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沒有醫生能給出確切的病因，他們只能給出模糊的可能性：或許有遺傳學的因素，或許是熬夜、壓力大等生活方式的累積，環境污染、空氣污染之類的外部因素也可能是誘因之一。但醫生們可以確定的是，“卵巢早衰”正呈現著越來越年輕化的趨勢。
社交媒體上，一些年輕女孩們會分享自己的確診、治療帖子，最小的確診者僅僅19歲。20歲出頭就被告知卵巢早衰的年輕人更是數量驚人。在同齡人正享受青春、拓展人生可能性的時候，她們被判決了生育層面的“死刑”:因為卵巢過早衰老，有人開始絕經，連凍卵、試管嬰兒等輔助生育手術也沒法做，或許再也不可能成為一名母親了。
在接受女性主義教育，生育和婚戀觀念都十分開放的當下，她們沒想到“要不要成為母親”會從一項選擇題突然變成畫上“叉號”的判斷題。女孩們因此產生了新的矛盾與困惑，也要面對現實的壓力，有人焦慮該如何向未來伴侶坦誠此事，有人因為治病奔波在不同省市，辭去工作，正面臨經濟危機。
文|殷盛琳 編輯|王珊瑚
不可逆的疾病
2021年12月普通的一天，北京地鐵，許晴獨自夾在7號線的人群里，目的地是一所著名醫院。
兩個月前，她的例假沒有準時來，以為只是簡單的推遲，直至11月底還沒來，她才去醫院做了初步檢查。醫生最初也以為是普通的激素紊亂，給她開了些調理內分泌的藥物，連吃7天，仍然沒效果。這次，許晴是去復診的。
醫生給她做了更詳細的檢查。B超、性激素六項、AMH(抗繆勒管激素，能反映卵泡數量以及卵巢儲備功能)。拿到檢查結果，醫生告訴她，這是卵巢早衰（POF）。一種女性在40歲之前出現的卵巢功能衰退，并誘發絕經的現象。“我當時特別吃驚，完全沒聽過的，在這之前，我的例假是完全正常，量也是比較多的”，許晴說，甚至沒有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例假突然就“斷掉了”。
許晴當時22歲，剛畢業還不到半年。為什么這么年輕會患有卵巢早衰？許晴本以為這應該是醫生負責解答的疑問，沒想到卻被醫生反過來問自己。她只好說我也不知道，莫名其妙的。
從醫院回去后，她也曾試圖為自己找到一個理由。
首先作息沒有紊亂，她說自己從不熬夜，晚上11點左右就上床睡覺，如果非要尋特殊，那偶爾可能有點失眠。她也沒有亂吃東西，不抽煙，更不喝酒。最后，她將矛頭指向了工作。許晴大學參加實習，地點就在北京，畢業后干脆留了下來。第一份工作是做設計，心理壓力很大，需要面對未知以及在龐大城市里漂泊的孤獨感,“可能跟那一段時間的心情壓抑有關。”
事實上，對于卵巢早衰的病因，確實沒辦法給出確切答案。武漢大學人民醫院生殖中心主任醫師楊菁說，醫學上普遍認為，卵巢早衰是遺傳和后天因素共同起作用的，比如我們土壤的污染，水、空氣的污染，或者不良生活習慣，吸入二手煙等，都可能是誘因之一。有時候面對患者的疑問，她也只能說，我們找不到原因。
楊菁至今有40年從業經驗，她說，在她剛參加工作的時候，這個病是很罕見的，一年到頭也難得碰上一兩例，但現在幾乎每個月都可以在門診碰到。“回過頭看，那時候人結婚年齡早一些，很多人30歲前就已經完成了生育任務，可能月經不來的情況少一些，妊娠這個過程對卵巢功能也有保護作用。再有，可能遺傳以外的因素影響會少一些，比方說環境污染。”
更讓人揪心的是，卵巢早衰在早期一般是沒有癥狀的，當身體釋放出一些信號時，比如月經不規律、閉經、難以懷孕等，說明卵巢功能已經很差了。“我們目前沒有辦法能夠在早期診斷卵巢功能早衰”，楊菁醫生說，一般醫院的常規體檢也不會去查性激素六項或者AMH。這幾年，卵巢早衰也呈現越來越年輕化的趨勢。
根據相關研究，卵巢早衰的發病率約占成年女性的1%～3%。社交平臺上，許多年輕女孩分享自己的患病經歷。一位廣東姑娘在22歲時確診卵巢早衰，醫生告訴她，要早點嫁人，早點要孩子；27歲的女孩徹底閉經，覺得自己某種程度上被判處“死刑”，比起不能生育，她更害怕更年期的提前；最年輕的一位剛剛19歲，確診之前月經已經從身體里消失了三個月，生育對她來說還是件太過遙遠的事，但醫生告訴她，AMH只有0.06，基本沒有懷孕的可能了。她經常熬夜、飲食也不規律，以一種非常“00后”的方式生活，確診后，她頻頻后悔起來。
殘酷的是，這是一條無法回頭的路。“卵巢衰竭之后，我們是沒有辦法讓卵巢恢復到正常的”，楊菁說，卵巢功能是不可逆的，一旦早衰，就會無法遏制地發展，醫學能做的只是延緩它的腳步。
醫生能夠提供的建議是，在卵巢功能徹底衰竭前，盡快完成生育。否則，一旦已經閉經，沒有排卵之后，如果想要小孩只能做供卵的試管嬰兒。也就是借助試管嬰兒技術，從供卵者的卵巢中取出卵子，與準父親的精子結合，并通過體外受精的方式形成受精卵，再移植到準母親的子宮內，完成懷孕和妊娠。但目前我國對這種手術的限制條件很多，有嚴格的審核。
確診后，許晴怕父母擔心，沒敢告訴他們。她用自己手里的積蓄支撐著到處找醫生。最開始，她堅持一邊工作一邊治病，但在高速運轉的一線城市，沒有公司會忍受員工頻繁請假，她很快識趣地主動提出離職。
能不能生育和想不想生育，是兩件事
從確診到現在，已經過去了一年多，許晴始終在疾病的迷霧里四處逡巡，迫切地想找到一個出口。她很清楚卵巢功能的下降是不可逆的，“只是希望它能有一點點的改善也好”，她說。
為了這飄渺的“一點點”，許晴做出各種嘗試。她瘋狂地在社交平臺刷各種“經驗帖”，看到別人推薦有效果的地方，她都盡可能去嘗試一下。除了北京的知名醫院，她的看病軌跡抵達過江蘇、山東，還有比較偏遠的小地方，去找過縣城“名手”。西醫的方法不見效果，她也看中醫，做針灸，拿昂貴的中藥來喝，喝到反胃。
但每一次去醫院復查，結果都沒有任何變化。AMH值是她檢驗自己卵巢的“成績單”，仍然是0.06。不合格的成績。
有時，獨自去醫院的路上，許晴會感到疲憊，“沒有人會喜歡不停地在城市里奔波，而且還是因為身體的原因。”她的人生就像消失的月經一樣，被突然截斷了。
“就覺得為什么這個事情會發生在我身上？為什么現在大好的年齡，本來應該和朋友一起好好玩耍，有說有笑，去不停工作，為以后做打算，突然之間就被打亂了？”
直到花光了積蓄，無法支撐治療，許晴才將病情告訴了父母，尋求他們的幫助。她能清晰感覺到，父母很為她的未來焦慮，但在她面前，說話總是小心翼翼的，害怕觸痛她。他們希望女兒組建一個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小孩，像大部分普通人一樣。但現在，樸素的期待顯得有些遙遠。“他們只能盡最大的努力支持我去做治療，其他方面，想得越多，壓力越大，我的恢復情況就可能越差，所以他們一般不會跟我提這些東西。”
除了家人，許晴只告訴了零星最親密的朋友。沒有人可以真正理解另一個人，她說。
和許晴一樣，許多相同病癥的年輕女孩，也并不愿意對此多談，她們選擇抱團取暖。許晴說，在漫長的治療過程里，她認識了十幾個相同情況的“盟友”，其中年紀最小的還不到20歲，她們建立了微信群，大家在生活里遇到什么不開心的事情，會在群里分享，尋求安慰。有人看到實用的“經驗帖”，也會發鏈接進來。
但女孩們彼此之間也保持著微妙的界限感，許晴說，她們雖然線上聯系密切，但大家心照不宣地沒有互加微信。“我感覺是尊重對方的隱私。”
在沒有直接連接的陌生人面前，女孩們并不忌諱講出內心最真實的恐懼和困惑。許晴記得，有女孩子說，生了這個病，就不太敢去接觸異性，覺得自己已經失去了生育能力，似乎更加難以進入親密關系；正在戀愛期間查出卵巢問題的女孩，困惑該怎么跟伴侶說明這件事情，她不知道兩個人會不會因此走向分手；還有人正為如何在工作和看病之間尋找時間平衡而焦慮，害怕因為請假被辭退。
當時確診時，醫生告訴許晴的第二個信息是，以她的卵巢目前這個情況，以后生育問題會很難。她相當于閉經狀態，這是卵巢早衰最嚴重的癥狀之一，連做凍卵、試管嬰兒等輔助生育技術的條件都達不到。“醫生可能也是怕我抱有太大希望，直接跟我說明這個情況”，她有點后知后覺。
許晴今年24歲，尚未進入婚姻，對生育更沒什么迫切愿望。未來的一切都沒什么確定性，她說，自己目前倒是覺得，如果沒有孩子，也可以把自己的生活過得很好的話，并不存在遺憾。
但她也承認，疾病讓生育這件事的意義產生了一些變化：能不能生和想不想生是兩件事。她那么積極地治病，也是想為自己保留一份選擇的權利。
她每周固定去做三次針灸，躺在一張窄窄的床上，“你也看不見醫生到底扎在哪里”。許晴說，每次去，醫院的樓道里到處都是等待做針灸的人，但她仍然是顯眼的那個，她太年輕了，做針灸的大姐姐們看到她，都覺得很吃驚，她們大部分都三四十歲，許多人在嘗試做試管嬰兒。
許多人是在發現自己可能失去做母親的權利時，才發現自己并沒有想象中堅強。一位原本不喜歡談戀愛，厭惡親密關系的女孩，在確診卵巢早衰后，反而更向往成立家庭。她說，自己偶爾出去跑步，看到公園里許多人推著嬰兒車在曬太陽，也有學走路的小孩在草坪上踉蹌著嘗試，以前她對此沒什么感受，現在反而覺得，那是非常具體的幸福。
未知的盡頭
事實上，在患者群體里，情況最難辦的就是像許晴這樣的年輕未婚女性。
在國內，暫時沒有完全開放未婚女性凍卵的政策，只有達到嚴格的醫學指征，以保存生育力為目的，才可以提出申請。大多數情況下，卵巢早衰的治療更像是一場徒勞無功的自我安慰。大家最后要碰運氣，許晴拿社交平臺上看到的帖子舉例，有人AMH值只有0.01，最后還是成功懷孕了。但根據武漢大學人民醫院生殖醫學中心2015年的研究，他們選擇2010年1月至2013年12月收治的39例卵巢早衰為觀察組，治療后自然妊娠率僅為5.1%。
杭州女孩陳安為了讓自己可以實現生育的自由意志，選擇在30歲前冷凍卵子。“我覺得未來肯定會要小孩，以我的性格，當有一天，我身邊所有的好朋友都有小孩了，我會想進入相同狀態，如果那個時候沒有小孩，我可能會非常難過。”
2021年年初，她去西班牙讀研之前，確診了卵巢早衰。陳安當時覺得自己“這輩子完了”，回家后哭了一場。覺得一切像是一場夢，并不真實。
父母對她的確診非常傷感，她是家里的獨生女，父親又有非常傳統的“一定要傳宗接代”的想法。倒是爺爺通透豁達，“他說可能未來你的老公會因為這些問題跟你分開，但這些都不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就是你要活得開心。他一直在給我打預防針，希望我不要因為這些問題哪一天就崩潰了。”
和很多確診患者一樣，陳安也會追溯患病的原因，為自己找到一個答案。在確診之前，她例假規律、平常，沒有任何癥狀。但大學時，她就確診了子宮內膜異位癥，后來卵巢上長了一顆腫瘤，還做過開腹手術。她猜測當時已經對卵巢有所損傷。這些年她每隔半年都要去醫院復查卵巢腫瘤情況，但醫院從未提醒過她要查一下性激素六項和AMH,所以即使卵巢功能在衰退，她也是很后面才檢查出來的。
在此之前，或許疾病已經在身體里經歷了漫長的“戰爭”。武漢大學人民醫院生殖中心主任醫師楊菁說，在卵巢功能完全停止的10年前，卵巢的衰退就已經開始了，只是早期還沒有癥狀。
2015年，她大學畢業，在家鄉杭州工作兩年多后，轉去上海，做電商運營。離職之前，她已經做到了經理的位置，可以直接管理項目。但這份工作對人的消耗極大，電商直播，一般從晚上7、8點開始，持續到凌晨以后。在當時的年度體檢里，陳安查出了多發性乳腺結節。最大的一個結節，她做了手術切除。
老板在業內是知名的工作狂，帶出了很多網紅電商主播。陳安說，對方會在凌晨2點給她發工作消息，有一次她沒有回復，發現到了早上6點，消息還在持續發來。“她要你24小時為她服務”。陳安最后實在受不了壓力，提出了辭職，但她覺得強壓式的工作節奏，對自己的身體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影響。
辭職后，她決定申請西班牙的研究生，讓自己的人生有新的開始。她在學語言軟件上偶然認識、已經戀愛5年的男友，是西班牙人，住在馬德里。陳安申請的學校也在這座城市。錄取Offer下來后，一切看起來都順理成章，沒想到在那之后不久就確診了卵巢早衰。
陳安當時在各種社交平臺上搜索經驗帖，發現在國內單身女性如果符合一定條件的話，也是可以凍卵的，但有嚴格的審核標準。一位同城患有卵巢早衰的單身女性，在經歷專家會診，出具報告后，成功冷凍了卵子。但當時離出國只有一個月的時間，這件事情在國內完不成了。
陳安的凍卵過程是在西班牙完成的。男友媽媽幫她聯系了當地一家私立的連鎖醫療機構。在西班牙，單身女性可以直接凍卵，以后想要復蘇卵子時，也不需要結婚手續，只需要本人簽字就可以。一年的冷凍費用大概是3000塊人民幣。
但她沒有預料到，卵巢早衰的女性，凍卵的過程會那么艱難，陳安說，一般卵巢功能正常的女性，促排一次兩次就能取到足夠多成熟、飽滿的卵子。但她已經經歷了5次手術，目前只取到了1顆。醫生建議她放棄。
每次促排，醫生配完藥后，她需要每天給自己打針，肚臍旁邊三指，她現在已經可以迅速找到準確扎針位置。針頭很細，大拇指甲那么長，陳安說，最開始她覺得特別恐怖，現在戳進去完全沒感覺。取卵的時候她一直是全麻，身體不會感知到疼痛。
為了更好的排卵，打針期間，醫生不建議運動，否則卵子可能會提前排掉。她基本有大半年沒有運動過。這整個過程是在陳安讀研期間進行的，有時候上完課，她還需要從學校趕往診所。
最后一次取卵手術是去年11月，結果仍然令人失望。陳安打算就此為止，不想再消耗精力了。她還有畢業論文要寫，也需要改簡歷，為自己在馬德里找份工作。她說，自己今年30歲，會恐懼隨著時間的推遲更不容易懷孕，所以打算忙完畢業的事，去醫院把冷凍的唯一一顆卵子取出，做試管嬰兒手術，至于能不能成功，一切交給命運。
她的西班牙男友非常喜歡孩子，很期待有一個自己的小孩，這也是陳安做凍卵的動力之一。男朋友身上有西班牙人與生俱來的樂觀，陳安說，男友一開始相信促排一定可以取出幾十顆卵子，結局顯然相反，男友又說沒關系，他現在對這唯一一顆卵子充滿信心。
（為保護講述者隱私，文中許晴、陳安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