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或者不生，對于一部分家庭而言，并非一個簡單的選擇題。
如果不是深陷生育困境中的家庭，很難理解生育對于女性、對于家庭到底意味著什么。當生育困難成為夫妻情感關系中的最大障礙，他們經歷了不孕的恥感、生活的破碎。郭旗和陳莉結婚10年，備孕8年。直到2020年，他們通過輔助生殖技術，生下一對龍鳳胎，持續緊張的婚姻關系才得以緩和。郭旗說：“那段時間對我們夫妻而言就像一場噩夢，太痛苦了。”
2021年，《柳葉刀》的數據顯示，2007—2020年間，我國不孕發病率已從12%升至18%。目前，在國內，人工授精和試管嬰兒等的輔助生殖技術（ART）被認為是治療不孕癥的最有效方法之一，每年約有30萬名試管嬰兒在中國誕生。
一次完整的試管嬰兒流程要經歷檢查、初診、建檔、促排、夜針、取卵、移植、驗孕、看胎。而其中的任何一個環節都可能出現意外，取卵的個數、移植后胚胎的發育、孕期產婦的血糖……誰都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個先來。事實上，在輔助生殖中心來來往往的人，是中國生育現況的另一種真實圖景。
1.2022 年 5 月11日，蘭州。胚胎培養室中，研究人員正在做“精卵結合”實驗。| 圖源中新社：九美旦增
2.2020 年 10 月11日，重慶。試管嬰兒。| 圖源視覺中國
3.2023 年 1月17 日，安徽阜陽。一名產科護士照顧一名新生兒。| 圖源視覺中國
以前，郭旗認為生育是一件順其自然的事，當他和妻子經歷了取卵、放卵、流產、刮宮術、調理、再次放卵，最終順利生下一兒一女后，他對生育的認知徹底顛覆與重塑。他說，生育對于女性而言，真的是從鬼門關走了一趟。作為男性，選擇生育之前有必要了解這一切。
以下為郭旗的自述。
備孕8年
2012年，我和陳莉結婚。那年我32歲，她28歲，我們都處于最佳的生育年齡。對于要孩子這件事兒，我們一直很積極，我戒煙戒酒、鍛煉身體，她喝中藥調理寒性體質，我們盡量做到規律作息。我一直認為，生育就是一件順其自然的事情。
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最終，我們也走上了被父母、親戚催生的階段。有一次，我家的親戚當著全家人的面，問我們為什么這么久還沒有孩子，是不是誰有問題，要不要去醫院看看。雖然是我在回答，但陳莉的臉色非常不好，我能感受到她的尷尬和委屈。長輩認為這是關心，但對我們而言這些話都非常刺耳。
大醫院、小診所，找老中醫、尋偏方，我們去看過，也都試過，最終也沒說出個所以然。我倆就像徘徊在生育“黑洞”的洞口，走不進去，也逃不出來。
很長一段時間，聞著家里彌漫的中藥味兒，我和她的情緒都不太好。每次看著她捏著鼻子咕嘟咕嘟喝中藥，表情痛苦、苦到干嘔，我也很心疼，除了給她遞過一杯水、一塊糖，似乎也沒有特別好的方法。
不孕像埋在我們彼此心里的一個定時炸彈，她變得敏感，我選擇逃避。當要孩子變成了一件有計劃的任務時，夫妻關系變得疏遠且緊張。現在回憶起來，我們也是不顧家人反對，因為相愛才決定結婚。
我以為她非常想要孩子，但她卻說是看到我非常喜歡孩子。她說，我每次在外面看到小孩，眼神里都充滿羨慕。實際上，我自己并沒有意識到。我記得沒做試管嬰兒前和第一次流產后，她曾說過，如果自己真的生不了孩子，就離婚。她哭，我也哭。
在備孕的這些年里，我想過實在不行就花錢找，也想過去福利院領養孩子，但從來沒有想過要離婚、要離開她。
我覺得現在的生育討論正在陷入一種錯覺，似乎無論多大年紀，只要存了精子、存了卵子，我們就可以隨取隨用。現實是，生育遠比想象的艱難，如果我不是親眼看見，可能也會輕飄飄地說一句，先把精子或卵子存起來唄，等想生的時候再生。實際并非如此，生育這件事，年輕人真的需要早早想好、早做準備，不能拖。
嘗試輔助生殖
婚后第6年，我們決定去當地的生殖中心治療不孕不育。
不孕，意味著別人都能做到，而你不行，存在一定程度的“恥感”。因為關聯到性、涉及生殖功能，這在傳統意識中是一個禁忌。據說不孕不育患者平均需要2.7年才能進入輔助生殖機構治療，而我們用了6年。
那年，我38歲了，妻子34歲，我們都步入了生育高齡。
第一次去生殖中心，掛了專家號，站在醫院樓道里，聽著叫號器上叫的名字，我心情很復雜。我看著進進出出的夫妻，突然意識到生育問題其實困擾著這座城市中的很多家庭。
我和陳莉分別開始進行檢查，她需要做宮頸刮片、支原體和衣原體檢測、抗精子抗體、抗子宮內膜抗體等十多項檢查，男性需要做染色體核型分析、B超等檢查，相對少一些。
以前，我也很抗拒聊不孕不育的話題，當在醫院認識了越來越多家庭，我才逐漸“脫敏”。在醫院的樓道、病房、手術室的門口，我們會聊起各自的情況，也記下了各種不孕不育的病癥，比如弱精、卵巢囊腫、子宮內膜鈣化、多囊卵巢綜合征等，會遇到45歲、試管三次失敗的女性，也會認識因為染色體導致不孕的年輕人……在生殖中心，我看到的是一個復雜的生育現狀。
檢查結果顯示，陳莉雙側輸卵管堵塞，我的精子缺乏活力，我們都有問題。
關于生育，此時留給我們夫妻的時間并不多了。醫生說，男性38歲精子活力弱也算正常，女性在34歲做輸卵管手術存在風險，因為女性35歲之后，雌性激素大幅下降，會越來越難有孩子。醫生建議我們嘗試試管嬰兒。
我們都是從農村一步步走到城市，考大學、考研、找工作，一路靠自己留在了城市。如果問生育對于女性、對于家庭意味著什么，我覺得這些和我們從小成長的環境息息相關，長輩們從來沒有當面催我們要孩子，但是，我們私下都被自己的父母試探性詢問過。
妻子的母親的觀念是，一定要有一個孩子，家庭才能穩固，有個男孩子更好。我的父母也迫切希望我們有一個孩子，等我們老了不會太孤獨。老實講，我們很難直接與父母爭論，也不想講述我們備孕中的艱難。但不可否認，我們也期待生命中能有孩子。
2023 年2 月22 日，北京。751火車街區，小朋友推著家長在廣場前行。（圖/ 視覺中國）
當我們從醫院藥房拿到促排卵針，妻子的痛苦才剛剛開始。
意外流產
進行取卵手術之前，需要吃排卵的藥物、打促排卵針、定期監測排卵。去醫院是我們的日常生活，通過超聲觀察卵泡發育的情況，當卵泡成熟后，再打破卵針，安排取卵手術。將卵子取出來以后，從小胚胎上取細胞，再在實驗室將卵子和精子人工結合。
取卵時，醫生會將超聲探頭和一根35厘米長的細針探入，在超聲波顯示的指導下，找到卵巢表面凸起的卵泡，將針刺入并吸出卵子。妻子手術時，一共取出了11個卵子。
我只是聽著都覺得害怕，作為男性根本無法做到感同身受，我們無法想象女性一個人躺在手術室里的煎熬與痛苦。看病的過程中，妻子可以為了孩子不打麻藥忍受劇痛，忍受著毫無尊嚴的檢查。她曾經抱怨過，尷尬和羞恥是伴隨整個生育過程的。
2018—2021年，她經歷了兩次懷孕、一次胎停、一次刮宮術。
剛剛確定懷孕時，她特別開心，每天除了一些必須要做的工作，基本躺在床上保胎，每天晚上聽音樂做胎教、看相關的書籍……在第3個月零2天，我們都以為這次穩了。萬萬沒想到，她在下班回家的路上突然出血，她當時被嚇壞了，趕到醫院，最后還是沒有保住。
她整個人都陷入了極度悲傷和崩潰的情緒之中……
此時，家里人還不知道她懷孕。一開始，她說有一種說法，說懷孕3個月內不要公開，如果3個月內流產了，就更不用說了。對于第一次失敗我是有心理準備的，在此之前，我和醫生單獨聊過，也知道成功的概率。
在那之后，陳莉非常鄭重地和我談，說我們再試最后一次，如果不成功就離婚，不耽誤我再婚。以前我覺得她很柔弱，而此時的她是多么絕望才提出了離婚，在知道不孕不育的原因之后，她更容易陷入內疚與自責。
再一次懷孕
一年后，醫生將最后兩個胚胎放入妻子體內——盡管被告知這兩個胚胎發育的情況也不好，先放進去試試。我們能做的就是將一切交給時間。相比第一胎，這一次，陳莉的妊娠反應小了很多，她特別喜歡吃肉，但為了孩子每次也只能放一點調料。
懷孕第6個月，我們吵了一架，她問我，賺錢重要，還是孩子重要。我心里挺不是滋味，之后便拒絕了所有的外出工作，專心陪她保胎。
懷孕第7個月，有天晚上，她夢見孩子不能動，醒來摸了摸，感受不到胎動。凌晨2點，我們就往醫院里跑，經過各種檢查后，醫生告訴我們孩子各個方面都很正常，她才放心回家。我們比其他家庭更謹小慎微，任何異常反應都會使妻子感到緊張。
孕晚期，因為胎兒偏大，醫生擔心血糖過高影響孩子發育、導致畸形，妻子每天早中晚都要測血糖，自己扎手指取血測，根據血糖數據嚴格控制飲食，她10根手指上都是小針眼。
最后一個月，妻子因為肚子太大，根本無法躺在床上睡覺，都是坐在床上睡覺，后面靠著枕頭。因為身體重，我必須協助她起床、翻身、上廁所、散步……每天晚上，我必須等她睡著了再睡，早上起來第一件事是看看她，再摸摸肚子查看胎動、聽聽胎心。“
高齡產婦”“最后一次機會”“雙胞胎”“胚胎質量一般”“胎兒可能畸形”，每一個詞都像一塊巨大的石頭壓在我們的肩上，尤其是妻子。輔助生殖并非把精子、卵子取出來就行，這一路，心情就像“過山車”，做檢查、做治理、做手術、再檢查、再治療……過程太煎熬了。
2021年9月15日，妻子早上6點多進入產房，8點多進行剖宮產。8點40分，女孩第一個出生，兩分鐘后，男孩第二個出生，妻子無恙，孩子們也健康。當看著孩子們一眨一眨的眼睛，我才確定這一切都是真的，我們終于有了自己的孩子。
備孕的8年，對我們夫妻而言就像一場噩夢，太痛苦了。
（應受訪者要求，郭旗、陳莉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