉·科瓦斯基疾呼，教育者應該尊重左撇子兒童的用手偏好，讓他們自由地使用左手，因為左撇子是無法改造的天性，對左撇子兒童的身體和精神虐待只會破壞他們正常的生理發展。她在深潭投入的卵石，直到戰后多年才引發回響：1960年代的法國，對個體的寬容與自由成為主流，家長和老師放棄了體罰，放下了偏見。而左赫1970年代在西德讀中學，手工課上他左手持剪時依然提心吊膽，生怕受罰。
對左撇子兒童的強制改造在地球上持續了超過一百年，至今仍未消弭。成年左撇子被另眼相待，似乎也沒有真正成為歷史。有人過度稱贊左撇子，認為其通常伴隨著某種天賦，本質上也是將左撇子視為異類，用一種偏見代替了另一種偏見而已。慣用左手的少數群體遠未取得應有的平等權利，如今他們雖可以在社會上按照本性生活，但經常不得不屈從于右手便利者的多數統治——要論證這點很簡單，只要想一想地鐵閘機刷卡和掃碼的位置，或者銀行窗口帶繩筆的位置就知道了。
《左撇子女人》，[奧地利]彼得·漢德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8月。
每個左撇子都感受過孤立無援。這種體驗相當微妙，有時若隱若現。閱讀彼得·漢德克的小說《左撇子女人》，有助于理解這點。它刻畫了一位試圖擺脫婚姻關系的羈絆、從當代都市生活中遁逃、尋求內心寧靜與獨立的女性瑪麗亞。文中沒有一字提及她是左撇子，只有她某夜聽的唱片是以《左撇子女人》命名：歌詞里的女人即使身處人群，也隱約透著落寞；直到某天所有方向忽然調轉，鉛筆擱在筆記本左邊，茶杯把手也是朝左，女人才袒露真實的自己——原來她是左撇子。
歌詞里的女人是瑪麗亞內心的映射。盡管瑪麗亞不是左撇子，但她的特立獨行，她不被周遭人理解的孤獨，與左撇子們的感受相通。
作者/張哲
編輯/王銘博
校對/盧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