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9月8日，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洛杉磯市區，街頭可見多個無家可歸者的帳篷。 （新華社 曾慧/圖）

六年前的深冬，弗蘭克·瑞恩死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一個垃圾箱前——那里臭氣熏天，堆滿了垃圾和腐爛的食物。

被人發現時，瑞恩四肢著地，已經沒了呼吸，雙手沾滿泥土，鼻子周圍殘留著血跡。

瑞恩是一名典型的無家可歸者（homeless）。從上世紀九十年代起，瑞恩就生活在舊金山灣區的房車里，以撿廢棄金屬為生。他有時幫人運貨能賺幾千美金，而錢總是花在吸毒上。

“最后一次見瑞恩時，他說要去外面找冰淇淋吃。”英國《衛報》援引知情者謝麗爾·艾弗森的話，她與瑞恩生活了十余年，他們總是在高速公路下的帳篷里度過長夜。謝麗爾不清楚瑞恩的身世來歷，只聽說他因虐待而離家出走。

2022年10月10日，美國加州圣迭戈市政府大樓舉行了一場活動，紀念和瑞恩一樣失去生命的近500名無家可歸者。據美國住房和城市發展部（HUD）發布的無家可歸者報告發現，2020年全美仍有超過58萬人無家可歸，其中22.6萬人睡在街頭、汽車里或是廢棄建筑物中。

“無家可歸，等于失去尊嚴”

為了逃離前夫的家庭暴力，露西·海塔爾在2020年帶著兩個孩子前往了美國西海岸。洛杉磯政府部門因露西不符合無家可歸者為由，拒絕為其申請免費住房。

“它們給我付了六周的汽車旅館房費，而我自己的積蓄只能付兩周。”露西向志愿者哭訴，不久后，她帶兩個孩子住進一家名為希望中心的收容所（shelter）。

希望中心收容所設備簡陋，沒有床鋪、沒有洗漱設備，無家可歸的人只能打地鋪過夜。該收容所還規定，無論晴雨，寄宿者必須在清晨7點半前離開。

每天8點前后，露西會帶著孩子去大型商場，他們在商場的衛生間里，輪流洗臉、梳頭。不上學的日子里，露西會等到9點帶孩子去市立圖書館，他們可以在里面看電視、打游戲。

“當你無家可歸時，你便失去了尊嚴。”住在洛杉磯街頭帳篷里的伊萬·佩雷斯苦笑著說。

無家可歸者的生活往往很窘迫。白天，無家可歸者會推著裝滿全部家當的超市購物車流浪，在志愿組織提供的救濟站獲取食物，在公共衛生間洗漱、上廁所；夜晚，他們把鋪蓋從推車里拿出來，悄悄在樹叢或街道兩側搭起臨時帳篷。無家可歸的青年要么在朋友家借宿，要么在深夜一趟又一趟地倒公交車，度過漫漫長夜。

一旦成為無家可歸者，由于缺乏固定郵寄地址，人們很難找到一份體面的工作。寄居在庇護所的幾個月里，露西只能打點零工為生。

盡管露西向志愿組織提交了住房申請，但短期內她和孩子依舊要在外漂泊。“我得裝得像個正常人一樣生活，不然孩子會被外人歧視。”她告訴孩子“我們只是在露營”。每天傍晚，她堅持去超市采購食物，給孩子做一頓飯。

美國住房和城市發展部無家可歸者統計發現，洛杉磯、舊金山、西雅圖和紐約等城市中的無家可歸者人數位居全美前列。

加州洛杉磯和舊金山是無家可歸者的重災區。2016年，在加州街頭，帳篷、棚戶房等臨時住所有近1萬處，臨近市中心的貧困街區是流浪人口聚居率最高的地區。洛杉磯早有“無家可歸者之都”的稱號，即便是在好萊塢、威尼斯海灘的富人區，流浪者的身影也隨處可見。

“流浪者遍布我們的街道……他們摧毀了我們的城市。”2021年12月，由于舊金山街頭堆積著排泄物和廢棄注射器，市長倫敦·布里德宣布舊金山進入“緊急狀態”。

家暴、破產與貧窮

18歲的伊桑·克里斯蒂已經成為無家可歸者三年了。他的原生家庭暴力又冷漠。

伊桑的父母鬧過三次離婚，兩人常年酗酒。父親時常在家里持槍走動，還會拿槍口指著家人，而母親對此無動于衷。

伊森多次聯系密歇根州兒童保護中心談論父母情況，還向高中申請弱勢學生提前畢業項目，不過“它們都沒給我提供任何實際幫助”。

15歲那年，伊森從高中輟學，離家出走。夏天，他騎摩托打著兩份零工，偶爾在朋友家當沙發客，更多時候睡在公園的長椅上。

16歲時，伊森從密歇根州漂泊到了佛羅里達州，他攢錢買了一輛車，寒冷冬夜里便可以輾轉于各大停車場。“氣溫零下13度時，睡在車里很痛苦。”伊森說，為了逃離嚴寒與寂寞，他開始在車里抽煙、喝酒，甚至吸毒。

“失業、家庭暴力、吸毒和城市驅逐等因素都可能讓人成為無家可歸者。”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對洛杉磯開展的一項研究稱。

朵拉和兒子住了一年多的家庭收容所。“我們看起來永遠不像無家可歸的人。但永遠不會的事情還是發生了。”朵拉無奈地說，她留著一頭長發，做事嚴謹認真。

早年間，朵拉在內華達州拉斯維加斯做電臺記者。她的丈夫因結腸癌去世后，家庭經濟陷入了困境。她帶著兒子搬到了舊金山，并在新城市讀了大學。

“我在特殊需求學校找了一份助教工作，薪資遠租不起一套像樣的公寓。”朵拉只能暫住在收容所，她每天送兒子上學后，再去學校教書。

從經濟水平上看，在加州，像朵拉這類看似體面的無家可歸者很多。美國低收入住房聯盟2021年報告則發現，只有當加州人每周正常工作40小時、時薪為39美元時，才能租得起一套正常的兩居室。一個州最低工資居民的時薪僅為14美元，他需要每周工作112個小時才能租得起一套公寓。

美國在線房地產公司Zillow研究發現，當城市普通居民的收入跟不上租金成本時，房地產市場會出現連鎖反應：高收入人群開始租住中等收入人群曾經租住的地方，中等收入人群開始租住低收入人群曾經租住的地方，低收入人群于是就會陷入困境。該公司預測，當加州洛杉磯租金每上漲5%時，無家可歸便會增加約2000人。

“這看起來像一場搶椅子游戲。而患有精神疾病、藥物濫用或殘疾的無家可歸者是最不可能搶到椅子的人。”全國消除無家可歸聯盟首席執行官南·羅曼說。

搶到椅子的人，也會隨著房租上漲丟失椅子。英國《衛報》報道稱，新冠大流行前，超過60萬加州洛杉磯租房者已經生活在破產邊緣，他們將90%的收入用于房租。截至2022年4月，已有超過30萬戶洛杉磯家庭拖欠租金。

“比起收容所，我更愿意住在街上”

2017年，扎克·希克森和女友埃琳娜·艾蒂姆接受了戒毒治療，順利從街頭帳篷中搬出，住進了舊金山一家條件較好的游客中心收容所。

扎克開始在舊金山社區大學學習，并獲得了艾滋病和肝炎檢測師資格證。“去上學，這樣我就能做得更好。”扎克說，他試圖從無家可歸者的陰影中走出來，定期戒毒治療、上課、當志愿者，他把生活安排得滿滿當當。

但在一次扎克和埃琳娜爭吵后，兩人因擾民被工作人員趕出了收容所。

兩人的生活開始惡性循環，退學、吸毒，再次住進街頭帳篷。“因為停止讀書和在街頭的苦悶生活，我又開始嗑藥了。”扎克說，這些都是在短短一個月里發生的事。

為了減少街頭流浪者現象，美國城市在法律層面對無家可歸者的限制越來越多。

2010年，時任舊金山市長加文·紐瑟姆提出了一項“坐臥法”，允許警察對早上7點至晚上11點在人行道上閑逛的人開罰單。2016年，舊金山政府允許警察在提前24小時通知情況下移走流浪者的帳篷，并將其安置在收容所。

“我們不能容忍流浪者在帳篷里開商店和吸毒，影響城市公共衛生。”舊金山市市長布里德批評稱。

到了2019年末，美國拉斯維加斯市議會還通過了一項法令稱，在城市收留所有空位的情況下，在街頭露營或過夜的行為都將被定為犯罪。

“如何安置無家可歸者”是美國城市治理的難題。對無家可歸者來說，他們寧可流落街頭，也不愿住在收容所。

“住在街上感覺更安全。”六十多歲的理查德·戴說。理查德已經住在街頭近20年了，他以前經營著一家公司，后因染上毒品，生活一蹶不振。

理查德不喜歡在收容所與一群陌生人睡在一個屋檐下，擁擠、混亂，還時常丟東西。他更喜歡一個人住在寬敞的帳篷里，偶爾看看裝電池的電視，他的孫子孫女每月也會來看他一次。

美國城市并未對無家可歸者設立友好的生存環境。在2019年，舊金山市政府僅能為無家可歸者提供40%的床位，更多的人被迫流落街頭。

在洛杉磯全城只有十來個移動廁所站，無法滿足無家可歸者的需求。又因缺乏資金與安保，每當夜晚來臨，移動廁所就會被拉走。

一些市政府為了減少城市露營現象，還在公園長椅裝上了隔擋板，天橋下立起了障礙物。新冠疫情期間，洛杉磯市政府關閉了威尼斯海灘木板路和麥克阿瑟公園等大型營地。在佛羅里達州的一座城市公園，甚至在夜晚循環播放吵鬧的兒童音樂。

由于美國城市政策的進一步收緊，無家可歸者的生存狀況更加艱難。美國華盛頓大學與《衛報》對美國20座城市調查發現，在2016年至2020年間，無家可歸者的死亡人數飆升了77%。

庫佩·奧羅娜曾是一名消防隊員，她因背部嚴重受傷而提前退休。當庫佩的婚姻破裂后，她被迫住進帳篷里。

過去幾年，庫佩用自己的緊急醫療救助技能為營地里的吸毒者清理傷口。“我們很少被（警方）善待。”庫佩發現，很多警察以逮捕為名將流浪者趕走，還會把流浪者僅有的“家當”，任意丟棄。

提供免費住房?

“酗酒、吸毒和精神疾病會導致無家可歸，但高房租和低收入才是問題的根源。”一名美國洛杉磯本地官員認為。

20世紀90年代起，美國政府推出了“住房第一”計劃，為無家可歸者提供住房、精神健康和戒毒服務。該計劃推行后解決了大量無家可歸退伍軍人的居所問題，在2010年至2018年間，無家可歸的退伍軍人減少了五成。

提供免費住房減少了無家可歸者在醫療、警力和收容所等公共資源的投入。在美國最保守的猶他州，因“住房第一”計劃，該州不到2000名無家可歸者在10年內降為零。

不過，美國斯坦福大學社會經濟研究所認為，“住房第一”計劃僅適用于住房儲備充足、無家可歸者數量較少的州，并不適用于加州等住房短缺的城市。

在加州建筑新住房比想象中困難。美國《紐約客》援引一項測算發現，加州舊金山需要70萬間房屋才能平衡市場住房需求，并且超過三分之二的房屋價格要在可承受范圍內。

單看住房資金便是第一項挑戰。據舊金山政府統計，舊金山在解決無家可歸者問題上的人均花費幾乎超過了美國其他任何一個城市，每年總花費達到了3.3億美元。直到2019年，舊金山市政府依舊在投入經濟適用房上投入補貼資金。

“舊金山就像一塊磁石，吸引著那些尋求幫助的人。還有很多其他城市沒有盡到自己的責任。”舊金山市長布里德抱怨。

住房項目更大阻礙源自社會對無家可歸者的歧視。在加州克萊蒙特的經濟適用房開發中，當地社區反對者發出了強烈的抗議：“低收入者如何在壽司店消費”“這對犯罪率有何影響？”

這些反對者被稱作nimby，后者是“別在我家后院”（Not in my back yard）的縮寫。

社區反對者的擔憂與加州司法改革有關。過去十年，加州公共安全法案增加了第47號提案，并在2021年正式簽署。為了緩解加州監獄犯罪人口，該提案放寬了950美元以下犯罪案件的刑罰力度，其中包括入室搶劫、販毒等。

社區反對者認為，該法案不僅縱容了吸毒、偷竊等犯罪行為，而且增加了無家可歸者的犯罪風險。

近年來，美國無家可歸者犯罪率呈現增長趨勢。據美國福克斯新聞網報道稱，2022年9月22日，洛杉磯一名無家可歸者向酒館老板扔糞便。事后，酒館老板將作案視頻發給洛杉磯市議會，而議會則給了他一個官方回復：“請不要發送未經請求的不適當內容。”

“無家可歸者危機是美國的系統故障。目前政府部門間的合作很少。”加州薩克拉門托市長達雷爾·斯坦伯格認為。

在他看來，大部分加州無家可歸者存在精神疾病和長期藥物濫用等問題，更應該提前解決好心理疾病和藥物成癮問題。2004年，達雷爾作為州議員曾撰寫了一項心理健康服務法案，該法案對加州收入超過100萬美元的居民征收1%的所得稅，作為無家可歸者的心理健康資金。

“找不到住房、沒有獲得心理治療的權利，這些或許才是無家可歸者長期存在的核心。”達雷爾。

2022年以來，加州州長加文·紐瑟姆撥款140億美元為無家可歸者提供解決方案，目標是創造5.5萬個新住房和治療所。

該州還陸續推出“門匙計劃”“房匙計劃”，現已投資120億美元，允許地方政府購買汽車旅館，為無家可歸者搭建臨時住房。截至2022年5月，已有5萬名無家可歸者獲得了臨時庇護所，另有8000人獲得了永久住房。

南方周末記者 顧月冰 南方周末實習生 何宇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