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2022年11月18日，埃及沙姆沙伊赫，聯合國氣候峰會第27屆締約方會議綠色區域，一名埃及男孩在讀一棵人造樹上貼的紙條。這棵人造樹是為了讓人們掛紙條，上面寫著他們將做出什么承諾來幫助應對氣候變化。 （視覺中國/圖）

埃及當地時間2022年11月20日凌晨4:50（北京時間11月20日10:50），聯合國氣候變化締約方第二十七次大會（COP27）正式落下了帷幕。喧囂了兩周的沙姆沙伊赫終于回歸了本該屬于這個西奈半島南部小城的平靜。

每天載著我們從酒店去會場的司機穆哈默德心情復雜地說，“你們走了，我可以放個假回開羅看我的妻子和孩子了，不過我的生意也沒了。”心情復雜的，又何止穆哈默德，還有兩周前從世界各個角落來到大會現場的上萬名氣候倡導者。

“有限”成果

本屆氣候大會最大的“亮點”是各國就損失和損害資金問題達成了基本共識，近200個締約方同意設立損失損害基金，以向遭受日益加劇的氣候變化影響的脆弱國家和社區提供重要支持。

站在整個氣候談判的進程和目前步履維艱的全球地緣政治沖突背景下來看，這一“有限”成果，已屬難能可貴。2015年各國在法國巴黎COP21圍繞“2℃”形成共識，并簽署了《巴黎協定》，2021年COP26格拉斯哥氣候大會則進一步為《巴黎協定》的落實達成了實施細則。一切就位，就等實施。

正因如此，沙姆沙伊赫氣候大會從一開始就肩負著“落實”的重任，而落實的第一要素就是“資金”。眾所周知，“資金”問題是氣候談判進程一直以來的最大卡點之一。加之2022年以來，俄烏沖突、歐洲天然氣短缺，以及全球糧食安全等問題揮之不去，各國就損失和損害基金達成共識，正如綠色和平東南亞總干事Yeb Sano所說，這標志著人類為氣候正義努力的“新曙光”。

當然，留待下屆氣候大會甚至是未來氣候多邊進程解決的問題還很多：包括損失損害基金“誰來支付”以及“誰可以拿錢”等更重要的細節問題，也包括已經在格拉斯哥氣候大會上承諾在2025年前增倍的氣候適應資金也沒有任何實質進展。此外，也有“老大難”問題——發達國家已經承諾的每年1000億美金氣候資金的落實等等。

相比上一屆格拉斯哥氣候大會，本屆氣候大會只能說守住了“基本線”沒有退步而已。畢竟在逐步淘汰包括煤炭、石油和天然氣等在內的化石能源目標上，以及進一步提振減排雄心和將全球變暖限制在1.5℃的表述上，本次氣候大會還沒能做出實質性的進展。

“談錢可以，不過先談我關心的議題”

錢從哪里來？誰應該付錢？這兩大問題的解決是目前“落實”《巴黎協定》和《格拉斯哥氣候公約》的前提。

這幾年的氣候談判越來越體現在兩大問題上的分歧和平衡：發達國家認為更多的國家，尤其是主要排放國包括一些發展中國家也應該出資助力氣候行動；發展中國則強調發達國家面對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欠發達國家遭受氣候變化影響的緊迫性，應該盡快落實已經承諾但卻未曾履行的資金支持，包括長期氣候資金支持和氣候適應資金。

因此，各國談判代表在談判桌前的表現基本可以概括為：“談錢可以，不過先談談我關心的議題”。

比如，歐盟最關心減排計劃的進一步推動，包括深度減排要分解到到行業和部門目標等；小島國和最不發達國家則最關心損失損害資金機制的落實問題，態度堅決要求發達國家和化石燃料公司應該為氣候變化引發的災難進行賠償；中東北非包括主席國埃及和下一屆氣候大會主席國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關心的則是天然氣要作為“過渡能源”被保留發展的空間；G77（77國集團）則跟小島國和最不發達國家一起，在要求損失損害賠償的同時，也強調發達國家長期氣候資金和氣候適應資金的落實；美國關心的議題則是：出錢可以，但其他主要排放國也得一起出，以及如何從市場機制撬動資金，等等。

可以看出，各國在氣候談判場上的訴求，背后有著太多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平衡”的考量。一個令人擔憂的趨勢是，當氣候談判裹挾了太多的政治經濟利益博弈后，可能會帶來更多虛假解決方案（false solution）的出現——貌似是解決方案但其實存在各種漏洞，這將會極大延遲氣候問題的真正解決。

例如，美國氣候變化特使克里在COP27上高調宣布的自愿碳交易市場機制，希望能夠擴大針對發展中國家清潔能源項目的私人資本投資，就被指責為美國在轉移外界對其應該承擔和落實的長期氣候資金的承諾的注意力；又例如沙特阿拉伯政府與國內最大的石油公司沙特阿美（Aramco）推出的全球最大的碳捕捉和碳封存中心，聲稱在2035年前捕捉和封存4400萬噸二氧化碳。令人詬病的是，這一數字與這家盈利高達424億美元的石油公司每年排放的二氧化碳相比，遠遠不值一提。有環保組織做了相關的統計，本次氣候大會共有六百多位來自油氣行業的CEO和游說者，這個“油氣代表團”的規模已然遠遠超過了很多國家代表團的規模。

長遠有進展，進程仍需提速

氣候談判場上的談判話術可謂年復一年的重復，在常年跟蹤氣候大會的人身上，經常能感受到他們的疲憊和挫敗感，“所有人都是推石頭上山的西西弗斯”。失望的背后，也是因為氣候大會場內談判的復雜和緩慢進度，與氣候變化引發的極端天氣強度和頻率所帶來的緊迫感，已經嚴重失衡。

若將全球應對環境和可持續發展挑戰的時間維度拉長，COP27僅僅是一個很小的節點：從1972年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國際社會首次開會討論全球環境和發展挑戰開始，可以看到從聯合國應對氣候變化公約組織（UNFCCC）的成立，到《京都議定書》在人類歷史上首次以法規的形式限制溫室氣體排放，再到《巴黎協定》這一全球第一份覆蓋了近200個國家和地區的全球減排協定，人類應對氣候變化的進程還是在緩慢且顯著地進展。從這個更長的歷史維度來看，貌似我們可以樂觀一點。

然而，氣候變化的緊迫性也在過去十年不斷給人類敲響警鐘。2022年，我們目睹了巴基斯坦1700多人死于洪澇災害，中國、非洲和美國西部大面積干旱導致農作物枯萎和農民巨大的經濟損失。來自政府間氣候變化委員會（IPCC）的報告發出警告：全球55個氣候脆弱國家，在過去20年里遭遇的與氣候相關的損失總計約為5250億美元，約占其GDP總量的20%；到2030年，這一損失可能達到每年5800億美元。

氣候影響的危機和緊迫性，也反映在談判現場的議程設置上。近幾年來，“氣候適應”問題已經成為氣候談判的重點之一。曾幾何時，氣候科學家和環保組織對于“氣候適應”還諱莫如深，認為談“適應”問題會減少和轉移人們投入“減排”的努力，后者才是解決氣候問題的根本出路。然而，氣候變化帶來的損失損害，已經不得不要在減緩的同時要求人類做出適應，甚至對已經發生的損失損害進行賠償和救助。這本身，已然是氣候危機加重的最好詮釋。

各國轉型內驅力：烏云周圍的“金邊”

所幸，國際氣候談判僅僅是人類應對氣候變化危機的戰場之一，更多的 “戰斗”則發生在各國國內。氣候大會達成的成果更多還要靠各個締約國落實，氣候談判進程之外，我們可以看到各國在可持續發展和能源轉型等議程上，分別有著各自的內驅力和動力，這無疑是應對氣候變化的好消息。

以歐盟為例，雖然飽受俄烏沖突帶來的天然氣供給不足和價格上漲諸多挑戰，能源轉型進程暫時受挫，但其從未停止，轉型甚至“被迫”提上了“加速軌道”。作為指導歐盟在2050年實現碳中和的綱領性戰略——2019年年底宣布的《歐洲綠色協議》，與旨在促進多元化國際能源合作的REPowerEU(可再生能源賦能歐盟)計劃一起，一方面引導歐盟努力擺脫對俄羅斯化石燃料的依賴，解決短期的天然氣供應問題，另一方面也在長期戰略上大規模削減石油、天然氣使用，提振可再生能源使用。

中國政府同樣出臺了引導綠色轉型和綠色發展的綱領性文件：包括2021年出臺的《關于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見》和《2030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在這些頂層設計文件的指導下，國內的低碳轉型進程開始下沉到“地方”和“產業”：一方面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等區域發揮優勢，正在率先實現地方碳達峰，推動更多區域的全面綠色轉型；另一方面，產業脫碳進程也在加速，從能源到交通、工業制造、建筑等重點排放部門，都在陸續出臺碳達峰行動規劃。

在氣候行動上，來自地方政府和產業的反應是迅速的。以京津冀地區為例：這個地區的產業結構差異較大，北京和天津以三產和高新科技產業為主，而河北仍然以高能耗產業為主，位于河北的河北鋼鐵集團在2021年就發布了《低碳綠色發展行動計劃》，提出2022年實現碳達峰、2050年實現碳中和的目標。

重工業在努力脫碳的同時，作為中國數字經濟引擎的互聯網科技企業也站在了企業零碳轉型的“第一梯隊”。2019年至2022年間，包括阿里巴巴、騰訊和百度在內的9家企業設定了2030年前實現碳中和的目標。沙姆沙伊赫氣候大會現場，也見到了不少第一次參加氣候大會、來自中國互聯網大廠的新面孔。

應對氣候危機的終極方案，不在氣候談判的政治家手中，而在我們每個人手中。 （韋毅/圖）

零碳目標和行動需接受監督

在社會各方步入零碳轉型軌道的同時，不論是地方還是企業，都不可避免地會出現諸多缺乏科學支撐、缺失完整性或不可量化的氣候目標設置和行動方案。尤其ESG等新型議題在資本市場被熱捧，來自企業和投資機構的“言行不一致”的行徑更成為了全球高度關注的話題。

COP27召開的第三天，一份來自聯合國的報告發布在現場就引發了關注：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召集17位專家組成聯合國高級別專家組，耗費7個月，專門針對企業和地方政府等“非國家主體”（non-state entities）的“諸多引發困惑和缺乏可信度”零碳目標和行動，寫出了一份包含十大原則的指引和規范，包括氣候目標承諾必須包括所有溫室氣體排放以及包含供應鏈等全范疇碳排，氣候行動計劃必須詳細、具體等等。企業和地方的氣候行動有望被納入一個更規范和嚴格的規范下，接受國內和國際各界社會力量的監督。

從地方政府到企業，包括來自公眾的氣候行動，是國家氣候目標和政策落地的重要抓手。雖然不時地遭遇經濟衰退、能源安全以及區域和全球地緣政治等各種挑戰，進程或時有拖延，但從長期戰略和目標來看，我們都還在“正確的軌道”上。

最后，還是引用本屆氣候大會可謂“最操心的老人家”——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的一句話：“我們要將應對氣候變化問題深入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要讓學生們行動起來，要讓企業家們行動起來，要讓公眾們在日常生活中行動起來。”這句話闡明了一個重要的事實：應對氣候危機的終極方案，不在氣候談判的政治家手中，而在我們每個人手中。

袁瑛（綠色和平中國區總負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