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先生與妻女（1953年攝）。 （資料圖/圖）

唐君毅是哲學家、現代新儒學的代表人物。1950年4月，胡蘭成輾轉從內地到達香港，9月結識了在新亞書院任教的唐君毅。關于結識過程，他是這樣說的：“在香港，我惟結識了唐君毅。我是看了他發表在雜志上的文章，也不用介紹，就登門去見。他與錢穆辦新亞書院，住在校里。第一次我去只談了十分鐘，把《山河歲月》的稿本留下請他指教。第二次去，坐談了兩個小時，他的太太搬紅豆湯出來吃。翌日他夫妻來看我，自此就常相見。君毅的人還比他的文章更好，他喜的不是我與他相同，而是我與他相異。”（見《今生今世》，香港天地圖書2013年）

在唐君毅的日記里，在“1950年9月”之下是這樣記述的：“七日，胡蘭成來訪，其人頗有自得之言。”“九日，胡蘭成又來訪，談后覺其人天資甚高，于人生文化皆有體驗。”“十一日，閱胡蘭成所著書二時，夜赴其處談。”“十二日，下午應胡蘭成約至半島酒店談。”“十四日，閱胡所著書完，夜約其來談并晚飯。”“十七日，下午胡蘭成來談，彼見解甚高似宗三，而一剛一平易。”“十九日，上午送胡蘭成行。”（見《唐君毅日記》，吉林出版集團2014年）短短十二天里，兩人共見了七面，直到胡蘭成出走日本。

胡蘭成的言談很能迷惑人，以至于讓唐君毅得出“彼見解甚高似宗三（按：牟宗三，現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的結論；他在給梁漱溟的信中也是大談中西文化，給人以高深的感覺。

但畢竟，胡蘭成的身份在香港待不下去，終于他還是決定走，他說：“我困在香港五個月，不知有什么辦法去日本，后來多虧熊太太（按：熊劍東太太）幫助路費，因沒有護照，密航化錢很多。君毅夫婦來送行，陪我去街上買了一只金戒指，三錢重，到日本上岸可以兌換了使用。”

“密航”，是偷渡的雅稱。這里胡蘭成說君毅夫婦“陪”他上街買金戒指，到底是唐出的錢，還是胡出的錢，他沒有點明。

胡蘭成臨走時把《山河歲月》留在唐君毅處，恐怕郵寄遺失，留下一百元抄寫費，托唐請人抄寫寄一份副本來。唐把一部分請學生抄寫，一部分由唐夫人自己抄寫。

到日本后，胡蘭成先是住在清水董三家里，后又住在池田篤紀家里，這兩位在南京期間都是日本駐汪偽政府使館的高官，幫過胡蘭成。

胡蘭成初到日本后，頻繁地給唐君毅寫信，從1950年9月28日到1951年5月24日多達33封，平均每月4到5封，直到此后才漸漸轉疏。而在這一年時間里，《唐君毅日記》記錄給胡的回信只有4封。不知是回信確實較少還是沒有記錄。

胡蘭成在剛開始的信中，總不忘夸贊“嫂夫人”一番，讓人看了很不舒服；甚至他在請求唐君毅給《山河歲月》寫序時，還不忘請“嫂夫人”也寫一篇。

1950年12月2日，胡蘭成在信中說：“承允為《中國文明之前身與現身》寫序，甚感激，嫂夫人肯亦寫一篇，尤為意外之喜，尚祈早日動筆為幸。”1951年1月15日的信中再次說：“近來我已安排得不再忙碌，暇時校改《中國文明之前身與現身》稿，當于仲春設法出版，兄嫂之序懇切惠下為荷。”

而到了上世紀70年代，胡蘭成寫的《關于山河歲月》一文，卻說他委托唐君毅找人抄寫副本，“唐先生自動寄了序文來，有四千字，講他人的著作有高峰，《山河歲月》卻似帕米爾高原的隨處皆高，作者的學問是親身享用的學問云云。但我沒有用它，因為這本書我不想借重名人。這對唐先生是失禮，但唐先生毫不見怪，還自動地在他著書的行文中插入《山河歲月》的廣告。唐先生之盛德蓋如此。”

明明是胡蘭成“求”唐君毅夫婦寫的序文，這時卻又變成唐“自動寫了序文”，而且胡在《山河歲月》出版時還沒收進唐的序文；同時，“似帕米爾高原的隨處皆高”到底是唐的原話還是胡的自吹，也死無對證。做人前恭后倨到如此地步，也是罕見的了。

胡蘭成在信中也經常描述中日風俗的差異，以示其“學理化”，如他在1951 年1月15日給唐君毅的信中說：

日本人家沒有堂前，這就不能有過年時的華堂紅燭。他們庶民沒有堂前，沒有飛檐，不祭天地，不掛祖先畫像，也沒有中國人除夕的房屋角落都點燈燭，沒有喜神馬帳，沒有放炮仗，以此知道中國人的千戶萬門爆竹聲，實是有平民的富庶承平。

日本人的重男輕女，不是制度上的，而是精神上的。日本女子如此和順，歡笑承顏，我不時發覺她們的軟語里有一種疲倦與悲哀，順從本可以是敬的華麗深邃，她們卻不及此。而她們若離了這女奴式的美，又只能感覺更空虛。

胡蘭成通過這種方式，一方面彰顯自己“很有學問”，一方面又故意抬高唐君毅，意圖拉攏、利用唐君毅，他在1961年11月17日致唐的信中引用卜少夫（《新聞天地》主編）的話，說：“有謂今時友聯社等利用唐君毅先生之在學界之權威地位，略如民主同盟左派人士之利用梁漱溟先生。”因為他自己明白：“君毅是他的學問被各大學所承認，而我的則不被承認。”（見《遂志賦》）

就像給梁漱溟寫信最終是想求得教職一樣，胡蘭成最終也忍不住給唐君毅提出了這樣的請求。1969年12月30日，胡蘭成致信唐君毅：“弟今年六十四矣，為學晚而始成，乃有授徒之能，倘在臺灣有可任教之機會，乞兄一留意焉。”

據《傳記文學》刊載的《胡蘭成其人其事》一文中介紹，胡赴臺講學之事，除唐君毅、卜少夫在幕后出力外，國民黨老立委王新衡出力不小，促成了胡來臺講學。

1974年5月，胡蘭成到位于臺北華崗的“中國文化學院”任教，后被眾多學者作家炮轟，一年多后灰溜溜地回到日本。

還有一點，胡蘭成說他在香港“惟結識了唐君毅”，其實他打了埋伏——他還去找過當時在香港辦雜志的徐復觀。

在1982年1月16日第16期《百姓》雜志上，徐復觀在《我與梁漱溟先生的片面關系》一文里說：

一九五〇年初，我在香港辦《民主評論》，有位胡蘭成來看我，自稱是梁先生（即梁漱溟）的學生，說是梁先生和張東蓀先生要他到外面來看看，可能是兩位先生也會出來。我認為兩位先生其時沒有出來的可能，當即告訴胡君，為了兩位先生的安全，我和你說的話，不可再向他人提起。胡君能言善道，我真以為他是梁先生的學生，便照顧他的生活。不久他要求我幫助他偷渡去日本的旅費，我幫助了。這年五月間，我也去日本，和他住在一起，才知道他與梁、張兩先生根本不認識。因為他知道我敬重這兩位先生，在沒有辦法中，便編出一段假話來騙我。我在日本時，他極力勸我搞第三勢力，我拒絕了。回到臺灣后，他居然寫幾封信給與我有關的黨方（即國民黨）人士，說我在日本搞第三勢力。后來唐君毅、卜少夫兩先生及臺灣當權派中的某某，都對胡很傾倒。但我的經驗，凡是大節有虧（當漢奸）的人，便會無所不為的。

從徐復觀的記述里，起碼可以得出兩個結論：一、胡蘭成為偷渡日本，連對結識不久的徐復觀都提出資助要求了，那唐君毅與胡蘭成一起去買金戒指很大可能是唐出的錢，也是唐資助胡的一種方式；二、胡蘭成自稱是梁漱溟的學生，是梁漱溟和張東蓀派他到香港的，這種欺騙方式是胡蘭成慣用的伎倆。他在見劉景晨時就自稱是張佩綸的后人，見夏承燾時又自稱“曾肄業北京大學，從梁漱溟、魯迅游”。所以他在見唐君毅是怎樣自我吹噓的，就不難推論了。好在徐復觀及早認清了胡蘭成的真面目，并與之割席斷交，算是“及時止損”了吧。

曹亞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