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重陽節前夕，北京市朝陽區法院在亞運村法庭舉行開放日活動，亞運村法庭是北京首個“適老化”法庭。 （北京朝陽區法院官網/圖）

原以為交給養老院的押金會“打水漂”，86歲的李蓮準備放棄，不再通過訴訟解決，“人家都說千萬別打官司，即使贏了，對方耍賴，法院輕易不采取強制措施，也會拖個兩年、三年”。

但最終在家人的支持下，李蓮還是走上了法庭。2022年4月，北京朝陽區法院立案后交予亞運村法庭審理。

該法庭有個標簽——北京首個適老化人民法庭，從2021年年末開始集中審理朝陽區涉及老年人權益保障類民事案件。

開設適老化法庭的背后是涉老訴訟的大幅增加。2017年以來，朝陽區法院審理的涉老民商事案件增長了42%，同一時期，朝陽區內訴訟案件平均增長率為26%。

在朝陽區法院之前，國內已有多個地方探索適老化訴訟新路，設立老年法庭或老年合議庭。

白云是上海靜安區法院涉老法庭的法官，她覺得在涉老案件審理中，最關鍵的是如何走進老人心中，獲取老人的信任。“核心就是根據他們的性格有針對性地溝通，讓對方感覺到我們是來幫助他們的。”

2020年1月15日，四川都江堰市一92歲老人稱財產被保姆侵占，提起訴訟。 （人民視覺/圖）

看得見的改造，看不見的連接

李蓮退休前是北京大學第一醫院的醫生。她的案件并不復雜，但此類與養老機構的糾紛在涉老案件中頗具代表性。

2018年4月，李蓮的老伴因腦梗去世，兩個孩子不在身邊，她計劃找家養老院解決自己的“身后事”。

李蓮和老同學找到了位于北京五環內的一家民營養老院。對方承諾，交5.8萬元押金就給留床位，隨時可入住。若不住，只收200元工本費，返還其他錢款。2018年4月底，李蓮和同學一起交了錢，“我覺得反正有那么個地方，到時候能去就行了”。

交了錢，但他們并未入住。

之后，北大第一醫院也組織退休職工參觀了很多養老院，有的不需要押金。

2021年2月，李蓮和同學決定更換養老院。幾番爭執后，上述養老院在2021年9月和她們簽訂轉讓協議，承諾盡快將床位轉出后退費，若2022年2月22日還未轉出，扣除200元工本費，退還其他費用。

到了2022年3月，李蓮與該養老院聯系時，對方還一味搪塞，并未履行承諾。

恰巧，李蓮那個同學的女兒認識律師，于是決定走法律途徑。2022年3月18日，代理律師向朝陽區法院提交了起訴文件。

2022年4月1日，法院系統顯示正式立案，由亞運村法庭負責審理。法官助理徐川涵在收案后，考慮到訴訟流程比較繁瑣，第一時間聯系養老院，提前展開調解工作。2022年4月11日，法院組織線上庭審，當庭調解。

“案情沒有太大爭議，判決也是支持老人的，但判決就意味著得排期、開庭、判決、申請執行……”徐川涵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對于像李蓮這樣一位八十多歲的老人來講，這種訟累可能是她難以承受的。

作為北京首個適老化人民法庭，亞運村法庭不僅讓李蓮感受到了在線訴訟的高效，還讓更多參加線下庭審的老人體驗到了便捷。

2022年初，朝陽區法院對亞運村法庭進行適老化改造。“核心就是‘便老’和‘安全’。”亞運村法庭庭長李清華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改造歷時七個月。訴訟服務大廳配備了AED急救設備，一樓設置了“無障礙法庭”、專門的心理疏導室……有位老人在參觀時告訴李清華，“一通知要來法庭，在家里就開始緊張了，很忐忑。但看到你們這里的設施和布置后，心里的那道防線就卸下來了。”

除了肉眼可見的改造，還有不少“看不見”的連接。法庭與200米之外的太陽宮社區醫院建立醫療應急響應機制，若遇突發疾病，對方可一鍵響應。辦理婚姻家庭類案件，可直接與朝陽區民政局對接；辦理養老合同糾紛類案件，可請養老行業協會從中調解。

針對老人訴訟能力較弱，因經濟原因無法聘請律師的情況，亞運村法庭還與中國紅十字會總會事業發展中心法律援助部達成了合作協議，可為符合條件的老人選派援助律師。

亞運村法庭還在不斷探索涉老案件的相關工作機制。李清華表示，“對于一些涉老案件，特別是贍養類案件和養老機構糾紛類案件，我們爭取快立快審快執行。”

李蓮的案件也得以圓滿解決。經法庭調解，2022年9月，養老機構退還了李蓮已交的全部押金5.8萬元。

從48.19萬到54.25萬

朝陽區法院指定一個法庭來集中審理全區涉老案件，背后是全區老齡化程度和涉老案件的增加。

2022年9月2日，《北京市老齡事業發展報告（2021）》出爐，顯示截至2021年底，北京60歲及以上常住人口441.6萬人，占常住總人口的20.2%；65歲及以上常住人口311.6萬人，占常住人口的14.2%。

按照國際通行標準，北京已正式進入中度老齡化社會。

而在北京市16個區中，朝陽區60歲及以上常住人口數量排在首位，達72.8萬人，占比為21.1%。

相應的，涉老訴訟大幅增加。2021年底，朝陽區人民法院曾對2017年以來審理的民商事案件做過統計，結果顯示，該院在過去五年間審理的涉老民商事案件近5萬件，案件數量從2017年初到2021年底增長了42%，而與此對應的朝陽區內訴訟案件的平均增長率為26%。

涉老案件數量的增長和老齡化程度的日益加深，使得朝陽區法院黨組產生了將區內涉老民事案件集中審理的想法。

“我們把這類案件集中審理，可以對案發原因、案件要點和當事人爭議焦點進行專業化的調研分析，有利于提升專業化審判水平。”朝陽區法院副院長齊曉丹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他們決定將集中審理涉老案件的工作交予派出法庭。齊曉丹解釋，“派出法庭有獨立的辦公場所，進行適老化改造相對方便。而且，可以根據人口結構選擇區內適合的法庭，在審理轄區普通民事類案件的基礎上，再集中審理涉老案件，這樣不會影響其他民事案件的審理。”

朝陽區人民法院下設王四營、雙橋、亞運村、奧運村等多個派出法庭。其中，亞運村法庭管轄太陽宮、亞運村等7個街道的案件，60歲及以上常住人口超過12萬，占比約為26%，遠高于朝陽區的平均水平。

相應的，亞運村法庭的法官們以往審理的涉老案件數量也更多。“在亞運村法庭的管轄片區內，老舊小區比較多，其中有不少老國企和機關單位的職工樓，那么相應的，繼承類案件發生的概率就會更高。”李清華解釋。

不僅是北京朝陽區，就全國而言，涉老訴訟案件也在增加。

中國老齡協會聯合中國司法大數據研究院開展了全國涉老案件情況研究，結果表明，全國各級人民法院審結的涉老案件數量從2020年的48.19萬件增至2021年的54.25萬件，僅一年的增幅就高達12%。

類型更加多元借貸糾紛居首位

全國率先探索涉老案件集中審判的是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他們在1991年11月成立了老年法庭，在1994年設立了老年審判庭，目前已組建二十多人的專業涉老審判團隊。

2021年重陽節前夕，該法院發布了涉老民事案件審判白皮書。結果顯示，2011年到2020年，靜安區法院共受理涉老民事案件9381件，逐年遞增。

在涉老案件數量增加的同時，涉老案件的類型也更加多元化。不同于以往主要集中在婚姻家庭領域，近幾年愈發向經濟領域的民間借貸糾紛傾斜。

靜安區法院的涉老審判團隊在2021年調研發現，其審理的涉老案件在近幾年增長最快的是民間借貸糾紛。

這與中國老齡協會發布的報告所顯示的數據一致。2021年度中國各級人民法院審結的涉老案件中，排在前三的民事案件是民間借貸糾紛、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糾紛和買賣合同糾紛。在2019年的涉老民事案件中，借貸糾紛同樣以8.23萬件的數量居于首位。

靜安區法院涉老審判團隊負責人白云發現，借貸糾紛案由是不少老人在投資理財時選擇了類似于P2P的借貸平臺。

朝陽區法院審理的涉老民事案件中，合同類案件數量從2017年至2021年增長了50%。“這也是老年人參與社會經濟活動的普遍性和積極性有所提升的結果。”李清華分析。

北京科技大學法律系教授王竹青1990年代在石家莊市長安區當過法官，她彼時審理的涉老案件還主要是子女贍養和財產繼承，“連離婚糾紛都不多，更別提經濟領域”。

到了現在，即使在傳統的離婚糾紛中，也有了一些微妙的變化。在白云審理的案件中，由于家庭瑣事、家暴、出軌等原因來離婚的老人有明顯的增加。

而在涉老刑事案件中，中國司法大數據研究院的報告顯示，近年來，涉老詐騙案件在侵害老年人權益的刑事案件中位列首位。

王竹青對于涉老案件一直較為關注，她留意到，不少老人有養老需求，但資金有限，所以選擇將房子“盤活”。而一些金融公司或者中介公司就將老年人作為目標群體，騙走老人的房產。

目前來看，涉老案件中仍以民事案件為主，在2021年的涉老案件中，民事案件占比超九成。老年法庭集中審理的也都是涉老民事案件。

涉老案件集中審理之后，審理時間明顯縮短。據朝陽區法院統計，集中審理后，涉贍養類糾紛平均審理時間縮短了30天，涉老年人行為能力認定及指定監護人類案件的平均審理時間縮短了16天。

“縮短的時間”對于一些老人的重要性可能遠超想象。

白云對她在2020年年初曾審理的一起離婚案件記憶猶新。原告王女士已經76歲，起訴時已是一名肺癌晚期病人，正在接受化療，其丈夫在她身患重病之后不僅沒有出錢治療，家暴行為反而變本加厲。

案卷材料厚厚一沓，包括老人遭家暴受傷后的照片、驗傷報告和病歷。

老人和丈夫手頭有兩套房子，并無資金。如果法院直接判，房子的價款談不攏，只能估價后一人一套，再互相給對價。老人表示，她已經沒有錢化療，即使判完，房子也卡在那里，可能等不到那筆錢。

見此情況，白云找到老人的兒子，協商調解。最后雙方離婚，兩套房子歸男方，他借了七十萬給了折價款，老人得以繼續治療，兒子也承諾如果錢款無法覆蓋治療費用，愿意出錢讓老人繼續治療。

白云記得，老人拿到調解書時，說了句“在死之前，我終于拿到錢硬氣了一回！”

獨特的地方

白云是在2019年2月“入額”成為一名涉老民事案件審判法官的。

剛開始，白云有些不適應。她在審判過程中發現，老年人的訴訟能力比較弱，情緒波動比較大，證據意識也相對薄弱。“他們常常用發誓代替舉證，用品格保證代替書面證據”。

這其實是涉老審判當事人的共性問題。江蘇省高院的夏正芳和陳麗在調研中發現，老年人訴訟能力普遍較弱，訴訟中往往不知如何主張權利，也不能有效運用法律維護合法權益。具體表現為，理解和表達能力差，聘請律師代理的比例較低。

白云的觀察是，訴訟過程對于老人來說是一種煎熬，尤其是長時間的庭審。

老人對于訴訟的重視程度普遍很高，白云就遇到不少老人在開庭前一晚睡不著覺的情況，“我們可能審理完一個案子就結束了，但對他們而言，這涉及他們的房子、錢，甚至涉及他們后半生能不能活下去，能不能更好活著的問題”。

王竹青認為，涉老案件獨特的地方就在于老年人的思維方式和表達方式，“老人的思維不像年輕人那樣敏捷活躍，有些老人是做不到表達和思維一致的，還有些老年人在表達時內心有很多顧慮，這就導致他們說出來的未必是內心真實意愿。”

如何解決這些問題，王竹青認為需要法官在長期的審判過程中去摸索和總結。

白云在案件審理過程中就發現，老人激動之時可能拍桌子吵起來，那時表達的可能才是他們內心最真實的訴求。

徐川涵也有同樣的感受，“跟老人溝通與一般當事人不同，老人表達欲比較強，有時候還有點固執。但好多細節記不清楚，還得靠談話人引導，得給他們充分的時間，讓他們覺得自己被尊重。”

與此對應，他們需要在多種身份中隨時切換。“我們有時是法官，有時是居委會大媽，有時候又變成了他們的朋友。”白云補充道。

探索適老化司法新路徑的，不只上海靜安區法院和北京朝陽區法院。

南京市秦淮區、無錫市北塘區和常州市鐘樓區人民法院也分別于1996年、1997年、2012年設立了老年法庭或老年合議庭，對涉老案件優先立案、優先審理，建立了涉老案件陪審員制度、贍養案件“無效抗辯告知書”制度、巡回審理制度和司法調解制度。

北京老齡法律研究會會長陳洪忠設想，未來的老年法庭說不定會像少年法庭那樣普及。“特別是在城市里人口比較集中的地方，應該有涉老審判的法院，這樣可以保證法官對于涉老案件的審判能力更高，推動涉老審判的司法實踐不斷發展。”

雖然專門建適老法院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在王竹青看來，每個法院設一個老年法庭是可行的，“如果有個法庭專門審理涉老案件，就可以慢慢培養出專業化的涉老審判團隊”。

為何要培養專業化的涉老審判團隊？王竹青認為，在涉老案件的審理中，最珍貴的其實是這群積累了與老年人打交道經驗的法官，“他們能以老年人接受的方式去溝通，講清其中的利害關系，那么，案件的調解就會比較順利。”

（應受訪者要求，李蓮為化名）

南方周末記者 魏翠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