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繼故宮和清華北大之后，小學生們又攻占了北京的互聯網大廠。
一位北京互聯網大廠的員工說，她隔三岔五就能在公司碰到研學團，學生們好奇地繞著工位參觀一圈，然后到健身房圍觀摸魚的打工人哼哧哼哧地健身，最后還要在公司的招牌下合影留?念。
這是當前最火的“工位研學”。一批又一批中小學生走進了大廠，目的地除了網易、京東、聯想和科大訊飛等科技公司，還包括可口可樂、汽車廠商等傳統制造業的工廠。孩子們提前20年體驗到了打工人的日常，還能在公司食堂吃頓工作餐。
“工位研學”的價格不等，最高每日近千元。一個北京“工位研學團”的口號寫著：“樹立學業理想，先人一步，筑夢未來。”
然而，一位自稱“互聯網打工奴”的大廠員工，被小學生“參觀”后，在網上寫道：“這些研學意義何在？難道就是為了讓中小學生充分了解當代互聯網人的打工狀態，然后告誡他們，看到沒，以后不好好學習，這就是下場。”
家長、企業和研學團中介想呈現給學生們的，和打工人的真情實感，顯然有不小的差距。
京東的北京總部有一面長長的墻，上面寫著公司的發展歷程，還有創始人劉強東的個人故事。當投資者或政府官員來京東參觀調研時，他們會被帶到這面墻面前，由講解員介紹情況。
7月的一天，站在這面墻前的，是50位學生。他們戴著紫色帽子、穿著黃色馬甲，排著長隊在京東的展廳里認真聽著劉強東的創業史和生意經。據老牌研學機構世紀明德的官方微博介紹，這是京東首次開放獨家接待學生的研學活動。
“有那么一瞬間，我感覺我就像是動物園被圍觀的動物”，一位大廠的員工說。這個夏天，她已經在公司里遇見了6次研學團，但他們只是安靜地看一圈就走了。
一次，她周末拖著疲憊的身軀回到公司加班，發現公司大廳里滾動播放著熱烈歡迎某縣中研學團的電子橫幅，大廳里有不少穿著統一服裝的研學團學生，中間搭了一個架子，還有孩子在練輪滑。
加班的打工人和興奮的學生們形成鮮明反差。
據北京某上市研學機構的工作人員介紹，大部分互聯網企業愿意給學生安排講解和參觀，但不愿意讓學生們湊到工位旁觀察。一方面互聯網的工作門檻較高，很難解釋清楚；另一方面，頻繁地參觀工位也會影響正常工作。
企業研學的價格屬于中等偏上，多面向6到15歲的中小學生。以新東方的北京/上海/深圳名企研學為例，7天6晚的研學營需要9980元，參訪的地點包括《人民日報》、《環球時報》、科大訊飛等。
一家杭州的研學機構推出了阿里巴巴的一日研學團，報價880元。綜合來看，企業研學一天就需千元左右，遠高于參觀故宮、頤和園和知名博物館的費用。
除了“工位研學”外，學生們還可以體驗一些技術難度不高的工作。
京東的物流園里，小學生們在給一個個包裹貼上標簽，讓傳輸帶運走。在航空公司里，小學生們穿著定制的小空乘服，拿著檢測儀體驗安檢。可口可樂的工廠里，成千上萬的可樂易拉罐在流水線上整齊移動，孩子們趴在旁邊的玻璃窗上目不轉睛地盯著它們。
其實去工廠參觀并不是新鮮事。
中國工業旅游誕生于20世紀90年代。例如內蒙古自治區的蒙牛、山東省的青島啤酒、湖南省中車株洲電力機車等，都長期接待大量游客，入選2022年文化和旅游部確定的國家工業旅游示范基地。
據《工業旅游高質量發展調研報告》，截至2020年末，工業旅游類A級旅游景區共473家，占全國A級旅游景區總量的4.04%，游客接待量為0.28億人次，占全國A級旅游景區游客接待總量的0.87%。
如果要讓小學生們在短短一周的北京研學中領悟到一點人生真諦，故宮的歷史很難在他們幼小的心靈留下深刻的烙印，南鑼鼓巷也和家鄉的美食一條街沒有本質差異。
唯獨互聯網大廠是二三線城市稀缺的風景，且和小學生們的生活與前途息息相關。
考研名師張雪峰是最早發現這個道理的人之一。在一次講座中，他苦口婆心地對臺下的學生們說，去北京旅游不要去頤和園這些“亂七八糟的地方”，那不是真正的北京。
他說真正的北京是從北京的CBD開往燕郊的830公交車，“一輛公交車上有一千人”“雙腳離地不會倒”；真正的北京是亞洲最大的社區天通苑，那里生活著70萬北漂。
讓學生去公交車和天通苑旅游，張雪峰是為了讓他們知道“北京是很難混的”。張雪峰在北京生活和工作多年，于2021年離開北京遷往蘇州。張雪峰希望學生們能比自己早點認識到北京生活的不易。
體驗人間冷暖只是企業研學的副作用，家長把孩子送到大廠參觀，更多地是為了開拓他們的視野，樹立未來的學習目標，這也是很多研學團的宣傳策略。
對于這些把孩子送到大廠參觀的二三線城市的家長來說，互聯網大廠并非張雪峰眼中的“北漂聚集地”，而是閃閃發光的知識密集型行業和城市中產生活的象征。
但被參觀的互聯網大廠員工對企業研學的教育意義表示懷疑。一位互聯網大廠員工對我說：“大人把研學賦予了太多意義，但低齡的小朋友可能想的是暑假能玩一玩，爸媽不在身邊可以在酒店玩手機了。”
十幾歲的孩子們眼里的北京，和張雪峰、家長們眼中的北京不一樣，它既不艱苦，也不勵志。
“他們最感興趣的反而是劉強東的血型”，帶著小學生去京東研學的世紀明德的輔導員小程說。小程是兼職輔導員，最近三四年帶過15個研學團，其中三分之一去過企業研學，包括京東和三元的農場，每次研學大約一個半小時。
一些從業者認為，短暫的企業研學并沒有讓學生們看到“真正的北京”，反而營造了一種職業和勞動的假象。
物品在某個貨架某排的第幾個，學生們拿著單子去找，找到后每人再去取一個合適大小的箱子，裝進去封起來，最后再寄出去。這是學生們在京東的物流園里體驗快遞分揀工作。
他們接著又去了油麥菜的菜地，自己去播種和采摘。“你們每個人可以選你喜歡的三個菜，帶回家讓媽媽炒給你們吃。”
體驗“打工生活”沒有讓學生們真的體會到工作的不易。很多學生在摘完水果后興致勃勃地說，自己長大以后也要當農民。體驗京東的物流分揀后，也有學生笑說自己以后可以來當快遞員。
“夏天去農場雖然很熱，但他們只熱了五分鐘，而且還打了傘。他們覺得這件事（摘水果）其實是件很輕松的事，”小程說。
“帶他們去農場參觀是想讓他們體驗勞動的辛苦，糧食一步一步走到他們嘴里多么不易，但對于他們來說，這個東西五分鐘就可以拿到，而且很好吃。”
小程告訴我，農場已經努力讓學生們體驗種植的全過程了，從播種到翻土到采摘，活動被分成了多個環節，但真正的農業周期需要大半年，學生們只能在這里待一個半小時，這是沒辦法改變的。
從這個層面看，中小學生的企業研學團，就像一個真空的泡泡，快樂而虛幻。
成都的小女孩朵朵今年四歲，曾“任職”牙醫、消防員、空乘和快遞員。
今年初，朵朵媽接觸到企業研學，帶著朵朵去了十幾個工廠。“公園去得差不多了，旅游景點也去差不多了，工廠旅游還挺有意思”，朵朵媽說。
朵朵媽是90后，她從5歲半開始上書法課、鋼琴課、英語課和各種補習班。“但我并不知道這個世界是怎么樣的，我充滿了迷茫好奇，但沒有人給我答案”，朵朵媽說。如果自己小時候能去企業看看就好了。
雖然學生是企業研學的主人公，但買單的家長才是真正的需求方。
和朵朵媽一樣，許多家長自己也對參觀企業感興趣，因此聽到企業研學就興致勃勃地帶著孩子去了。朵朵媽建立了成都的企業研學家長群，目前已有近兩千名家長加入。
在家長和研學機構面前，企業是更強勢的一方。企業并不接待散客參觀，只接待幾十人的旅游團，因此朵朵媽自己也在社交媒體上組織對企業研學感興趣的家長們，一起去參觀。半年里，她已經帶著上千個家庭去工廠參觀過了。
研學機構也認為企業的安排較為苛刻。例如北京某互聯網大廠接待研學團時有嚴格的規定，人數只能是50人整，多一個少一個都不行；時間只有半個小時，必須準時到場和退場，否則就會影響下一個研學團參觀。
企業接待研學團和游客除了直接的經濟利益，也有提高品牌影響力的考慮。
北京交通大學現代旅游研究院院長張輝曾對媒體表示，工業旅游是絕佳的品牌營銷途徑，通過工業旅游，可以讓消費者了解企業生產流程、產品質量保障、企業文化等，無形中增加了對企業的信任，進而提升品牌價值。
朵朵媽已經帶著社群里的孩子們去了十幾個成都的企業研學，包括伊利的冷飲工廠、可口可樂工廠、沃爾沃汽車工廠、西門子數字化工廠。
最近，朵朵媽在和成都一家家具工廠談判，希望對方可以開放研學參觀。工廠希望研學團可以當場促進幾單成交，但這有些困難。
“你帶那么多小孩去看工廠，是想讓他們成為普工嗎？”朵朵的爸爸質疑。
“我認為他這個觀念很荒唐。我們不一定要成為工人，但是我們要引領。”面對丈夫的質疑，朵朵媽如此回應。她認為孩子們參觀工廠是為了了解世界運作的邏輯，埋下一顆好奇心的種子，甚至在未來改變該行業。
“（組織企業研學）賺錢只是一方面，我更多是想讓他們在小時候能去看看世界的運作，用小小的眼睛看一下大大的世界”，朵朵媽說。她補充道，參與企業研學的學生大多在三年級以下，因為三年級以上就課業繁重，沒有時間來研學。
很難說四歲的朵朵究竟在企業研學中學到了多少，但朵朵媽發現朵朵的“十萬個為什么”已經隨著去過的企業變多而越來越少，不再問“牛奶和可樂”是從哪里來的。
大人看到工廠比小孩子還興奮。朵朵媽認為，孩子們生下來就在高速發展的信息化時代，已對高速發展的科技習以為常。
一些專業的詞匯偶爾會突然從朵朵嘴里冒出來，比如“閘門”。她現在想當一名飛行員，不僅因為她父親在相關行業工作，更因為她曾經親自去航空公司當了一天小飛行員。
雖然才四歲，但她已經有比成年人更豐富的“職業履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