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國主義以制造盧溝橋事變為契機，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1937年8月21日，中華民國南京政府跟蘇聯政府在南京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該條約的簽訂，為蘇聯向中國大規模出售以及援助軍事裝備提供了政治基礎，而蘇聯的援助也成為了中國抗戰初期主要的外來支援。援助包括了軍事顧問以及空軍志愿隊，大批援華飛機陸續加入對日空中作戰，逐漸改變了中國在空中戰場的戰略退卻態勢，跟日軍展開了對制空權的爭奪。
根據官方資料顯示，從1937年在南京秘密參戰，再到1941年底全部撤出回國，來華的蘇聯空軍志愿隊達到2000多人，1000多人直接參與了南京、武漢、南昌、重慶、成都、蘭州等地的保衛戰，總的擊落炸毀日機500多架，擊沉日艦船70多艘，給抗戰初期的中國帶來了極大的幫助。
當時中國空軍的力量本就很是薄弱，在抗日戰爭以前還有三百多架飛機，抗日戰爭爆發之后沒多久便損失殆盡了，到了1937年底的時候，只剩下了30架，就不用說跟日本相抗衡了，出手都十分困難，已然完全喪失了制空權。那時候，歐美各國由于種種原因，對日本的侵略行為采取放任自流之態，根本就無意出手。
1937年8月，蔣介石跟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展開了一次長談，希望蘇方派出蘇聯飛行員以志愿者的身份參與到中國軍隊。而后，蔣介石又電令中國駐蘇大使蔣廷黻，要他跟蘇方聯系，洽商飛機相關事宜，且跟斯大林發去密電說：“尤其飛機一項，實迫不及待，中國現只存輕轟炸機不足十架，需要之急，無可與比……”足以見得那時候中國的情勢危急。
斯大林對此也很是重視，決定組成蘇聯空軍志愿隊，由蘇聯空軍領導人拉克杰諾夫以及斯木什蓋維奇親自挑選志愿隊的成員，志愿隊的人皆是優秀人才，經驗豐富，英勇善戰。1937年10月，蘇聯首批援華志愿隊，兩個航空大隊總的254人開赴中國戰場。12月，蘇聯空軍志愿隊第一次秘密于南京上空參戰，跟日本戰機進行對壘。
南京淪陷之后，蘇聯空軍轟炸機大隊再次緊急出戰，對上海港跟上海機場展開空炸，炸毀了多架日軍飛機，炸沉炸傷多艘日本運輸船及巡洋艦，給日軍帶去了沉重打擊。1938年，武漢廣州等地相繼淪陷，中蘇空軍大部西移進入四川后方，進駐雙流太平寺機場、溫江機場等地，在當時的梁山（梁平）駐有30架蘇軍飛機，以阻止日軍飛機西進。
大批飛機進入四川之后，那里頓時熱鬧了起來。1939年1月，中國空軍最高統帥部航空委員會從貴陽遷來成都，指揮空軍對日作戰，成都一度成為抗戰時期中國空軍的主要指揮基地，保衛成都刻不容緩。后來，日機偷襲轟炸重慶，蘇聯空軍志愿隊大尉勃達伊采夫率隊飛至重慶上空，跟日機進行激烈的空戰，勃達伊采夫不幸在戰斗中負傷，跳傘后犧牲。
6月11日，成都遭遇了堪稱最慘烈的一次轟炸。與此同時，由蘇聯轟炸機大隊長格里戈里·庫里申科跟科茲洛夫所率領的“達莎”轟炸機大隊進駐成都雙流太平寺機場，而另一個驅逐機大隊則是移駐重慶，極大地增強了中國空軍的防衛力量。
39年年底，蘇聯空軍志愿隊于中國的作戰力量達到了一個頂峰，僅是作戰人員便達到了400多人，包括空軍顧問阿尼西莫夫、副顧問胡魯耶夫以及參謀長伊里茵也常駐成都。中蘇空軍開始聯手，研究對日作戰，發出作戰命令。
1939年下半年，是日軍戰機對重慶成都展開瘋狂轟炸的時期，中蘇空軍并肩作戰，擊落擊傷300多架日軍飛機，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日軍的狂轟濫炸。而日軍見轟炸不成，便選擇在郊區投彈數枚，后倉皇而逃。
在援助我國作戰期間，有兩百多人血灑中華，英勇犧牲，其中，職務最高的便是轟炸機大隊長庫里申科以及戰斗機大隊長拉赫曼諾夫。從庫里申科來到中國再到犧牲就只有短暫的4個月，在期間，他參加了數次作戰。庫里申科是空軍少校，在進駐太平寺機場之后，他一面對日作戰，一面也擔負著培訓中國飛行員的任務，給中國空軍培訓了大批的空軍人才。
1958年7月7日，當地政府在西山公園中給庫里申科修建了烈士墓，墓碑的正面以及背面分別用中文跟俄文書寫：“在抗日戰爭中為中國人民而英勇犧牲的蘇聯空軍志愿隊大隊長格里戈里·阿基莫維奇·庫里申科之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