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鈦媒體注：本文來源于微信公眾號浪潮工作室（ID：WelleStudio），鈦媒體經授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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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深圳衛健委勸告年輕人“千萬不要對婚姻抱有幻想”，憑借清新脫俗的推文火出圈了。
不過，與深圳衛健委勸退式發言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一個你可能怎么也不會想到的事實。
深圳，這個全中國最發達的城市之一，竟然在2019年以21.68‰的出生率占據全國293個地級市的榜首。這兩年出生率雖然有所下降，但仍然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稱得上“很能生”了。
作為華南地區乃至全中國的經濟引擎，深圳不僅在努力賺錢，同時也在生育下行的趨勢里默默扛下了一切，貢獻了數量相當可觀的新生人口。
深圳人，正在拼命生孩子
提到深圳，你腦海里第一個想到的可能是現代化的大都市、鱗次櫛比的摩天大樓，或者是日新月異的“深圳速度”、嘆為觀止的科技創新以及節節攀升的經濟數據。
的確，前不久出爐的全國城市GDP排名顯示，深圳2022年的GDP超過3.2萬億，是全國唯三的三萬億俱樂部成員，僅次于上海和北京[1]。
和經濟數據一樣亮眼的是深圳的出生率。2017至2021年，深圳的出生率分別為25.45‰、21.58‰、21.68‰、17.01‰和15.09‰，平均每年有超過十萬的孩子出生在這里，成為新深圳人[2]。
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單看深圳的出生率還無法突出它高到何種程度。同一時期，全國的出生率分別只有12.43‰、10.94‰、10.48‰、8.52‰和7.52‰[3]。
除了領先全國平均水平一大截的出生率之外，深圳人口自然增長的絕對數同樣很高。
2021年，深圳有92942個孩子出生，減去當年死亡的7143人之后，人口自然增長了八萬余人[2]。要知道，同樣是這一年，全國自然增長的人口才48萬[3]。
在其他地方人口增長停滯甚至進入負增長時，深圳的出生率卻一路堅挺。
可以說，深圳人除了專心搞事業之外，還在拼命生孩子。
和同為一線城市、經濟發展水平相近的北京和上海相比，深圳的優勢就更加明顯了。
以2019年為例，北京、上海的出生率分別為8.12‰、7.00‰[4]，它們在深圳21.68‰的高出生率面前實在是排不上號。
即便是作為人口大省廣東的另一座一線城市廣州，當年14.86‰的出生率在深圳面前也稍顯遜色[5]。
事實上，深圳人能生早已不是什么新鮮事了。如果我們將新一線和二線城市也納入到對比考慮的范圍內，同時將對比時間延長至2009年到2019年，深圳的年均人口出生率為19.31‰，仍然排名第一[6]。
因此，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深圳都配得上能生的頭把交椅。不過，深圳人能生的證據還不只這些。
在生育政策逐漸放開之后，學界流傳著“全面二孩”政策遇冷、出生人口遠遠低于政策預期的觀點[7]。
但對于深圳而言，遇冷的現象似乎要弱得多。2016年到2018年“全面二孩”政策對增加深圳出生人口的貢獻度依次為9.98%、35.01%和12.93%[6]。
另外，深圳的多孩率更是逐年提升。2017年至2020年，深圳的多孩率從3.1%逐年提升到了7.0%[2]。當你還在費心考慮婚育問題、糾結要不要生的時候，深圳人早已不滿足于生一個孩子了，而是拼命生一打，力圖給孩子的童年多找幾個伴。
相比之下，上海前不久發布的2022年度人口監測統計數據顯示，當地常住人口的多孩率只有4.53%，戶籍人口的多孩率甚至還達不到深圳五年前的水平[8]。
在我們慣常的認知里，經濟發展水平和生育水平應該是此消彼長的關系。
學者也的確發現廣東省1975-2005年間的經濟發展改變了城鄉居住、教育和職業等方面的人口構成，進而極大促進了廣東省生育率的下降[9]。同時，隨著經濟的發展，為應對新的經濟現實和社會需求，父母會更注重育兒的質量而減少孩子的數量[10]。
而深圳卻是一個相當矛盾的存在，它既有錢又能生，甚至還是全中國最能生的地方。
為什么深圳人這么特殊？
年輕的深圳，生機勃勃的城市
影響出生率的因素有很多，社會經濟、家庭環境和醫療衛生等都會影響人們的生育選擇[11]。
一個地區的人口年齡結構也會影響它的出生率的高低。在相同的人口總量下，不同的育齡婦女規模會產生不同的出生人口規模[12]。
通俗地說，具有生育能力的人口越多、占總人口的比重越大，出生率自然會更高。
比如，上海屬于嚴重少子化的地區，出生人口正在銳減[12]。這和它的人口年齡結構有很大關系，因為到2020年，上海60歲以上的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已經超過了36%，十個上海人中就有差不多四個老年人[13]。
換句話說，上海已經生不動了。而深圳的情況則正好和上海相反。
一位上海老人推著輪椅走過街頭。上海老齡化嚴重，一定程度上導致上海生育的乏力 / 圖蟲創意
深圳是一座年輕的城市，從1980年被確立為經濟特區算起，深圳從小漁村變成大都市只有43年的歷史。但在這43年中，深圳的常住人口從31萬一躍而成1768萬[2]，增長了56倍。
常住人口的增長為深圳注入了新鮮的血液，也帶來了超年輕的人口結構。
在第七次人口普查里，深圳六十歲及以上的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只有5.36%，六十五歲及以上人口的比例更是低至3.22%[14]。
老年人口比例低帶來了深圳6.7%的極低老年撫養比[14]。這意味著，在深圳，一百個勞動年齡人口只需要負擔不到七個老年人口。
與此相對的是，深圳將近80%都是15-59歲的勞動人口[14]。
這些年輕勞動力中，育齡婦女的數量十分可觀。從2017年到2020年，深圳已婚育齡婦女的人數從111萬增長到了138萬[2]。
但是，僅看育齡婦女的規模還不夠。一般來說，15-49歲的女性，都可以稱為育齡女性。不同年齡女性生育意愿差別非常大。
根據《中國人口普查年鑒-2020》，15-49歲的城市育齡婦女每5歲一組的生育率是這樣的：
15-19歲：2.48‰
20-24歲：32.81‰
25-29歲：88.08‰
30-34歲：64.95‰
35-39歲：27.53‰
40-44歲：6.43‰
45-49歲：1.41‰[15]
15-19歲：2.48‰
20-24歲：32.81‰
25-29歲：88.08‰
30-34歲：64.95‰
35-39歲：27.53‰
40-44歲：6.43‰
45-49歲：1.41‰[15]
很明顯，25歲-29歲達到了生育高峰。之后生育率就逐漸下降了。35歲之后，生育率更是急轉直下。現實生活中，我們也確實很少看到一個40多歲的中年女性再生育一個孩子。
也就是說，除了育齡婦女的規模，育齡婦女的年齡結構，也會影響最終整個城市的新生兒數量。在育齡女性規模相同的情況下，一個25-34歲育齡婦女更多的城市和一個育齡婦女30-34歲為主的城市，前者的生育水平大概率高于后者。
而深圳這個年齡的女性遠比其他城市多。
在第六次人口普查中，深圳20-34歲的育齡婦女占全部育齡婦女的比重超過60%[16]。
與此同時，北上廣的比重均在53%左右[16][17][18]，全國范圍內20-34歲育齡婦女的比重更是只有42%[19]。
也就是說，相比于其他城市，深圳最愿意生、也最能生的年齡段的女性非常多、占比更大，最終導致了深圳出生的嬰兒數量很多、出生率很高。
外來人口，在深圳也能放心生
深圳的高出生率受益于當地超年輕的人口結構。但問題是，為什么深圳的年輕人相對于其他城市敢生？
在2021年1768萬常住人口中，1211萬人都沒有深圳戶籍[2]。也就是說，外來人口占到了深圳常住人口的將近70%。
要知道，在中國，現行的戶籍制度作為一項人口管理的法律制度，戶籍的有無意味著在教育、住房和養老保險等方面的顯著的社會福利差異[20]。
這些外來人口沒有本地戶籍，按理說應該會因為子女成長和教育問題而在生娃這個問題上顧慮重重，為什么深圳的出生率還會這么高呢？
實際上，研究發現，城市經濟福利對個體生育意愿具有顯著促進作用，擁有非農業戶口的居民更愿意生育兩個以上的孩子而非獨生子女。而隨著城市社會福利的提升，擁有城鎮戶口對個人生育意愿的影響呈現出弱化的趨勢[21]。
這就意味著，一個城市較為寬松的戶籍制度和相對開放的社會福利環境，往往能夠帶來更高的生育意愿。
相較于同層次的北京和上海而言，深圳的入戶制度的確較為寬松。
早在2010年，深圳市就頒布了《深圳市外來務工人員積分入戶試行辦法》，其中規定積滿六十分就能申請入戶深圳[22]。
從積分條件來看，大專以上的學歷即可積滿六十分，直接落戶深圳。就算學歷條件滿足不了直接落戶的要求，外來務工人員還可以通過繳納社保等方式獲取積分。值得一提的是，深圳還對廣東省內的農業戶籍提供20分的獎勵加分[22]。
深圳2016年出臺的新版入戶政策更是進一步放寬了入戶條件，且人才引進政策方面只要滿足條件即可申請入戶，不設指標數量限制，多多益善，被稱為史上最松的落戶政策[23]。
相比之下，雖然北上廣深因為城市體量的原因都實行積分落戶制以控制人口，但廣州和深圳分別在2003年和2010年取消了購房作為落戶硬前提的要求，而北京和上海的這一要求至今仍未松動[24]。
在較為寬松的入戶條件下，深圳市常住戶籍人口占全部常住人口的比重從2010年的24.2%提升到了31.5%[2]，越來越多的外來人口真正享受到了“來了就是深圳人”的待遇。
除此之外，居住證制度作為戶籍制度改革中一項重新配置社會福利資源的過渡性制度安排[20]，深圳在這方面的進步走在全國前列，促進了社會資源向外來人口的開放。
一般而言，居住證制度要求向持證人提供義務教育等六項基本公共服務和申領機動車駕駛證等七項便利[25]。
但深圳不滿足于此，它主動增加了部分居住證福利，例如持居住證可以領取兒童健康成長補貼、可以向區教育局申請公立小學學位，子女還能享受和深圳居民同等待遇的九年免費義務教育[24]。
因此，無論是獲得本地戶籍的難度，還是居住證制度帶來的社會福利的開放，都為深圳的外來人口排解了不少生育的后顧之憂。這樣看來，深圳的高出生率完全是理所應當的事情。
不過，在生育普遍低迷的當下，深圳的生育形勢同樣面臨挑戰。
雖然全面二孩政策對深圳出生人口增加的貢獻度不俗，但自2017年達到了出生高峰年后，深圳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開始逐年下降，出生人口連續4年減少[26]。
另外，深圳的晚婚率也在逐年提高，從2015年的79.83%上升到了2021年的92.20%[26]。
為此，深圳也沒閑著，它在今年一月份發布了一個征求意見稿，打算直接給生孩子的家庭發錢。其中，具有深圳戶口且生到最多的三個孩子，就可以在三年的時間里陸續領到一萬九[26]。
年輕的人口結構、相對開放的戶籍政策和社會福利，加上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的努力，可以說，深圳還有底氣繼續坐在領先全國一眾城市的高生育率的位置上。
至于其他城市，網上催生的時候，建議學學深圳是怎么做的。
參考資料：
- [1] 澎湃新聞. (2022). 2022年全國城市GDP十強全部出爐，武漢超越杭州.
- [2] 深圳市統計局 & 國家統計局深圳調查隊. (2022). 深圳統計年鑒2022. 中國統計出版社.
- [3] 國家統計局. (2022). 中國統計年鑒2022. 中國統計出版社.
- [4] 國家統計局人口和就業統計司. (2021). 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2021. 中國統計出版社.
- [5] 廣州市統計局 & 國家統計局廣州調查隊. (2021). 廣州統計年鑒2021. 中國統計出版社.
- [6] 深圳特區報. (2021). 三孩政策出臺，深圳會迎來新的生育潮嗎？
- [7] 穆光宗.(2017).“全面二孩”政策實施效果和前景. 中國經濟報告(01),24-26.
- [8] 上海市衛生健康委員會. (2023). 上海市2022年度人口監測統計數據.
- [9] Chen, J., Retherford, R. D., Choe, M. K., Xiru, L., & Hongyan, C. (2010). Effects of population policy and economic reform on the trend in fertility in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1975-2005. Population studies, 64(1), 43–60.
- [10] 喻勝華 & 趙盼.(2023).生育率與經濟發展——基于分位數回歸的實證研究. 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01),58-65.
- [11] 王俊.(2022).新生兒出生率的影響因素分析(碩士學位論文,廣西師范大學).
- [12] 張麗萍 & 王廣州.(2018).全面二孩政策下的中國人口年齡結構問題——基于穩定人口理論的思考. 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03),21-27.
- [13] 上海市統計局 & 國家統計局上海調查總隊. (2021). 上海統計年鑒2021. 中國統計出版社.
- [14] 廣東省統計局 & 國家統計局廣東調查總隊. (2021). 廣東統計年鑒2021. 中國統計出版社.
- [15] 國務院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領導小組辦公室. (2022). 中國人口普查年鑒-2020. 中國統計出版社 & 北京數通電子出版社.
- [16] 廣東省統計局 & 廣東省人口普查辦公室. (2011). 廣東省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 中國統計出版社.
- [17] 北京市統計局 & 北京市人口普查辦公室. (2011). 北京市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 中國統計出版社.
- [18] 上海市統計局 & 上海市人口普查辦公室. (2011). 上海市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 中國統計出版社.
- [19] 國務院人口普查辦公室 & 國家統計局人口和就業統計司. (2011). 中國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 中國統計出版社 & 北京數通電子出版社.
- [20] 李世美 & 沈麗.(2018).居住證制度與戶籍制度改革:北京、上海、深圳的政策解讀與對比. 山東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01),66-74+7.
- [21] 周慧 & 劉楊..城市福利對生育意愿的影響——基于長江經濟帶CFPS數據的檢驗. 西北人口.
- [22] 深圳市人民政府. (2010). 深圳市外來務工人員積分入戶試行辦法.
- [23] 林小昭. (2017). 一線城市外來人口解析：上海數量最多，深圳占比最高.
- [24] 李沛霖.(2021).戶籍制度改革區域差異對人口流動影響研究. 人口與發展(06),36-50.
- [25]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 (2015). 居住證暫行條例.
- [26] 深圳市人民政府. (2023). 《深圳市育兒補貼管理辦法》起草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