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 （德）克勞斯·施瓦布 （法）蒂埃里·馬勒雷
本文摘自作者新書《大敘事：構建韌性、公平和可持續的社會》。作者施瓦布，系世界經濟論壇創始人；馬勒雷， “每月晴雨表”管理合伙人。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界面新聞獲授權刊發。
過去40年中，世界各國的債務無論從規模、發展速度還是覆蓋范圍來看，都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2021年，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強烈沖擊下，全球債務總量增加了兩倍，達到了GDP的350%，其中僅公共債務就接近GDP的100%。自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世界各國政府已經累計撥付了17萬億美元（相當于全球GDP的16%）的財政資金，而各國央行的資產負債規模總共擴大了近8萬億美元。因此，我們很難判斷政府債務達到哪種水平會帶來問題。最新的政策顯示，關鍵的問題不在于“債務的規模”，而是在于“債務的用途”。顯然，為了防止社會經濟崩潰而產生的公共債務，截然不同于那些為了支持無效政策議程而導致的公共債務。或許正因如此，人們才能容忍創下歷史新高的公共債務水平，市場目前似乎并未出現擔憂的情緒。政府債務不可能在不引起重大問題的情形下無限擴張下去，最終一定會出現三種結果：（1）促進經濟增長；（2）刺激通貨膨脹；（3）造成債務違約。作為一種緊急方案，債務貨幣化最多維持在目前水平。鑒于上述提及的各種原因，除了提高生產效率（下文將闡述這一可能性），適度規模的高增長并不一定會發生。如果不能實現長期穩健增長，那么就可能會出現低增長、高通脹并存的惡劣局面。在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中，同時發生通脹和債務違約的風險最高。
通貨膨脹（或者未發生通貨膨脹）在公共債務累積的過程中扮演著關鍵角色。由于已經多年未出現通貨膨脹，各國央行不僅容忍了不斷增加的財政赤字，而且助推財政赤字的增加。隨著政府在不增加稅收的情況下擴大開支，它們就會通過發行債券為產生的財政赤字買單。反過來，為了實施量化寬松的政策，各國央行從投資者手中購買這些債券，以降低政府借債的利息。正如經濟學家塞巴斯蒂安·馬拉比（Sebastian Mallaby）在“神奇貨幣的時代”一文中指出，“粗略地講，財政部向自己國家的央行出售債務就相當于自己向自己借錢。央行模糊了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界限，而財政當局也部分受益于央行的煉金術”。
當前，全球公共債務達到了“二戰”以來的峰值，央行的資產負債表也達到了戰時規模，這使財政和貨幣政策回歸正常變得十分困難，將給“決策者帶來艱巨的挑戰”，在通貨膨脹可能卷土重來的背景下，這一問題顯得尤為嚴重。當利息開始上升，債務的可持續性會立刻面臨風險：政府的償債成本會大幅攀升。
在增長放緩、債務上升的背景下，世界將走向何方？在諸多影響中，有四個方面最為突出：第一，國家之間的趨同性終止；第二，通貨膨脹卷土重來；第三，生產效率再次提升；第四，加密貨幣強勢出現。前兩個將產生很大的問題，第三個將為我們帶來希望，第四個則揭示了我們必須面對的重大未知和不確定性。
第一，富國和窮國之間趨同性的終止可能是暫時性的，也可能成為后疫情時代經濟格局的系統性特征。目前來看，一個可以確定的趨勢是，世界經濟的疫后復蘇將是不平衡的。大多數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前景要遠遜于發達國家，這種相互背離的情形將會形成“雙速”全球經濟局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曾預計發達國家的經濟產值到2022年將會恢復至疫前水平，然后便會小幅超越，而世界其他地區的經濟發展至少在2025年以前都會遠落后于這一趨勢。有兩大原因可以解釋這一脫節現象：一是疫苗接種差異，二是財政和貨幣政策支持力度的差距。就第一點而言，截至2021年10月，發達國家近60%的民眾已接種新冠疫苗，而新興經濟體的這一比例僅為36%，最貧困國家的這一數據更是只有可憐的5%。這就意味著只有發達國家民眾的生活可以開始恢復“常態”。從第二點來看，大多數新興市場國家和幾乎所有的發展中國家基本沒有足夠的財政政策空間，難以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負面沖擊。一些國家曾推出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但造成了資本的外流、匯率的劇烈波動和通貨膨脹水平的上升。更糟糕的是，由于債權人擔心危機不斷惡化，不愿意提供展期貸款，因此導致這些國家難以維持現有的債務水平。在疫情暴發后的最初幾個月，90多個國家請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施以援手。展望未來，如果美國采取緊縮政策，很可能會導致新興市場大量資本外逃，進而導致資本成本增加。連鎖反應幾乎不可避免：發展中國家的麻煩也會影響發達國家。雙方在發展過程中越是相互背離（而不是趨同），因傳染效應引發金融動蕩的風險就越大，進而越容易出現不可控制的移民和地緣政治沖突。
第二，大多數分析人士和決策者都未能預料2021年第三季度通貨膨脹會卷土重來。在2020年衰退的基礎上，全球經濟出現強勢反彈（反彈幅度創80年來新高），但同時伴隨著全球通脹水平的快速上升。絕大多數的政策制定者、分析人士和市場主體最初都以為這只是暫時現象，認為通脹是因為經濟復蘇引發了需求強勁增長，而供應鏈尚未對此做出快速調整。因此，貨幣政策未能及時應對通脹帶來的供應沖擊，央行決定“靜觀其變”。結果，通脹的強度和周期均超出各方最初的預期。如果薪資壓力在高收入國家成為現實（到本書出版時很可能會出現這種情況），那么會導致工資—物價螺旋式上升，這將成為各國央行的噩夢。截至2021年12月中旬本書定稿之時，通脹壓力在世界各國不斷攀升，導致美國等幾個系統性重要國家和許多新興國家沒有足夠的空間，來繼續實施寬松的貨幣政策和維持極低的利率。2021年12月15日，美聯儲主席杰羅姆·鮑威爾（Jerome Powell）宣布，美聯儲將采取更加激進的政策來應對卷土重來的通貨膨脹。如果疫情持續更長時間，引起供應鏈的進一步中斷，帶來更大的通脹壓力，滯脹（低增長、高通脹）風險就會變成最讓人擔心的問題，進而危及全球經濟復蘇進程。
第三，過去15年的主要特點是所謂的“生產率悖論”：科技進步明顯，但生產率停滯不前，有些發達經濟體甚至出現了退步。然而，斯坦福大學教授埃里克·布林約爾松（Erik Brynjolfsson）堅稱，“生產力繁榮正在到來”。如果他所言非虛，生產率得以再次提升，那對于經濟增長無疑是絕好的消息。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有個著名的觀點：“生產率并非一切，但從長遠看，它幾乎就是一切。一個國家能否持續提高生活水準，基本取決于該國能否提高每個勞動力的產出”。在疫情的“助推”下，生產率似乎終于迎來了爆發。美國、歐洲和日本的數據顯示，全要素生產率增長了2%以上。全要素生產率是衡量生產率的通用方式，本質上關注用更少的資源實現更多的產出。對此，最有可能的解釋是疫情期間相關國家提高了科技的接受度和數字化、自動化等技術的應用程度。2021年下半年出現了勞動力短缺，這不僅有助于維持生產率的增長，而且能迫使企業加大創新力度，從而進一步刺激生產率的增長。既然經濟增長水平和生產率的變化以及勞動力的變化存在強關聯，那么生產率的潛在提高無疑將為經濟增長帶來福音，在世界大多數地區勞動力不斷縮減的背景下尤其如此。
第四，面對加密貨幣以及金融科技快速、強勢崛起，經濟發展受困于錯綜復雜的技術創新，很難確定其中的因果關聯，也難以洞察技術的潛在應用及其對政策的影響。分析報告和媒體報道給人的印象是，法定貨幣已經在和加密貨幣展開競爭，因為個人和機構已經能夠持有電子錢包，可以任意選擇加密資產。正如帕拉格·卡納（Parag Khanna）指出：
我們即將迎來全球貨幣競爭的時代。即使在本國公民中，各國貨幣也必須時刻爭取在個人錢包組合中的位置。例如，數字版日元將在全球競爭中迎頭碰上瑞士法郎、巴西雷亞爾和擁有開放式資本賬戶的其他任何資產，包括比特幣。每個人都會隨時變成外匯交易員。在此背景下，只有最優秀的法定貨幣或加密貨幣才能被所有人持有。
正如卡納所暗示的那樣，政府支持的加密貨幣也可能會彼此展開競爭。如果是這樣，加密貨幣與法定貨幣之間的界限就會模糊，并以一種任何人無法預測的方式，一舉改變金融體系，影響金融穩定和傳統貨幣政策。
目前，貨幣管理當局和私人機構都在發行加密貨幣，將其作為可行的主流支付工具。中央銀行和政府在試驗“政府數字貨幣”（“gov coins”）或“中央銀行數字貨幣”（簡稱“CBDC”），而私人發行機構則嘗試開發“穩定幣”（“Stable coins”）—價值與基礎資產價值綁定的加密貨幣。政府數字貨幣和穩定幣的發展路徑和結局依然是未知數，但其最終命運可能取決于應用程度，尤其取決于監管力度（國家的力量）。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它們將會給經濟、社會和地緣政治帶來巨大的影響。我們將來還會使用現金嗎？加密貨幣是否會侵犯個人隱私？這些貨幣又將如何重新定義科技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它們將如何影響貨幣政策的效果？它們能促進金融普惠嗎？加密貨幣能否推進環境目標以及相應的環保政策？這些貨幣是否會加速美元的衰落？它們會成為地緣政治霸權的工具嗎？諸如此類的許多問題，我們尚無法給出明確的回答。
經濟、環境、地緣政治、社會和技術問題相互交織，不斷拓展我們的未知邊界。此外，瞬息萬變的形勢不僅會限制我們的理解能力，也會影響政策應對能力，使其難以應對出現的各種挑戰。大變局即將發生。這既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但無論哪一面，都會帶來重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