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書店出版社出版全套《文藝春秋》的消息，令人欣慰。

新版全套《文藝春秋》

先說欣。

欣者，《說文》曰:喜也。何喜之有？已出版的絕大多數《中國現代文學史》，基本上都對這本大型綜合性純文學刊物“不屑一顧”，或許甚至“視而不見”。其中的緣由，大致有三：一是學者們滿足于手頭易得的資料，沒有嘗試沉下去作進一步挖掘的動力；一是雜志流播不廣，名氣不夠；一是作者隊伍缺乏名流大家，作品層次不高，影響不大。

果真如此？

為了免受先入為主的誤導，我們且把第一條暫時放一放。

抗戰結束，內亂啟釁，天下紛擾，人心渙散，文學創作的景氣度跌至谷底。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1945年-1949年間，正常出版的大型綜合性純文學刊物屈指可數，以致如今讀者記得的幾乎只有《文藝復興》，更多的人根本不了解還有一本《文藝春秋》。須知，從辦刊持續時間而言，《文藝復興》是2年，加上叢刊共25期，而《文藝春秋》是6年，加上叢刊共49期。從作者陣容來說，《文藝復興》堪稱豪華，而為《文藝春秋》撰稿的，幾乎覆蓋了《文藝復興》的一半或以上——中國現代文學繞不過的“魯郭茅巴老曹”，除魯曹外，它都請到了；即使其他級別的作家，比如汪曾祺等，在日后都有長足的發展……躋身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之列的不在少數。不以長篇小說為主打品種的《文藝春秋》，自然“弱化”了自我在現代文學史上的影響力，但它刊發的短篇小說、散文和戲劇可圈可點的不少，尤其是詩歌令人印象深刻，比如戴望舒的《我用殘損的手掌》、艾青的《吳滿有》等。

以上是橫向的觀察。

部分舊版《文藝春秋》

如果從縱向的角度來審視，讀者未免生出意外的感嘆：任何一部“中國現代文學史”一定會提及的幾本大名鼎鼎的大型綜合性純文學刊物，其實都很短壽——《新月》，5年；《語絲》，6年；《現代》，3年；《創造季刊》，2年；《文學》（月刊），5年……以5年的“金標準”觀照《文藝春秋》，其壽數還算長的。

那么，一本在完全市場經濟狀態中運作的純文學雜志，從1944年“活”到1949年5月，不靠眾多名家名作撐腰，不靠廣大讀者心甘情愿買單，你認為它有幾個“春秋”可以捱過？你認為那叫“沒有影響力”？你認為資本家的算盤都蒙塵了嗎？

因此，無論就時間跨度還是作品質量而言，它們都不支持《文藝春秋》的非主流地位。于是，上述第一條“緣由”便昭然若揭了。

中國現代文學史1945年-1949年這一段，學者們曾對它的總體特征給出一個基本判斷——“笑著結束一個時代”。此處的“笑”，是嘲笑，是諷刺。其鋒芒所指，不言而喻。問題是，我們倘若仔細閱讀整套《文藝春秋》的話，不難發現其中絕大部分作品非常嚴肅莊重， 以“不茍言笑”的姿態呈現，那個“基本判斷”并沒有從中得到充分體現，因此多少有些偏頗。

新版《文藝春秋》的面世，方便讀書界重新認識1945年-1949年的文壇，值得我們額手相慶。

上世紀八十年代時的范泉先生

再說慰。

慰者，《說文》曰：安也。《文藝春秋》閉關七十多年后重新面世，得到最大安慰的人，當是范泉先生。

關于范先生生平，請查度娘，此處不贅。如果有“職業編輯家排名錄”的話，僅憑主編過《文藝春秋》，我認為他就有資格進入第一序列。

范先生兩次入職新聞出版界——《中美日報》和永祥印書館，都得力于他的老師、復旦大學教務長金通尹的推薦。我看到所有關于范泉的紀傳中反復提到，金通尹儼然成了他的“指路明燈”。事實上，真正影響他人生道路走向的，卻是復旦新聞系創始人、著名新文學作家謝六逸。這是他親口對我說的。此話亦可解釋一個新聞系出身的人為什么會一直樂于與新文學打交道的緣由。我希望做范泉研究的學者注意到這一點。

有件令人費解的事，是范泉著手《文藝春秋》之前，至少已有1933年由章衣萍主編和1941年由丁諦（吳調公）等人創編的同名刊物存在了。那么，范泉起用這個名稱難道是受它們暗示嗎？可能性很小，主要原因還是它們“活”得很短命且受眾有限。范泉版《文藝春秋》之名，恐怕還是來自日本的《文藝春秋》，而這應該跟范先生在日本語文上的造詣分不開吧。他從日文翻譯了不少作品，我以為正是受了留日的謝六逸的熏染。然而這絲毫也不能證明他的“親日”傾向，相反，范先生1940年2月14日開始為《中美日報》主編學術文藝性副刊《堡壘》并在當日創刊號《開場白》中聲稱，“我們這座堡壘”是要“展開精神上或思想上的攻勢”,“使侵略者棄甲曳兵,崩潰覆沒”，之后一以貫之，毫無懈怠。

范泉先生手跡

編輯這行當，非常講究實務，有時很難提升到什么系統的理論高度。范先生之所以能夠成為一代業界大佬，我總結為六個字——扎硬寨，打死仗。此外，折沖鱒俎也是必備的看家功夫。1988年初，我陪范先生北上拜訪了幾十位著名學者和作家。去端木蕻良家途中，范先生再三關照我：“千萬不要跟端木說我們剛剛去見了駱賓基。”我當然知道他倆的過節。現在我回過頭去看《文藝春秋》，駱與端木妥妥的都是常客呢。多少年來，范先生就是這樣小心翼翼地“走鋼絲”，精心維護著一個編輯家錯綜復雜的人脈關系。

編輯有多大的情懷自然就有多大可以馳騁的“疆域”。《文藝春秋》2卷2期刊登了宋清如撰寫的《朱生豪與莎士比亞》。這可能是最早詳細傳遞朱生豪其人其事的信息渠道之一。范先生和宋清如有何交集？沒有，但他跟宋清如的丈夫朱生豪卻是《中美日報》時面對面坐一張辦公桌的同事。在朱生豪死后的四五十年里，范先生一直關心著這位老同事的遺孀，我親見他時常寫信給宋清如，說些他所了解的朱生豪或問候的話，給予她極大的慰藉。

假如說老天給范泉先生以安慰，那就是：他從編輯職場干起，中間經歷了無數波折，晚年竟然重操舊業；他從福州路380號（永祥印書館）出發，中間經歷了多少磨難，最后居然返歸福州路424號（上海書店）——一個大大的、神奇的輪回啊！其中最大的安慰，無疑是《文藝春秋》重見天日。（西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