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3日，“譯作者的任務”——海外翻譯家與中國作家對談在SKP書店舉辦，荷蘭籍翻譯家施露、烏克蘭籍翻譯家卡佳與中國作家曹文軒、徐則臣、文珍共同參加。
本次活動由《十月》雜志主辦，是第八屆北京十月文學月暨《十月》雜志創刊45周年系列活動之一，旨在配合2023年北京文化論壇“傳承優秀文化 促進交流合作”年度主題，以文學促進文化交流、文明互鑒，推動當代中國文學更好地“走出去”。
在中國當代文學“走出去”的道路上，有一大批優秀的海外翻譯家正在努力勞作。正是通過他們的譯介工作，中國當代文學才得以更好地被世界認識和了解，向全球各地的讀者呈現出立體而豐富的形象。可以說，海外翻譯家們與中國當代作家們一起，共同創造和呈現了“中國當代文學”，讓文學到達“無窮的遠方”和“無數的人們”，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正是“譯作者的任務”。
參與本次對談活動的荷蘭籍翻譯家施露同時也是2023年北京文化論壇的嘉賓之一。她表示，當自己把一部中文作品翻譯成荷蘭語時，首先是希望荷蘭的讀者、她自己的親戚朋友也可以看得懂，這讓她覺得有意義。在具體的翻譯實踐中，她認為，最難翻譯的是不同文化中的獨特元素，對于譯者來說要重新造一個便于異國讀者理解的概念，這是一種創意性的工作。她與自己翻譯的當代中國作家保持著聯絡，有時會向被翻譯的作家提出問題，以求更好地翻譯、理解作品。
作家曹文軒表示，翻譯家是思想和知識的偉大“解放者”。通過翻譯工作，如今不同國家的大量經典，已然成為全世界共同擁有的經典。雖然不同的文明之間有互相較難理解的語境，但會有一種大家共同認定的基本的文學標準。我們需要打開大門，歡迎外國朋友進來，讓我們被不同的文明更好地理解，讓中國文學成為世界文學的一部分。
烏克蘭籍翻譯家卡佳認為，沒有作家就沒有翻譯，也就沒有譯者。她還表示，翻譯工作能夠使一個國家的民眾意識到自己的文化和自己的價值。她介紹了自己關注的中國文學作品，如楊絳的《我們仨》、張莉主編的中國女性文學作品選《暮色與跳舞熊》；并向讀者推薦了自己正在翻譯的青年作家張天翼的小說《春之鹽》，和自己正在閱讀的三三、阿乙、西渡等作家、詩人。
作家徐則臣首先向施露和卡佳兩位譯者表示敬意，他贊同曹文軒老師的觀點，譯者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再造了一個世界。他以中國晚清翻譯家林紓為例，盡管林紓不懂外文，采用的是重新整合的翻譯方法，但魯迅、郁達夫等小說家其實都受惠于林紓的翻譯，在這個意義上翻譯者就是一個創造者。翻譯的過程可能會丟掉一部分，但同時也會加一部分東西，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加的那部分其實是譯者基于自己的母語所做的創造性的完善。
徐則臣還講述了譯者翻譯他的作品，與他溝通時的一些有趣的故事。尤其是我國傳統文化里面的一些東西，譯者在理解的時候會常有疑問。“前段時間我的《北上》的德文譯者給我來了一個郵件，小說里面寫到齊派京劇有一個‘蕭何月下追韓信’唱段，我將唱詞引用了幾句。然后譯者說這個唱詞里面典故太多了，因為秦漢的時候有很多典故，他完全搞不清楚。他說他查了一下，但還是擔心弄不清楚，所以希望我給他解釋一下。我就把整個唱段用白話文翻譯了一遍，同時我把里面涉及到的人名、地名和典故說了一遍，后來他說這個東西我就懂了。”
徐則臣覺得這些譯者都是非常認真的，在翻譯中有任何一個疑點都不放過。當然也有那些稀奇古怪的。他還聽到一個譯者跟他說，翻譯中國的一道菜“紅燒肉”的時候，把紅燒肉說成“燒成紅顏色的肉”，這就是理解的問題。“所以我一直不是特別贊成說譯者非得非常刻板的把它給翻譯一遍，因為譯者本身也是一個創作者，他的創作，他要把這個作品跟母語的接受國之間建立一個非常緊密的聯系。如果你這個東西非常刻板的硬譯過去以后對方不接受，讀者完全get不到，其實你這個翻譯是無效的，或者沒有我們期待的效果。”
作家文珍同時也是本場活動的客串主持。她在對談中做了一個形象的比喻，認為翻譯者其實扮演了一個騎士的角色，作家的思想和成果就像被自己的母語困住的公主，它在一個城堡里面，等待著翻譯者像騎士一樣解開母語的束縛，把文學和文明解救出來。她期待施露老師和卡佳老師把更多的中國作者從母語中牽引出來，引進到世界去，引到荷蘭，引到烏克蘭，引到更廣闊的世界。
來源：北京青年報記者，文：張恩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