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空伴隨者不再那么可怕了

在防疫政策“二十條”出臺后，雖然各地都在陸續落實政策要求，也就是盡最大努力做到“精準防控”。但是極個別地區仍然在流調通告和防控通告中提調“時空伴隨者”，換句話說，只要與新冠確診患者在同一個時間和空間網格內，共同停留過一段時間的人，依然需要報備、或是配合當地防疫管控，進行居家隔離或核酸檢測。

對于這個問題，病毒學專家常榮山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稱：“在具體執行時，由于各地的疫情防控情況不同，對時空伴隨的劃定也存在著差異。”這就導致“時空伴隨者”的概念也是模糊的，如何定義全看當地防疫的“松緊”程度。

為此常榮山舉了兩個特別的情況進行具體說明：其一、在戶外開放空間，同一基站一定距離范圍內有過規定時長軌跡碰撞的手機號碼，定義為可能暴露的時空伴隨；其二、時空伴隨是指本人的電話號碼與確診號碼在同一時空網格共同停留超過10分鐘，且最近14天任一方號碼累計停留時長超過30小時以上，查出的號碼為時空伴隨號碼。

就此常榮山表示：“這些劃定標準在以往流行株傳播力較弱，人群中的總感染率較低時，有利于排查出可能的密切接觸者，切斷傳播途徑。但是對于一些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在已發現疫情的城區，由于初次發現陽性時，就已經有了不小的數量，這種情況下，流調追溯難度就比較大。”

所以言外之意，對于現階段新增病例，動輒過百上千、甚至過萬的情況下，如果還單獨把“追溯時空伴隨者”作為疫情防控的措施進行嚴格落實，顯然是在消耗大量的防控資源，甚至比照防疫政策“二十條”，這樣“事無巨細”的防疫確實是在背道而馳。

之所以這樣講，并不是絕對否定“追溯時空伴隨者”在過往防疫上的作用，而是伴隨著整體防控方向的調整，防控重點已經開始轉到確診者診治、重癥救治的大方向上了，所以流調力量也應該轉到這些地方。

因此常榮山認為：“對時空伴隨者的追溯必要性已經不大了，可能對于一些中小城市，初發疫情人數較小時，對他（她）們的追溯或許還能提供一點線索，但對于疫情防控來說，追溯時空伴隨者要適可而止，防控重點不在此處了。”

而且國家疾控局副局長、中國工程院院士沈洪兵在最新地答記者問環節中也明確表示：“今后在國內發生聚集性疫情時，只有密接人員才會集中隔離。這其實也間接地指出“追溯時空伴隨者”這個防控措施要被邊緣化了。

要知道，在過往的防控過程中，新冠確診患者“吹過的風、走過的路”就像人們背上的芒刺一樣，它雖然不要命，但是卻讓人時刻難耐著，只要所處的城市有疫情，那么無論是走在街上，還是坐在家里，都有可能成為“時空伴隨者”，被彈窗被追溯，接下來就被卷入疫情的管控序列，生活和工作自然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所以就常榮山所言的“追溯時空伴隨者要適可而止”，顯然意義重大。不僅與“取消對密接的密接的判定和管理”的新規一脈相承，同時也給疫區的人們吃下安心丸，也就是在各地落實“精準防控”的同時，“追溯時空伴隨者”將不再成為人們日常出行的擔憂了。

說到底，現階段病毒的潛伏期很短，重癥率也很低，更多是輕癥以及無癥狀，這種情況下，防疫的措施自然也要調整，否則相較病毒給人們帶來的困擾，人們更怕防疫繁雜給生活帶來的不便。正如張伯禮所強調的“病毒變了防控策略就得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