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2022年我國人口開始負增長，總和生育率跌破1.1、全球倒數，放開并鼓勵生育刻不容緩。中國總和生育率從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2010年后的1.5左右，2021年僅1.15，2022年或不到1.1，僅為世代更替水平（2.1）的一半，全球倒數。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預期、三孩政策效果未顯現，未能扭轉中國出生人口下降趨勢，生育堆積效應已消退，出生人口自2017年以來連續六年下降，2022年出生人口956萬人，比2021年減少106萬人，創歷史新低，總人口比上年減少85萬，開始負增長。
中國的老齡化速度和規模前所未有，2021年中國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達14.2%，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2022年上升至14.9%，預計在2030年左右進入占比超20%的超級老齡化社會。老齡化、少子化、不婚化三大趨勢加速到來。人口因素影響重大深遠，生育政策調整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之一。
我們這幾年呼吁“全面放開并鼓勵生育，應對老齡化少子化挑戰”，開始逐漸看到曙光，生育政策在逐漸松動。在嚴峻的現實面前，過去長期影響生育政策走向的保守派也開始改弦易轍，也開始呼吁放開并鼓勵生育。
自放開三孩政策以來，全國各地積極健全生育配套服務，從生育補貼、生育保險、個稅減免、延長育兒假、提供托育服務、住房優先保障等方面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越來越多的地方拿出真金白銀來鼓勵生育，根據統計已經有四川省攀枝花市、甘肅省臨澤縣、湖北省安陸市等十幾個城市出臺或擬出臺生育或育兒補貼的相關政策，但目前看補貼力度仍低于大部分歐洲國家。
近日，2023年第一期《人口與健康》刊發了衛健委人口監測與家庭發展司司長楊文莊的文章，提出要鼓勵地方在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方面積極探索、大膽創新，在“十四五”期末，使家庭負擔有效降低。
我們期待未來能有更多行之有效的鼓勵生育政策得以出臺，中國未來的生育率，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鼓勵生育的力度。相信經過一系列長短結合的措施，未來人口有望長期健康均衡發展。
正文
1 總人口14.1億，開始負增長，老齡化、少子化、不婚化三大趨勢加速到來
2022年中國總人口14.12億，開始負增長，是1949年以來除了三年自然災害期外，第一次負增長，符合我們在2021年對人口總量的預測結果。2020年中國總人口為141178萬人，凈增204萬，2021年總人口141260萬人，凈增僅48萬，創有數據以來新低，2022年總人口141175萬人，比2021年減少85萬人，人口總量開始見頂回落，進入負增長時期。中國人口從8億到10億，花了12年；從10億到12億，花了14年；從12億到14億，花了24年。
2016年《國家人口發展規劃（2016-2030年）》預估2020年中國人口14.2億人，但未實現，過高估計全面二孩政策對生育率提升的影響，認為2015年總和生育率在1.5-1.6之間，預期2020年、2030年總和生育率分別為1.8，進而預測中國人口將在2030年前后達14.5億人的峰值。
此外，聯合國同樣高估中國人口增長。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2019》對中國人口有9個預測方案，其中中方案假設2015-2020年、2020-2025年、2025-2030年中國總和生育率分別為1.70、1.72、1.73，進而預測中國人口將在2031年迎來14.6億的峰值；低方案假設2015-2020年、2020-2025年、2025-2030年中國總和生育率分別為1.45、1.32、1.23，人口將于2024年達到14.5億的峰值。聯合國最新的《世界人口展望2022》調低了對中國未來人口的預測參數，但仍然認為，從2023年起，中國總和生育率的大趨勢是緩慢上升。中方案生育率參數為：2030年上升到1.27，2040年上升到1.34，2050年為1.39，到2100年上升到1.48左右。
相較于維持人口總量不變的世代更替水平2.1，2021年中國總和生育率約1.15、2022年已降至不到1.1，處較低水平，隨著生育堆積效應消失，生育率還將進一步下滑。如果總和生育率一直較低，中國人口將陷入持續負增長。人口見頂之后前25-30年內萎縮速度較慢，但隨著1962-1975年高生育率時期出生人口進入生命終點，2050年左右開始，萎縮速度將明顯變快。根據育媧人口《中國人口預測報告2021》中方案，2050年中國總人口將下降至12.64億，2100年中國人口將降到6.85億，占世界比例將從現在的18%降至6.5%。
人口數量和質量共同影響國力，隨著人口總量萎縮，將影響中國大市場優勢，也將影響經濟增長和經濟規模以及全球競爭力。好在全社會已經開始高度關注中國的人口問題，長期保守的計生政策在松動，逐漸轉向了鼓勵生育的政策。
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進一步優化生育政策，實施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2021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內容包括：取消社會撫養費等制約措施、清理和廢止相關處罰規定，配套實施積極生育支持措施。
2022年8月16日，國家衛生健康委、國家發改委等17部門又發布《關于進一步完善和落實積極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導意見》，強化深入實施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同月，國務院辦公廳發函，同意建立由26個部門和單位組成的國務院優化生育政策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制度，統籌協調全國優化生育政策工作。
2022年10月二十大報告提出，“優化人口發展戰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體系，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
2022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適時實施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政策，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少子化。”
2023年第一期《人口與健康》刊發了衛健委人口監測與家庭發展司司長楊文莊的文章，提出要鼓勵地方在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方面積極探索、大膽創新，在“十四五”期末，使家庭負擔有效降低。
自放開三孩政策以來，各地積極健全生育配套服務，從生育補貼、生育保險、個稅減免、延長育兒假、提供托育服務、住房優先保障等方面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越來越多的地方拿出真金白銀來鼓勵生育，根據統計已經有四川省攀枝花市、甘肅省臨澤縣、湖北省安陸市等十幾個城市出臺或擬出臺生育或育兒補貼的相關政策，但目前看補貼力度仍不足，低于大部分歐洲國家。
我們期待未來能有更多行之有效的鼓勵生育政策得以出臺，中國未來的生育率，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鼓勵生育的力度。相信經過一系列長短結合的措施，未來人口有望長期健康均衡發展。
（請參考深度報告《中國人口預測報告》《中國生育報告》《中國婚姻報告》）
2 老齡化加劇，正從人口紅利期轉入人口負擔期
中國的老齡化速度和規模前所未有，2021年中國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達14.2%，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2022年上升至14.9%，預計在2030年左右進入占比超20%的超級老齡化社會，之后持續快速上升至2060年的約36.8%，企穩一段后將再度上升至2084年及之后的約46%。2001-2010年中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年均增加0.2個百分點，2011-2022年年均增加0.5個百分點，人口老齡化速度明顯加快。
由于人口基數大，中國老年人口規模也是前所未有。預計到2035、2050年，中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將分別達3.27、3.93億，占全球老人比重將分別為36.8%、40.4%，屆時大致每3個中國人中就有1個65歲以上的老人。中國高齡化問題也將日益突出。2020年中國80歲及以上高齡老人超3580萬人，占比2.5%。預計2030、2050、2073、2100年將分別占比3.8%、10.3%、17.1%、20.8%。
老齡化地域差異大，東北、川渝地區老齡化明顯。分省看，2021年僅西藏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低于7%，未進入老齡化階段；新疆、廣東、青海、寧夏等13省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介于7%-14%，初步進入老齡化階段；河北、陜西、浙江、北京、河北、湖北等17省高于14%，處于深度老齡化階段，其中，遼寧、重慶、四川、上海、江蘇、黑龍江、吉林分別高達18.8%、17.8%、17.6%、17.4%、17.0%、16.8%、16.7%。
1962-1976年的嬰兒潮人口加速步入老齡化，退出勞動力市場。我們前面享受了多大的人口紅利，后面就要背負多大的老齡化負擔，我們正從過去幾十年的人口紅利期轉入人口負擔期。未來養老負擔、社保支出和政府債務將持續上升。未來醫藥、養老、醫療等行業都是大賽道。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韓國等亞洲發達國家的老齡化比美歐更嚴重，日本是世界上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韓國最新的總和生育率已經降至0.8（聯合國的代際平衡黃金綜合生育率是2.1），可能跟美歐移民政策比亞洲更開放有關，但是歐洲的大規模移民涌入帶來了社會治安變差、種族沖突、社會撕裂、白人比重大幅下降等新的問題。（參考深度報告《美國人口報告》《日本人口報告》）
3 勞動年齡人口下降，經濟潛在增長率下降
勞動力規模持續萎縮、勞動人口占比大幅下降，2010-2021年15-64歲人口規模從10億降至9.7億，占比從74.5%降至68.3%，預計到2050年降至59%。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及規模分別在2010、2013年見頂，隨后進入快速下滑階段，根據育媧人口《中國人口預測報告2021》中方案，2050年勞動年齡人口占比下降到59.1%，2100年勞動年齡人口占比下降到44.3%。人口數量紅利消失，勞動力成本大幅上升，挑戰中國世界工廠地位，社會創新創業活力下降，經濟潛在增速下行。
我們正從人口紅利期轉入人口負擔期，面臨“未富先老”局面。人口數量紅利是過去中國經濟保持高速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1978年改革開放后，中國依靠龐大且年輕的勞動力以及與之相關的巨大統一市場，快速成長為世界第二經濟體。1962-1975年第二輪嬰兒潮人口是改革開放40年的建設主力，生產和儲蓄多，消費少，導致儲蓄率和投資率上升，儲蓄超過投資部分產生貿易順差，同時過剩的流動性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推動消費升級，經濟潛在增速較高。在長期低生育率背景下，中國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及規模分別在2010年、2013年見頂，而日本、美國、英國的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分別在1991、2009、2013年見頂，當時的人均收入遠高于中國。
如果不作出改變，老齡化人口結構將影響長期經濟增長。人口總量的增加、質量和結構的改善推動美國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經濟騰飛，并在二戰后成為世界霸主。人口老齡化使得我國社保收支矛盾日益凸顯，養老金缺口將日益增加；隨著勞動力供給總量持續下降，勞動力成本將日益上升，部分制造業已經開始并將繼續向東南亞、印度等地遷移。從邊際上看，中國人口紅利即將結束，面臨“未富先老”局面，未來儲蓄率和投資率將逐漸下降，消費率將逐漸上升，經濟潛在增速下滑。從絕對水平看，當前中國人口總撫養比約40%，未來一段時間仍處于人口負擔相對較輕的“人口機會窗口期”（小于50%）。
4 少子化加劇，新出生人口持續創新低
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預期、三孩政策效果并未顯現，未能扭轉中國出生人口下降趨勢，生育堆積效應已基本結束，出生人口自2017年以來連續六年下降，2022年出生人口956萬人，比2021年減少106萬人，繼續創新低。新中國成立以來，出現三輪嬰兒潮，分別為1950-1958年的年均2100萬，1962-1975年的年均2628萬，1981-1994年的2246萬，之后逐漸下滑至2003-2012年的約1600萬，其中2012年為1635萬。第四輪嬰兒潮原本應在2010年后出現，但因長期嚴格執行的計劃生育而消失。2013-2015年出生人口分別為1640、1687、1655萬。2015年末中央決定全面放開二孩，出生人口在2016年達1786萬、創2000年以來峰值；但2017年開始，出生人口連續六年下滑，至2022年已跌破千萬大關，降至956萬人，繼續創歷史新低。
分省看，廣東出生人口居前，河南、山東、河北等人口大省近五年出生人口降幅超過40%。從出生人口看，2021年出生人口前三的省份分別為廣東、河南、山東，分別為118.3萬、79.3萬、75萬人，僅廣東省出生人口超百萬，合計占全國的26%。從出生人口變動看，2017-2021年新疆、山東、黑龍江3省出生人口降幅超過50%，重慶、湖南、河北等10省出生人口降幅在40%-50%，山西、吉林、四川等15省出生人口降幅在20%-40%，僅寧夏、貴州、西藏3省出生人口降幅小于10%。
目前各地公布的2022年的出生人口數據，相比2021年均有所下滑，下滑比例在6%-14%，其中青海、重慶、貴州、廣西、甘肅、江西出生人口降福分別為6%、7.9%、9.4%、11.9%、12.7%、13.8%。
從長期趨勢看，由于生育堆積效應逐漸消失、生育率低迷、育齡婦女規模持續下滑等，出生人口仍將下降。根據育媧人口《中國人口預測報告2021》中方案，到2050年，我國出生人口將降至773萬，為印度的1/3，2100年降至306萬，僅為印度的1/4。相信經過一系列長短結合的措施，中國生育率一定能觸底回升，人口結構有望逐步改善。
5 生育率持續下降，“不想生、不敢生、不能生”問題嚴峻
中國總和生育率從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2010年后的1.5左右， 2021年我國總和生育率僅1.15，2022年降至不到1.1，僅為更替水平（2.1）的一半，全球倒數。根據我們估算，2016年總和生育率沖高至1.7、較2015年明顯上升，2017年略降，2018年明顯下降至1.5左右，2019年基本持平，2020年僅1.3，2021年已降至1.15，2022年不到1.1（按照出生人口每年956萬計算）。從國際比較看，根據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2022》，法國、美國、巴西、英國、德國、日本分別為1.79、1.66、1.64、1.56、1.53、1.3，中國總和生育率全球倒數。
為什么不生？現階段低生育率原因已經從死亡率驅動轉向功利性生育消退和成本約束驅動轉變，生育基礎削弱、生育觀念改變、生育的機會成本和直接成本高是影響生育率的主要原因。
首先，晚婚晚育、單身丁克、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礎。第一，中國結婚率2013年見頂后持續回落，晚婚晚育現象日益突出，1990-2020年平均初婚年齡從22.9歲推遲至28.7歲。第二，結婚后選擇丁克的家庭在增多，尤其是在較為發達的一二線城市。第三，生育年齡推遲、環境污染、不良生活方式、生殖衛生保護缺失等導致不孕不育率上升，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我國不孕不育率為12%-18%。
其次，生育觀念改變也使得生育率趨于下降。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年輕一代的生育觀念已經發生改變。與父母輩相比，現在的年輕人并不把生育作為必然選擇。70、80后生育觀念保守，認為生育是必然選擇，但現在90后、00后更加追求自我滿足，不愿意過早被生育束縛，傾向于晚生、少生、甚至不生。隨著女性意識的覺醒和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很多女性不愿因生育被困在家中，從而降低生育意愿。并且，由于社保體系的完善，社會養老功能逐漸強化，“養兒防老”觀念逐漸被淡化。
最后，住房、教育、醫療等直接成本高是抑制生育行為的“三座大山”，“四二一”結構的家庭養老負擔重、擠壓生育，女性勞動參與率較高但就業權益保障不夠，導致機會成本高。根據育媧人口2022年發布的《中國生育成本報告》，在統計的14個國家中，全國家庭0-17歲孩子的養育成本平均為48.5萬元；0歲至大學本科畢業的養育成本平均為62.7萬元。如果把一個孩子撫養到剛年滿18歲所花的成本相對于人均GDP的倍數進行國際對比，澳大利亞是2.08倍，法國是2.24倍，瑞典是2.91倍，德國是3.64倍，美國是4.11倍，日本是4.26倍，中國是6.9倍，幾乎是全球最高的。
6 家庭小型化、不婚化成新趨勢，2020年家庭戶規模降為2.62人
根據普查數據，2010-2020年平均每個家庭戶規模由3.10人降至2.62人，家庭戶規模繼續小型化，主要受我國人口流動日趨頻繁、戶籍制度改革不到位、年輕人不婚不育觀念等因素影響。2020年平均每個家庭戶人口為2.62人，比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3.10人減少0.48人。根據抽樣數據，2021年，我國家庭戶規模約2.77，總體呈小型化趨勢，主要原因集中體現在三方面。
第一，人口流動日趨頻繁，職業流動性增加，家庭成員間空間距離變大，年輕人更可能離開父母獨立居住，一人戶、“空巢”家庭和“純老戶”數量、比例均會增加。
第二，當前戶籍制度改革進程明顯滯后于人口流動趨勢。流動人口無法享受與戶籍人口均等的教育、醫療資源與公共服務，降低生育意愿。
第三，年輕人不婚不育觀念日趨普遍。60年代是傳統的一代，70、80年代是轉型的一代，90、00后不向往結婚生育，向往獨立、自由、享受，抵制“996”，發達國家也走過類似的道路。年輕人對組建家庭、養兒育女的意愿逐漸下降，對婚姻的依賴不如以往強烈，單身經濟盛行。近年，我國結婚率日益走低，離婚率逐漸達峰并趨于平穩。2013-2021年我國結婚登記對數從1347萬對的歷史高點持續下滑至764萬對。我國離婚對數于2019年達峰，由于離婚冷靜期制度，2020、2021年離婚對數逐漸下降。不婚導致大量單身人口的出現，民政部估計2021年獨居單身成年人口或高達9200萬。
從國際看，因生育率下滑、晚婚、不婚率和離婚率提高、人口流動等因素，家庭規模小型化是世界各國人口發展的普遍趨勢。當前，日本、美國、韓國家庭戶均規模分別降至2.27、2.53、2.4人，中國家庭戶均規模從1982年的4.41降至2021年的2.77。從一人戶、二人戶比例看，1960-2015年，日本一人戶、二人戶家庭比例分別從5.3%、12.7%增至34.5%、27.9%；中國2020年分別為25.4%、29.7%，未來戶均規模仍有下降空間。
此外，中國家庭戶規模小型化空間大，可能導致更多的住房和更大的人均住房面積需求。（請參考“澤平宏觀”深度報告《中國住房存量報告》）
7 性別比持續改善，男性比女性多3337萬，農村“剩男”和城市“大齡剩女”問題突出
性別比逐漸改善，2022年總人口性別比為104.7，較2021年略有降低，處于歷史低位水平。2022年男性、女性人口分別為72206、68969萬人，占比分別為51.2%、48.8%，男性比女性多3337萬，總人口性別比（以女性為100，男性對女性的比例）為104.7，較2021年略有降低，目前處于歷史低位水平，“重男輕女”的錯誤思想有明顯改善。
分省看，2021年，遼寧、河北2省人口性別比在100以下，吉林、黑龍江、河南、青海、四川、重慶等16省介于100-105，湖南、天津、湖北等10省介于105-110，西藏、廣東、海南在110以上。整體看，東北呈現“女多男少”的特點，遼寧、吉林、黑龍江分別為97.6、100.3、100.4，人口大省廣東性別比高達111.7。
需要注意的是，男女比例失衡、女性意識覺醒等原因造成婚姻市場匹配困難，農村“剩男”和城市“大齡剩女”問題突出。第一，男女比例失衡。比如00后男女性別比達119，男性比女性多近1300萬，90后男女性別比達110，男性比女性多近900萬。第二，女性多偏好不低于自身條件的男性，男性多偏好不高于自身條件的女性。婚姻成本越來越高，男性在婚姻市場的主動性受家庭資源、財富水平的影響。經濟發展和受教育水平提高給女性提供了更多就業機會，社會地位上升。女性不再只作為“家庭主婦”，而是進入職場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高學歷女性往往偏好不低于自身條件的男性，在事業發展期面對巨大的戀愛、結婚、養育等成本時，如果沒有遇到物質與理想同時匹配的擇偶對象，更傾向選擇不婚甚至不戀，加大婚姻市場匹配難度。2020年，中國30歲及以上未婚男性有超過60%分布在村鎮、為高中以下學歷；未婚女性有超過60%分布在城市、為高中以上學歷。
8 人戶分離人口規模擴大，戶籍制度亟待改革
人口流動規模持續擴大，流動趨勢明顯，2020年人戶分離人口、市轄區內人戶分離人口、流動人口分別比2010年增長88.5%、192.7%、69.7%；2021年人戶分離人口、市轄區內人戶分離人口、流動人口繼續同比增長2.2%、1.7%、2.4%。人戶分離是指居住地與戶口登記地所在的鄉鎮街道不一致且離開戶口登記地半年以上的現象，與戶籍制度、經濟發展聯系密切。2021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64.7%，但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僅為46.7%，低于常住18個百分點。根據普查數據，2020年，人戶分離人口為49276萬人，其中，市轄區內人戶分離人口為11694萬人，流動人口為37582萬人，跨省流動人口達12484萬人。與2010年相比，人戶分離人口增長88.5%，市轄區內人戶分離人口增長192.7%，流動人口增長69.7%。根據抽樣調查數據，2021年人戶分離人口為5.04億人，其中，市轄區內人戶分離人口為1.19億人，流動人口為3.85億人。與2020年相比，人戶分離人口增長2.2%，市轄區內人戶分離人口增長1.7%，流動人口增長2.4%。
分地區看，東、中、西部吸收人口流動比例差異明顯，東部地區吸收跨省流動人口能力強。其中，2020年，東部地區吸收跨省流動人口9181萬人，占比達73.54%；中部地區吸收955萬人，占比是7.65%；西部地區吸收1880萬人，占比15.06%；東北地區吸收468萬人，占比僅3.75%。
以上數據說明我國新型城鎮化戰略持續推進，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戶籍制度改革滯后于人口流動趨勢，人地掛鉤機制不完善，流動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務不公平化，同一城市內教育、醫療等資源分配不均等。應當盡快建立人地掛鉤機制，推動基本公共服務按照常住人口配置。
9 人口向城市群都市圈集聚，東北、西北人口持續流出
人口進一步向經濟發達區域、大都市圈城市群集聚但分化加大，6個人口萎縮省份全部位于北方，人隨產業走，人往高處走。2010-2020年東部人口占比上升2.15個百分點，中部下降0.79個百分點，西部上升0.22個百分點，東北下降1.20個百分點。2020年東部、中部、西部、東北地區人口占比分別為39.93%、25.83%、27.12%、6.98%。分省看，2020年廣東、山東2省人口超1億，分別為1.26、1.02億，合計占全國的16.1%。河南、江蘇、四川等9省人口在5000萬-1億，云南、江西、遼寧、福建、陜西等17省人口在1000萬-5000萬，寧夏、青海、西藏不足1000萬。10年間甘肅、內蒙古、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等6省人口萎縮，分別減少55.5萬、65.7萬、79.6萬、115.5萬、337.9萬、646.4萬人，全部位于北方，人們用腳投票，奔向南方。
研究發現，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口遷移經歷了從“孔雀東南飛”到2010年后的回流中西部，再到近年的粵浙人口再集聚和回流中西部并存。城市層面，人口持續向少數核心城市集聚。一、二線人口持續流入但增速放緩；三、四線城市人口持續凈流出。都市圈層面，人口向大都市圈集聚，但分化加大。城市群層面，人口進一步向核心城市群集聚。從國際看，美國人口遷移呈現兩個特點：一是在地區層面，從向傳統工業主導的鐵銹8州集聚，到向能源、現代制造和現代服務業主導的西海岸、南海岸集聚。二是在城鄉層面，人口在城市化中后期明顯向大都會區集聚。日本人口隨產業持續向大都市圈集聚，但在1973年左右從向東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三極”集聚轉為向東京圈“一極”集聚。
人口集聚分化促使房地產市場不斷分化，需求向大都市圈大城市群集中，在少子老齡化背景下，未來房地產市場將更加分化，但人地分離、供需錯配，一二線城市高房價、三四線高庫存。中國城鎮化戰略長期存在“控制大城市規模、積極發展中小城市”的傾向，與人口遷移趨勢背離。分地區看，2010-2020年東部城市建設用地增速低于城鎮人口增速3.3個百分點；而中部、東北、西部分別高20.3、17.4、24.3個百分點。分規模城市看，2010-2020年1000萬人以上城市城區人口增長25.4%，但土地供給僅增長2.6%；20萬人以下城市人口增長22.8%，土地供給增長47.8%。人地分離、供需錯配，導致一二線城市高房價、三四線高庫存。而且貨幣超發使得廣義貨幣增速多高于名義GDP增長，尤其刺激供給短缺、優質公共資源富集的一二線城市房地產價格快速上漲。盡管近年中國城市發展戰略逐漸調整為“以中心城市為引領，以城市群為主體形態，以都市圈建設為突破口，對中小城市分類施策”，但任重道遠，共識還未形成。
為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建議以人地掛鉤和金融穩定為核心加快構建房地產長效機制，建立居住導向的新住房制度，更多發揮房地產實體經濟功能，回歸居住屬性和制造業屬性。（請參考“澤平宏觀”深度報告《中國人口大遷移的新趨勢》《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六大失衡與對策》）
10 受教育程度提高，但社會階層固化現象需重視
2010-2020年具有大學文化程度的人數增長73.2%，15歲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9.1%，文盲率由4.08%降至2.67%，受教育程度大幅提高，人口紅利轉向工程師紅利。
從受教育程度看，2020年具有大學、高中、初中、小學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比分別為17.2%、16.8%、38.4%、27.6%。與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每10萬人中擁有大學文化程度的由 8930 人升為15467人，擁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14032人升為15088人，擁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 38788人降為34507人，擁有小學文化程度的由26779人降為24767人。分區域看，2020年北京、上海具有大學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比大于30%，學歷水平高；內蒙古、江蘇、陜西、寧夏等20省介于20%-30%，四川、河北、湖南等8省小于20%。
從受教育年限看，15歲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9.08年提高至9.91年，提高9.1%。文盲人口3775萬人，文盲率由4.1%降為2.7%。分區域看，2020年北京、上海、天津15歲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大于11年，受教育程度較高，山西、廣東、遼寧等10省介于10-11年，黑龍江、湖南、河北等14省介于9-10年，青海、云南、貴州、西藏4省在9年以下。
但近年社會階層流動放緩，名校錄取中來自農村和寒門的比例下降。我國收入基尼系數由2015年的0.462升至2021年0.466，稅前收入前10%的人群收入占比由2000年的35.56%升至2019年的41.43%。1978-1998年北大清華等名校農村學生超三成，90年代中期開始下降。2021年清華在內地招生約3500名，農村及專項計劃實施區域學生占21%，若沒有針對貧困地區的專項計劃，清華農村生源比例不到一成。此外，就像中國香港年輕人被一套房子綁架一生，高房價抑制了社會階層流動和年輕人奮斗的夢想。住房制度決定房地產市場。全球各經濟體房地產市場表現差異極大，有的陷入高房價困境，帶來各類經濟和社會問題，如中國香港和英國；有的暴漲暴跌，引發金融危機，如美國和日本；有的房價長期穩定，居者有其屋，如德國和新加坡。1998年內地住房制度改革學的是中國香港、中國香港學的英國（參考暢銷專著《房地產周期》《全球房地產》）。加大教育投入、調節收入分配、促進教育公平、加快推動人地掛鉤和金融穩定的住房制度改革等日益重要。
11 全面放開并鼓勵生育刻不容緩，加快構建生育支持體系
我國老齡化、少子化、不婚化在“十四五”時期撲面而來，將影響中國經濟社會長遠發展。人口既是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目的，也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要素。生育政策調整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放開并鼓勵生育大勢所趨。
盡快全面放開生育，讓生育權重新回歸家庭。全面放開生育，將是否生育、生育幾個孩子、什么時候生育的權利還給家庭，由每個家庭自主決定生育的孩子數量。全面放開生育，原本不想生的人還是不會生，但一些想生三孩的人能生，不用擔心部分人群、部分地區會大幅多生導致出生人口激增。
加快構建生育支持體系，大力鼓勵生育。一是實行差異化的個稅抵扣及經濟補貼政策，覆蓋從懷孕保健到18歲或學歷教育結束。二是加大托育服務供給，大力提升0-3歲入托率從目前的4%提升至40%，并對隔代照料發放補貼。三是進一步完善女性就業權益保障，并對企業實行生育稅收優惠，加快構建生育成本在國家、企業、家庭之間合理有效的分擔機制。四是加大教育醫療投入，給予有孩家庭購房補貼，降低撫養直接成本。五是加強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權利。六是建立男女平等、生育友好的社會支持系統。七是完善輔助生殖頂層設計，給有需求家庭定向發放輔助生育補貼券，促進合理需求充分釋放。
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打造高質量為老產品和服務體系，建設老年友好型社會。一是加快推動社保全國統籌，發揮養老保障體系中第二、三支柱的重要作用。二是構建老有所學的終身學習體系，鼓勵企業留用和雇傭年長勞動力，推進漸進式延遲退休政策。三是加大養老產業金融支持探索，優化養老服務供給，打造高質量的為老服務和產品供給體系。四是建設老年友好型社會，大力發展“互聯網+養老”的智慧養老服務體系，推進適老化改造，保障老年人高質量、有尊嚴的退休生活。
我們正處于人口大周期的關鍵時期，應該高度重視老齡化、少子化、不婚化的新形勢新趨勢。好在社會已經基本形成共識，開始關注生育問題，積極出臺完善生育支持體系的政策、積極應對老齡少子化。
相信經過一系列長短結合的措施，中國生育率一定能觸底回升，人口結構有望逐步改善，從而實現人口長期健康均衡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