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樂手的指揮家。圖/掬光的指月司南
摘要：
常逛圓明園的人興許知道，日落時分，湖邊會出現一位“指揮家”。背影望去是位老者，獨自面朝水光，腳邊的音箱播放著交響樂。隔著湖也能看見，對岸有個人影揮舞手臂，而他的樂手是蘆葦、紅日、風中的微塵。他是誰？會是一位退休的指揮家嗎？為什么孤獨地守在湖邊？在排解什么憂愁？后來我了解到，指揮的確贈予過老者激情和救贖，但就像一曲交響樂的序章，他的故事才剛剛開了頭。
文｜解亦鴻
編輯｜陶若谷
瓦爾登湖
更多的人看見這一幕是在2022年11月。秋風吹起漣漪，老者形單影只出現在湖邊，但情感濃烈。不單手動，腿也使勁兒，下蹲、屈腿、墊腳小跳，施特勞斯釋放情感的時候，他也跟著賣力氣。而他的觀眾，僅僅是身后駐足的三兩行人。那時疫情正在不斷反復，市民多數時間留守在室內居所，周末久違地出門散心，卻遇見了一場“一個人的交響”。
“像是終于看到最旺盛的秋天。”在北京工作的女孩小唐拍下了他，分享在社交網絡，迅速獲得數萬人點贊收藏。就在同一個周末，許多游客都拍下了他，紛紛發帖，覺得自己“目睹了當代人浪漫的精神狀態”。
一個大學剛畢業的女孩看到帖子，到圓明園找他，想把這份浪漫拍成系列攝影，兩人一直聊到天色漸晚。女孩從事文字工作，厭倦了每日吹捧、寫軟文掙錢的生活，她想去昆明旅行，去尋找心中的瓦爾登湖。“指揮家”告訴女孩：“為什么非要去南方才能找到瓦爾登湖？我這里不就是瓦爾登湖嗎？”
疫情反復的日子里，人們的精神和生理承受著不同程度的壓抑，他忘我陶醉在自然與音樂中，仿佛一面鏡子，映射出情緒與生命狀態的自由表達。一個星期后，我在冬日的圓明園里見到了他，大家叫他“老杜”，56歲，本職工作是一名自主創業的心理咨詢師。湖面開始結冰，游人稀少，老杜還是獨自一人，鋪一張野餐布，上面放著雙肩背包和一只便攜的小音箱。他的頭發有些泛白，發型略顯凌亂，衣著也很隨便，一身灰色棉服。
冬天，老杜在圓明園結冰的湖邊。圖/解亦鴻
交響即將開始。老杜拿出手機，從“我喜歡的”歌單里選出一個樂章，音箱傳出弦樂輕巧的快板。他走向離湖水更近的位置，閉上眼睛，等待長笛和雙簧管明亮的音色，還有巴松、圓號，一瞬間，悲愴的能量在管弦合鳴中聚集。等音符散去，湖邊又恢復寧靜，沒有掌聲，只有鳥群起飛時翅膀扇動的聲響。老杜覺得過癮，他出了很多汗，身上的衣物全濕透了，得去公共飲水機接上滿滿一瓶熱水：“我指揮一次可以喝光四瓶，給家里省點水。”
在湖邊指揮，起初是老杜生活中一件偶然的小事。2022年初，他正處于事業低谷，很難接到咨詢來訪。一次在頤和園昆明湖邊散步，喜愛音樂的他向來隨身攜帶音箱，便在十七孔橋邊指揮了數十分鐘。許多游人圍著看，直到引來戴紅袖箍的公園管理人員，叫停了這場指揮：“疫情期間不許聚集！”
老杜不愿停下來，從此也和公園管理人員打起“游擊”。從頤和園到附近的北塢公園，四處尋找可以自由指揮的場所。直到妻子的建議幫他找到了落腳處：“圓明園不就挺好？離家近，景色也不錯。”
他起初覺得圓明園的歷史太過悲傷，而且它不含在公園年票里，“要花錢另買門票”。可是當老杜真的走到園子里最大的人工湖“福海”邊，他決定再也不走了——近處是蘆葦搖曳，黑天鵝在湖中游水，云霧稀薄時能看到遠處的山。幾乎是在接下來的每一天，老杜都會到湖邊，還買下了門票月卡。
疫情加重不能外出時，妻子建議他運動運動，他就面對家里的落地窗指揮。他有高血糖，接近糖尿病的臨界值，但指揮后，“肚子小了，血糖也恢復正常。”
直到有一天，朋友告訴他：“老杜，你火啦。”他看到朋友發來的帖子，自己被稱作“當代人的浪漫精神”。老杜意識到，指揮不再是一件小事。他準備了第二臺手機，買來可以立在地面上的手機支架，注冊了新賬號，錄下每一條指揮視頻，上傳到社交媒體。其間，他還進行了三次直播。一個月后，老杜決定把圓明園的門票月卡換成年卡，認真挑選指揮地點，近處最好有水——湖泊或河流，水邊可以出現葦草和柳枝，“這也是藝術創作的一環”。
交談后才知道，老杜從未學過指揮，不會看總譜，盡興時手腳并用，上肢帶動全身，像在跳舞。有音樂專業的學生路過，指出老杜的錯誤：“該提示聲部的地方，怎么都沒有抬手？”寫音樂專欄的記者評價他“不是專業的指揮”。老杜對這些指正感到憤懣，他認為自己所做的就是“真正的”指揮：“他們是為了顯示自己懂音樂，但我懂音樂的方式和他們不一樣，這個東西有點像愛情，你過你的愛情生活，我過我的愛情生活。”
（老杜在湖邊指揮被游人拍下，沖上社交媒體的熱搜。音樂：《閃電波爾卡》by小約翰施特勞斯。視頻來自@掬光的指月司南）
越來越多的媒體來到湖邊采訪。被記者問到為什么這么喜歡指揮？他上升到了“背后的意義”：“我不是來玩的，我想研究用音樂治療阿爾茲海默癥。”為了證明這背后的深意，他向記者解釋記憶的衰退，還有“腦核屏”——在老杜的描述中，大腦中的“腦核屏”會像司令官一樣領導人的認知。然而大腦中并不存在“腦核屏”，據《新科學家》研究顯示，其名應為“屏狀核”的特殊大腦區域，通過刺激該組織有助于恢復昏迷患者的知覺。
和媒體交談時間久了，老杜松弛下來，轉而說“指揮”就是為了自己開心，可以運動、減肥、降血糖。采訪結束后，一位記者對老杜的故事感到失望：“這樣的公園大爺，在北京其實很多。”他只是一位公園大爺嗎？第二天我帶著這個疑問，再次見到了老杜。
“算是清華的”
圓明園位于中關村大街北側，在三百年前，它是功能齊全的皇家園林，今天已是屬于市民的生態空間，周圍有清華、北大、中科院，迎接著周邊院校的學生、教授，還有各院所的科研人員。第二次在這里見面，老杜聊起了路過湖邊的聽眾們。這也讓他為指揮這件小事賦予了第三重意義：“我的指揮，感動了好多人，有很多年輕人，還有大學教授。”
他先講了一個酸梅湯的故事。2022年7月，游人如織，老杜來湖邊指揮，手里拿了一杯寫有“清華自制”字樣的酸梅湯。一位北大教授注意到這杯酸梅湯，主動打了招呼，他以為老杜是清華的老師——一位在湖邊練指揮的教授，這讓他感到稀奇。
北大的汪教授研究的是光電子，不懂音樂，他和夫人會站上附近的小山垛，欣賞老杜的《春之聲》。汪教授常來圓明園散步，總能遇上老杜，直到他覺得，沒有老杜的指揮，福海邊就好像缺了點什么。“他和夫人都很喜歡我的指揮，他們很感動，還說很佩服我在公眾場合下這么忘我。”在老杜的講述里，這杯讓他和汪教授結緣的“清華自制酸梅湯”出現了好幾次，他又發在了社交平臺上。
同樣是在夏天，另一位老者打斷了正在指揮的老杜。“你可以教我指揮嗎？”這個提問在老杜眼里顯得不合時宜：為什么要打斷一個陶醉在音樂里的人？不能等一曲結束再來打招呼嗎？
但煩擾很快消散。“聊過才知道，他很牛的，是西安交大的王教授，而且還是位作曲家。”老杜說。他立即來了興致，和王教授攀談，聊音樂、美學教育、藝術啟蒙，甚至覺得遇到了知音：“他的觀點和我一樣：我們的應試教育培養了一個個勞動者、螺絲釘，倡導經濟價值，但是人需要的是精神寄托。”
老杜在挑選指揮曲目。 圖/解亦鴻
在老杜看來，在湖邊指揮“是一件特別美的事情”。有教授給他的指揮寫詩，和他互贈書目。碰上為他鼓掌的年輕人，老杜會花更多時間和他們交談——如果對方在工作中感受到困惑，老杜會問，你心中理想的生活是什么樣的？他好奇年輕人的“意義感”。時間長了，他覺得湖邊成為了一個交流思想的公共領域：“物質生活很容易發達，我擔憂的是中國人去哪里尋找精神生活。我在這里找到了一部分。”
老杜一直覺得自己是一個公民。2020年初，他撥通了武漢市衛健委的電話——他在互聯網上搜索新冠病毒的論文，發現一位日本博士曾提出，“血清素有可能減少新冠病毒活性”，迫不及待想把這個觀點傳到武漢去。電話另一端沒有太多回復，只是問老杜：“你是干嘛的？”老杜有些生氣：“他就喜歡問我是干嘛的，怎么不問問我，為什么提出這個觀點呢？”
淋了盆冷水，但老杜仍然相信，那通電話是有意義的。“我做什么事情都在尋找一種意義感，你懂我的意思嗎？”
老杜年輕時為了活出人生的意義感，從國企離了職，“那是鄧小平支持下中國第一批獲得外貿自主權的國企，也是第一家辦銀行的工業企業”。當年和他共同入職的好友，一直沒放下這份鐵飯碗，今日已是年薪百萬的高管，“他早買好多套房子了。我們的人生，出現了巨大的差異啊。”
沒有揚名立萬，也沒有活出那些追尋的意義，他就這樣過了太多年。在國企工作的時間里，老杜曾經有過一個愿望：“我想賺大錢，在人民大會堂花100萬請一個樂隊，我來指揮。但是我后來創業全都失敗了。”離開國企，老杜斷斷續續入職了多個外貿公司，從事銷售，大量的接打電話讓他的耳朵有了炎癥，后來還做了手術，這讓他聽音樂養成了用音箱外放的習慣，而不是戴耳機，“耳朵不行了。”
2022年冬天的圓明園湖邊，指揮一曲終了，一個圍觀的小伙子激動地上前感嘆：“原來還有這么美的東西！”青年人的贊美在老杜眼里卻顯得可憐：“他怎么活了30多年才知道？”
早在學生時代老杜就是個音樂迷，常去市場淘卡式磁帶，沒人告訴他什么音樂是好聽的，只能一盤盤磁帶嘗試著聽。“音樂是更高層次的，歌曲是低層次的，它還得用語言來表達。”老杜說，相比圓舞曲，交響樂是更適合在湖邊演奏的音樂，“因為它是自然的，只有作曲家的情感在流淌。圓舞曲就不一樣，那里頭全是人，能聽出人在跳舞。”
指揮這件事是從高三的時候就開始比劃了。自習課上，少年老杜心里想的“凈是學校里那些涂香水的女孩子”，他開始在空中跟著交響樂比劃，咣咣地揮在重拍上，把心里轉來轉去的女孩都趕出去，“滾蛋滾蛋”。他大學時愛讀《約翰克里斯朵夫》，作家講述了一個音樂天才到巴黎闖蕩，作品不被理解，愛情屢次受挫，日益拮據，但是憑借對音樂的執著和對生活的樂觀，在磨難中找到了寧靜，猶如一條河流涌入深遂的大海。“我覺得這本書很像我的人生意象，從小到大都是這樣，跨過千山萬水，奔向大海。”老杜說。
他常說自己“算是清華的”，卻不是人們理解的那種關聯。他從未在高校任職，因為妻子是清華的職工，所以他也住在那個園子里。但老杜喜歡把這個身份掛在嘴邊，“我住在清華里面，戶口也在清華。”
失意的湖邊
圓明園地勢低且空曠，是在高樓林立的都市中可以看日落的好去處，為不想工作的年輕人提供了喘息空間。老杜遇到過一位翹班出來的女孩，偷跑到圓明園散心。還有另一個實習請假來看日落的女孩，始終坐在長椅上靜靜地聽，直到老杜收起音箱準備離場。
長椅上的女孩在北師大修讀哲學博士，實習時卻只能做寫文案的工作，與哲學毫無關聯，用最簡單的勞動換取高薪收入。“我告訴她這就是生活，社會灌輸的觀念就是你很牛逼，你就應該實現價值，感到幸福，可生活不是這樣的。”老杜說。
女孩曾在傍晚的圓明園與老杜短暫交談，“我覺得他整個人透著一種不得志的感覺。”她和老杜探討自己迷茫的母題——活著的意義是什么？“他跟我說，需要找到自己認為有意義的事情，那個意義不是絕對的，它是相對的，它非常非常重要。”
那確實是老杜用整個人生來思考的問題。年輕的時候，他一度想成為核物理學家，但引以為傲的理想在現實中碰了壁。在中國恢復高考的第七年，教授并不是一個受歡迎的職業。“學生是看不起老師的，人們常說，‘搞導彈的不如搞茶葉蛋的’。”老杜回憶。高考失利后，他轉念想通過讀雙學位成為哲學家，卻發現哲學畢業生都做了文職秘書，又是“一份沒有意義感的工作”。
千禧年后，中國進入互聯網時代，意義對老杜來說越來越下沉。他離開國企接連創業，追趕互聯網浪潮，“用商業改變社會，懂吧？”2001年，北京申奧成功，老杜決定創辦奧林匹克網，提供一個可以買賣奧林匹克產品的平臺。但是不到三個月，網站倒閉。之后又創業至少四次，但是項目逐一失敗。
十年前，他等來過“上岸的機會”，他與清華一位系主任共同住在學校北門的青年公寓，偶然的因素相識，主任邀請他讀博士學位——進高校，讀博士，當教授，成為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但老杜拒絕了主任的邀請，他想創業，去搞錢。
接近成功的時刻也不是沒有。2002年的一天，36歲的老杜送兒子去昊海樓學下圍棋，等待下課的間隙走進一家書店，偶然翻開了心理學家弗洛姆寫的《愛的藝術》，這本書短暫地改變了他接下來的人生。書頁被老杜翻舊了，他抱起筆記本電腦，一個字一個字敲進txt文件里。他意識到，這是一本關于“愛”的圣經。
“我要做成PPT，才能講給更多人。”之后，他創辦了“戀愛培訓班”，在那個人們鮮少公開探討親密關系的年代，老杜的創業成為先鋒，也隨即接受了國內外十余家媒體采訪。“我不是要教給人們追求戀愛對象的方法論，我想教給大家愛的能力，就像弗洛姆在書中告訴我們的那樣，愛應該是人格的體現。”
但是老杜發現，更多學生想在課程中獲得功利性的成果。“為了泡妞而泡妞，那他給我錢我也不可能幫他。我的課教的是讓人活得像人。”最后戀愛培訓班僅開辦了兩期，教了40個學生。老杜之后成為一名心理咨詢師。“我探討過很多種方式，一個個嘗試，就像實驗一樣，但一個個都失敗了。最后，好像就圓明園這個事，有一點社會影響力，就這么點事兒。”
56歲這一年，老杜在湖邊指揮交響樂，終于被人們看見。2022年12月25日，他接到央視采訪邀約，把這個消息發在賬號里，呼吁粉絲前來。但現場只等來了三位聽眾：因酸梅湯結緣的北大汪教授和夫人，還有把老杜的指揮發到社交媒體上的游客小唐。
去年12月26日，老杜接受央視的采訪拍攝。圖/解亦鴻
湖水已經徹底結冰，黑天鵝和水鳥都不見了。“聽眾”們短暫聽了一陣，注意力很快飄散，開始閑談。汪教授向小唐介紹自己的納米材料研究。
一次偶然，他發現了一種納米材料可以替代抗生素治療各種炎癥，讓皮膚病和痔瘡得到根治。汪教授找來生物專業的學者團隊做對照實驗，聯系藥廠希望能讓這種材料走向臨床，但是“用納米材料治療痔瘡”沖擊著人們傳統的醫學認知，這個科學發現始終沒能大范圍走入市場，或是與醫院合作。閑聊聲在《藍色多瑙河》中回響，直到央視編導喊道：“大家再站得近一點，然后看一下演出這邊。”
汪教授希望能多宣傳，學著老杜的模樣，注冊了新的社交賬號，但是像老杜這樣在人前表現自我，他仍然需要更多勇氣，“那樣不管不顧，我做不到”。盡管汪教授知道，這對于事業成功是很重要的。他一直在等待一個被看見的機會，已經等了十余年，“最近幾年我開始著急，我已經68歲了，大概這幾年還能干點活，再過幾年呢？”
對于老杜來說，被央視采訪是非常高興的一天。去年他一度注銷了自己的創業公司，指揮的“成功”讓他又有了創業的念頭。他向那位視為知音的王教授講述自己十年前融資失敗的一個音樂創業項目，想重啟。但王教授回復說，無法給到更多幫助。
王教授研究了半輩子通訊工程，臨近退休的年紀，迷上了在公園拉小提琴、吹長笛，常被附近居民投訴擾民，他就躲到地鐵橋底下練習。看到老杜接受采訪，他希望也能和媒體聊聊自己最新的作曲：“我寫的五部曲，合起來點擊量超過100萬了，你感興趣嗎？”
一道浮光
2023年3月，又一個春天，人們到圓明園踏青。傍晚的溪邊，依舊會出現一位沒有樂手的“指揮家”。不再有那么多媒體拜訪老杜了，他的三個社交平臺也失去了熱鬧。他發起牢騷：“這個平臺不行，你看我發了那么久，那么多，才這么幾個粉絲。人家（另一個平臺）就不一樣，發沒幾條，就很多人點贊。”
我在湖邊見到老杜，他詢問起我的文章進展，隨之而來是他的叱責。“后來又有媒體來找我了，人家可能又要發一篇寫我的，你為什么還沒發？”他對約訪媒體如數家珍，“把我的音樂寫得很美，那本來就特別美。但攻擊我，說我不是專業的指揮，什么玩意兒，我真的生氣。”
春天，老杜在圓明園山桃溪。 圖/解亦鴻
老杜一直在等待一個“成功”的機會。在去年“走紅”的幾個月前，早年戀愛培訓班的學生邱瑞接到了老杜電話，他是北京一所高校的青年教師：“杜老師說好久沒做公開講座了，有點懷念那種狀態，希望我能幫他安排。”
電話里老杜還告訴邱瑞，“想再造一次勢，順利的話，也許可以做個網紅。”但講座的反響并不熱烈，老杜有些失望，他安慰自己：年輕學生都關注的是物質，是功利，沒有人想知道怎么去提高愛的能力。他注意到上海一位教授的戀愛課近年在網絡走紅，又解釋為，“有教授身份的人就可以登堂入室，我講得再好，也沒人給我機會。”
邱瑞是老杜十余年前戀愛培訓班的學生，他在杜老師的教誨下認識了弗洛姆的哲學，讀完弗洛姆，他覺得不過癮，又去翻閱尼采。“杜老師就有點像尼采，他離經叛道，但很關注個體，就是要打破世界的束縛，去做他自己，希望自己能獲得綻放。”一次講座上，老杜激動地向學生們講起邱瑞年輕時的戀愛故事，讓那時站在一旁的他感到分外尷尬。“杜老師太愛出風頭了，不會注意到別人的感受。”邱瑞說。
五十歲以后，衰老和疾病的痛苦一點點找上了老杜。高血壓，高血脂，糖尿病接近臨界值。處理心理咨詢的個案常常需要熬夜，但身體熬不動了。兒子已是需要買房的年紀，老杜從事的是自由職業，收入不穩定，因為出錢少，有時和妻子吵架。他為瑣事感到煩悶，就去圓明園指揮，跟隨交響樂的旋律揮舞手臂，也揮走生活里的矛盾和憂愁。
妻子一直想讓他讀博士，拿學歷，成為大學教授。他一直以創業為由拒絕了妻子的想法。直到今年，老杜注銷了自己的創業公司。“你要知道，這就像談戀愛一樣，失敗了，也得有一個慢慢接受的過程。直到今年我才終于承認我創業失敗，懂嗎？”老杜說。
他有時又覺得，即便進入大學工作，生活也了無新意。疫情緊張時，妻子是高校職工，不能隨意出校，老杜卻可以爬山、逛頤和園，他感到這是身處體制之外才得以收獲的自由。“我的自由，我的價值，維護了我最后一絲尊嚴。當教授又有什么了不起？你看疫情時期那些專家。”
老杜在湖邊訴說著他的憤慨和遺憾，“我最后悔的，是二十年前沒買房。”他重新談起了瓦爾登湖，只是這次，他的瓦爾登湖不在圓明園，而是與他喜歡批評的庸俗現實一起，回到了生活的更近處。
“其實生活的意義就在腳下，我身邊就是瓦爾登湖。就像我當年，家附近看到一個四十萬全款可以買下的房子，我非不買，兜兜轉轉，直到房價漲到兩萬六一平米，在別的地方買了，我覺得自己就是傻逼。但這就是生活，人總是非要去那生活之外的別處去找瓦爾登湖，這是不是太可笑了。”
央視報道后，老杜每天堅持在三個社交平臺發布自己錄制的指揮視頻，截至這個春天，視頻數量已經達到2000條。3月的一天，他在湖邊指揮《貝多芬第九交響曲》。從大學的時候他開始喜歡“貝九”，想改變命運，“但是去年秋天指揮貝九的時候，我又哭了”。他又想到自己的命運——年輕時沒能實現夢想，中年后創業接連失敗，既不得志，也不想入世。
（春天，老杜在圓明園山桃溪指揮。音樂：《多瑙河之波》by 揚·伊萬諾維奇）
今年春天，從福海到山桃溪，老杜為指揮找到了新的位置，也賦予了它新的意義：“在未來，它（在圓明園指揮）是留給我兒子的一份遺產。”
“我能感覺到自己真的在創立新的東西，包括人家說，那是我的‘指揮臺’，我好開心啊。”老杜語氣溫和，不再有平時的憤慨和抱怨，仿佛獲得了內心的滿足。但他很快又說道：“但是這個東西，不見現金，我是不會說我成功的。你懂我的意思嗎？”
我問老杜：“為什么見現金才算成功？你覺得它是美的、開心的，不夠嗎？”
“有了現金，項目就成功了，它算是一個副產品。懂嗎？”
曾經有路過的游人拿老杜打趣：這瘋子是不是要跳下去？還有一位來看黑天鵝的女士，希望老杜把音樂停掉：“天鵝都被你吵走了。”在這些老杜不滿的遭遇里，他最喜歡講的是一個“打拳”的故事。
那一天，冰面開始解凍，柳條生出新芽，老杜像往常一樣，出現在湖邊。一位老者上前問他：你剛才這套動作，是在打拳嗎？還沒等到老杜解釋，老者身旁五六歲的男孩替他接了茬：“爺爺，那不是打拳，是在指揮！”“你看見沒，小朋友都知道這是指揮，是藝術，那個老頭真不覺得害臊。”這個故事，老杜向我講述了五遍，直到最后，我背會了他的口吻，和他異口同聲，“那不是打拳，是在指揮！”老杜聽著我的模仿，不再追問“你懂我意思嗎”，滿意地笑了。
一位拍風景的攝影師看見老杜，主動和他打招呼：“您是福海邊那位大爺吧，見過您。”攝影師揮手致意，老杜有些高興，小聲說：“你看，現在大家都習慣我在這里指揮了。”
（文中小唐、邱瑞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