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政權在河北地區的政區規劃經歷了由太行山東麓山前平原逐漸向東推進至濱海地帶的過程。這一過程與北朝時期河北東部地區地緣格局以及社會形勢的變化密切相關。北魏統治者在政權建立初期對于河北地區的統治主要集中于中山、鄴城、信都這幾個位于太行山東麓出口的據點城市，意在保障首都平城與東部平原之間交通的通暢。
北魏初期的統治者對于河北東部地區的統治相對薄弱。北魏中期，遼東與青齊地區先后被占領，河北東部地區成為連接這兩大新征服地區的水陸交通樞紐，其在北魏政治地理格局中的重要性愈發凸顯，原有的政區規劃已經難以滿足北魏政府的統治需求。
隨著北魏太和年間“三長制”的推行，大量隱匿于塢堡豪強勢力名下的戶口轉變為由國家掌控的著籍戶口，這也為瀛州這一新設政區的建立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一、北魏在瀛滄設立州府的前因
北魏政權在立國之初對于河北地區的統治重點在于控制位于太行山東麓山前平原的中山、信都、鄴城等據點城市，藉此保障首都平城與河北平原之間交通的通暢。北魏中期，疆域不斷擴大，河北東部地區成為了北連遼東、南接青齊的水陸交通樞紐，在北魏政治地理格局中的地位愈發重要。
相比于河北平原西部宜耕宜居的有利自然條件，中東部地區的自然條件相對較差。這一時期黃河下游河道并不固定，變動頻繁，黃河下游入海路徑的擺動使得這一地區河水泛濫、洪澇多發，不適宜人類在此生存居住。直至戰國晚期黃河下游河道逐漸穩定，水利工程陸續修建，這一地區才逐漸出現城市。
兩漢以來，雖然國家的政區設置己經推進到了河北平原中東部地區，但是由于河北平原內部自然條件存在的東西差異，河北平原中東部地區的發展相對落后于河北平原西部地區，但是統治者對于河北平原中東部地區開發利用的步伐并沒有停止。
自先秦至魏晉時期，河北平原內部由于自然環境的東西分異，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明顯優于中東部地區。北朝時期河北地區的政區規劃正是在這一經濟與環境基礎上展開的。不可忽視的是，兩漢以來的統治者在對于河北平原的開發過程中呈現出了自西向東推進的趨勢。
北魏在太行山以東疆域的拓展，原有河北地區的行政區劃建置已經難以滿足北魏政權統治的需要。河北東部地區北通遼東、南連青齊的重要位置，也使得北魏統治者日益認識到了這一地區的重要性，在這一樞紐地帶設立州級政區以掌控新征服地區成為當時北魏統治者的必然選擇，瀛州便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設立。
十六國以來，河北東部地區是塢堡豪強力量的重要聚集地，這些塢堡豪強筑險自守，常常不服從十六國政權的統治，給十六國的統治者們帶來了一定的困擾。統治者為應對這一問題，采取了宗主督護制，北魏政府開始在基層推行三長制。河北東部地區原有的塢堡豪強力量無疑會受到沖擊，許多先前依附于塢堡豪強力量之下的戶籍變為由國家直接掌控，為這一地區新設政區創造了條件。
另外，隨著北魏太和年間三長制的推行，大量原本隱匿在河北東部地區塢堡豪強名下的戶口演變為國家控制下的著籍戶口。為了適應上述地緣格局與社會形勢的變化，北魏政權在河北東部地區設立了瀛州這一州級政區。
滄州是北魏政府繼瀛州后在河北東部設置的又一州級政區，它的設立緣起于延昌、熙平年間席卷冀瀛二州的“大乘”暴動。相較于瀛州而言，滄州州治饒安縣的位置更為偏東，北魏政權在河北東部的統治進一步深入從政區的輪廓形態來看，冀州南北跨度小、東西跨度較大，而治所信都的位置又相對偏西，州境東界的沿海地帶與州治相距六七百里之遙。
二、魏齊時期各個勢力在瀛滄政區內的爭斗
在滄州設立后不久，北魏政權便因自身統治的腐朽而陷入動蕩之中。瀛州與滄州在北魏末年也被卷入激蕩的政治漩渦之中，成為北魏末年各方勢力激烈角逐的重要舞臺。良好的經濟與地理條件是魏齊之際各方勢力搶占瀛滄地區的主要原因。
北魏后期，在“大乘之亂”的刺激下，北魏統治者在河北地區的政區規劃進一步向東延伸至沿海地帶，滄州成為北魏政權在河北東部設置的又一重要州級政區。北朝政權在河北地區的政區規劃在空間上大致經歷了一個自西向東，即從太行山東麓山前平原向東部濱海平原逐步推進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北朝政權將統治的觸角延伸至了河北東部地區，北朝政權在河北地區的統治日益深化。
在“六鎮起義”等一系列事件沖擊下，北魏在河北地區的統治瀕于崩潰，瀛州與滄州成為北魏末年各方勢力激烈角逐的重要舞臺。出身六鎮降戶的杜洛周、葛榮曾一度先后攻陷瀛滄二州。在葛榮被爾朱榮擊敗后，二州又重新回歸北魏政府的掌控之中。隨著爾朱榮與孝莊帝的先后非正常死亡，政局再度陷入混亂。
爾朱氏子弟試圖拉攏地方大族勃海刁氏進而達到控制滄州的目的。然而刁氏家族成員因仕宦與婚姻經歷均未與鄉里建立起有效聯系，未能在鄉里形成強有力的關系網絡，在當地缺乏影響力與號召力。
在接受爾朱氏任命不久后，刁氏便被滄州境內以劉姓為首的豪民驅逐，爾朱氏勢力染指滄州的企圖隨之宣告失敗。最終，具有多重身份背景，能夠整合多方力量的高歡結束了河北地區的動蕩局面，瀛州與滄州也被納入東魏與北齊政權的勢力范圍之內。
三、北朝政權對于瀛滄政區的治理
受動蕩局勢的不利影響，北朝政權雖然將行政建置推進至了河北東部沿海地帶，然而其治理能力卻并未達到與之相匹配的水平。北朝政權雖然在下屬郡縣調整、沿海鹽業開發等方面有所成就，然而卻在水災預防、社會治安等方面收效甚微。中央政府對于區域的有效治理與開發有賴于穩定的社會環境，動蕩的社會環境是阻礙北朝政權對瀛州與滄州進行有效治理與開發的主要因素。
熙平二年，北魏分瀛州、冀州置滄州，北朝時期河北東部州級政區的設立至此基本定型。北魏末年，瀛州下轄郡縣基本穩定，僅章武郡下轄增加西章武一縣。東魏時期，瀛州的下轄郡縣沒有發生變動，下轄郡縣的調整主要集中于滄州。這反映出滄州作為新設政區的在規模與建置上的不穩定性。
在政區調整中，瀛州高陽郡共有六縣被省并，屬縣被裁撤數目居瀛滄二州各郡之首，這當與郡內的人口變化有關。由于原有行政建置被裁撤，一些縣面積擴大，縣治的原有位置已經難以滿足政府治理的需要。因此在天保七年政區省并后，一些縣治的位置的也發生了變化。
十六國北朝時期，洪澇災害仍然是制約瀛滄地區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洪澇災害不僅會淹沒正處于生長期的農作物，還會抬升地下水位，嚴重的土壤鹽堿化也影響到了瀛滄地區農業的長遠發展，洪水還會直接威脅到瀛滄地區民眾的生命安全。
河北東部地區的洪澇災害在北魏時期便已經引起了一些官員的關注。
相比于崔楷提出的預防性治災模式，北朝政府在應對瀛滄地區的洪澇災害時更傾向于采取災后撫恤的治理模式，撫恤方式以減免賦役為主。北朝政府在應對瀛滄地區的水患時之所以選擇災后撫恤這一被動的救助模式當與這一時期南北對峙，社會動蕩不安，政府難以集中大量人力物力投入到水利治理當中有關。
直至唐代，隨著國家統一，社會安定，河北東部的水利設施才逐漸增多，唐代在瀛滄地區修建的水利工程除堤壩以外，還有長豐、通利等渠，這些水渠澇時泄洪，旱時灌溉，在當地農業的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北朝時期，佛教在人們日常的信仰世界中占據了重要地位。瀛滄地區的居民，上至地方官員，下至普通百姓，大都浸染時風，崇信佛陀。今河北省黃驊市一帶曾出土大量北朝時期滄州高城縣、章武縣、饒安縣等地居民的造像記，為了解北朝時期這一地區的佛教信仰情況提供了較大的便利。
造像活動的組織者往往具備一定的經濟實力而且在當地有一定影響。由地方神祠構成的民間信仰體系在瀛滄地區民眾的信仰世界中占據的地位同樣不可忽視。滄州章武縣境沿海，當地居民既感海之賜，又畏海之威。
官員大多完成了龔遂治理勃海時的第一步驟，即以懷柔政策安撫民心，卻基本未見有人涉及民眾生計問題。這樣雖能使境內民眾安于一時，卻也很難維護當地社會的長期穩定。在離任后難免有“人走政消”之憾，其溫和清靜、與民方便的政策也很難保持長期的連貫性。因此，北朝瀛滄地區的官員施政風格不論嚴厲還是溫和，最終取得的效果都是十分有限的。
總結
在動蕩形勢的影響下，北朝政權雖然將行政建置推進至了河北東部沿海地帶，然而其治理能力卻并未達到與之相匹配的水平。北朝政府雖然在下轄郡縣調整、沿海鹽業開發方面有所成就，然而卻在水災預防、地方治理等方面收效甚微。
以治水為例，洪澇災害是威脅河北東部民眾生存與地區發展的主要問題。北朝政權針對洪澇災害多采取被動的災后救濟模式，卻少有主動興修水利之舉。這與唐代瀛滄二州的地方官員在境內大規模營建水利工程的舉措形成了鮮明對比。由此可見，地區的開發與發展有賴于社會環境的穩定。
然而不能忽視的是，隋唐以來河北東部地區的發展也正是得益于北朝時期國家力量在這一地區的深入。兩漢時期這一荒蠻之地至北朝時期已經逐漸發展成為一片，這一表述雖夸張，但也折射出時人對于河北東部地區區域認知的改變，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這一地區在北朝時期的發展情況與趨勢。北朝時期瀛滄政區的設立是河北東部地區區域發展進程中的關鍵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