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當地時間12月19日，美國國會眾議院負責調查2021年1月6日國會山騷亂事件的特別委員會，最后一次舉行公開聽證會，宣布將向司法部提交多項針對前總統特朗普的刑事指控。 該委員會強調，此舉是表達態度和觀點的一種方式，是否做出指控最終將由司法部長加蘭決定。特朗普方面則批評這是一次“作秀式審判”。 本文作者德肖維茨認為，特別委員會的提議違反了《美國憲法》對國會職權的定義，還會導致美國司法部的獨立調查失去中立性，加深美國民眾對待該問題的分裂。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觀察者網翻譯全文，僅供參考。
【文/艾倫·德肖維茨 翻譯/觀察者網 郭涵】
美國國會調查2021年1月6日國會山騷亂事件的特別委員會（下稱“特別委員會”），近日投票通過“刑事轉介”（criminal referral），建議司法部向前總統特朗普發起多項刑事指控。（“刑事轉介”實為象征性舉動，并不要求美國司法部必然采取行動，起訴與否最終由聯邦檢察官決定——觀察者網注）。基于至少兩個理由，這一決定從字面意義和法律精神上，都構成對《美國憲法》的違背。
首先，《美國憲法》第一條授予國會“全部的立法權”，也僅限是“立法權力”。在美國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下，起訴權被授權由行政部門獨占，通過其下屬的司法部行使。國會無權對特定個人發起起訴轉介。這已經超越了國會基于憲法的職權。
特別委員會副主席、共和黨眾議員利茲·切尼，是特朗普的“老冤家”
其次，憲法明確否決了國會通過任何“擄奪稱號法案”（bill of attainder）的權力。
在美國獨立前，英國議會能通過此類法案，點名道姓地起訴個人。《美國憲法》禁止國會這么做。國會的權力僅限于通過普適性法律，這些法律再通過司法部與陪審團制度，作用到具體個人身上。一個國會委員會公開投票，點名道姓地建議起訴某個人，這違反了《美國憲法》中明確禁止國會法案起訴個人的精神。
在分權制衡的體系下，國會要想直接起訴個人，只有一種情況例外。《美國憲法》第十四修正案第五款授權國會“通過適當的立法來執行”該修正案的條款，包括：對任何參與了針對美利堅合眾國“叛亂、謀反、資敵及通敵行為”的個人，擄奪其擔任的聯邦政府公職。第三款則規定，只要獲得參眾兩院超過三分之二的投票，國會就有權“撤免無法履行職務者”。
這是一項限制非常嚴格的授權，本意是針對美國內戰時期的南方邦聯叛軍，因為第五款明確提到了“任何奴隸的損失與解放”。然而，就算能夠認定該條款適用于2021年1月6日發生的事件，特別委員會近期的刑事轉介決定，也不是基于第十四修正案做出的。事實上，該決定在《美國憲法》中找不到任何依據，因為根本沒有條款能夠為其提供授權。
司法部會禮貌地接受轉介決議，然后將其放進卷起來的卷宗，堆在地上。司法部已經指派了一名特別檢察官，他正在進行全面的、也希望是客觀公正的調查。司法部現在真的不需要來自國會的刑事轉介，也不應對這一舉動予以任何關注。
特別委員會由來自民主、共和兩黨的“袋鼠”議員組成（“袋鼠法庭”在美國俚語中形容臨時私設、不遵循司法原則、已提前得出結論的法庭審判——觀察者網注）。其中兩名共和黨議員還是由民主黨人所挑選。眾議院共和黨領袖原本指派的代表，被議長南希·佩洛西以“違反眾議院代表的傳統”所否決，共和黨人干脆不再指派代表，民主黨干脆自己去選人。
這些委員會成員，都在為一場單方面主導的調查，出臺的報告與刑事轉介打掩護。整個委員會的工作流程，更像一場作秀式的判決——通過巧妙地呈現視頻來完成——而非嚴肅的、為推進立法所進行的聽證活動。民主黨就像在還原上世紀五十年代的麥卡錫主義，那時候普通公民在聽證會上被點名，然后就上了黑名單。
這個所謂的“特別委員會”，只不過是（民主黨）以“拿下特朗普”為目標，寧肯無視憲法與法制種種制衡的努力之集大成者。提交刑事轉介當然可能不意味終結，畢竟，司法部任命的特別檢察官總是有可能提起公訴。可就算他這么做，也不是因為來自國會的決議，而是由于司法部的獨立調查，發現了特朗普涉嫌刑事犯罪的關鍵證據。就算特別檢察官提起公訴，我希望也是因為經驗豐富的檢察人員，基于司法部的標準與優先考慮，在充分審慎的情況下決定起訴，而不是因為民主黨在兩黨斗爭中所占的優勢。
美國司法部長加蘭上個月宣布任命特別檢察官史密斯，處理對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的調查
指控一名總統大選參選人涉嫌犯罪，其嚴重性不言而喻。尤其是當這位候選人的競爭對手，是掌控司法部人事的現任總統。如果取證和調查過程沒能做到適當且公正，我們就會淪落到“香蕉共和國”的政治水平。正如一位南美獨裁者曾經說過：“對我的朋友就是一切（都可以）；對我的敵人就是法律至上！”
如果既要指控特朗普，又要盡量顯得不是在搞黨爭，那么國會這個不明智的決議，只會讓一切變得更困難。特別委員會出具的報告與刑事轉介，將會玷污特別檢察官的最終決定。即便這不符合事實，許多美國人也會堅信，特別檢察官的最終決定受到了那個腐敗委員會的影響。
這是一次深刻教訓，提醒我們分權制衡處于美國國家治理體系的中心地位。這也是一次重要的提醒，為什么國會下設的委員會，不應該參與起訴決定與刑事轉介的程序。
【本文于12月20日刊登在美國“新聞周刊”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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