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22年12月21日，是上海博物館開館70周年的日子，70年來，這座博物館與上海這座國際大都市經歷了怎樣的融合與互動，博物館在保護和傳承城市文化中有著怎樣的責任擔當？上博這座文化地標，在展現城市文化積淀、打響城市文化品牌、提升上海城市軟實力方面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一座博物館的價值不僅僅在于它見證和講述著歷史，更在于它為未來社會提供了無限想象空間。

在上博70周年之際，澎湃新聞推出“愛上博物館”專題，講述“博物館與大都市”、“博物館與都市人”的故事。讓我們一同見證歷史，望見未來。

上海博物館考古部原主任宋建

上海博物館考古學的學術地位一直以來在國內都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命名了崧澤在內的多個考古學文化，同時也是中國古代文明探源預研究第一次學術研討會的召開地。近期，上博主導的長江口二號水下考古，再次引起考古界關注。

宋建在上博考古部工作多年，從1987年來到上博工作，到2015年辦理退休，從助理研究館員、副研究館員一直做到研究館員和考古部主任。當年如何從開發商手中“搶”到幾塊重要遺址？考古工作對專業人士和大眾各有怎樣的意義？未來上海的考古工作應該怎樣發展？在接受澎湃新聞記者采訪時，宋建分享了他的考古故事和專業思考。

澎湃新聞：上海曾一度被認為“無古可考”，您覺得上海博物館的考古工作分為哪幾個發展階段，有什么標志性的事件？

宋建：上海博物館建館以后，考古工作開展主要有幾個大的時間節點。第一個節點是1958年，這個時候，上海地域第一次擴大到了現在的郊區范圍。在此之前，上海僅僅是現在的市區范圍，還沒充分條件開展比較有深度的田野考古。地域擴大后，馬上開展了各種調查發掘，現在很有名的遺址，比如馬橋、崧澤、廣富林，都是在1958至1961年間首次發現的。沒有從事田野考古的客觀條件，也不會有后來的考古成就。

第二個時間節點就是1960年代初，青浦崧澤遺址的發掘。后來崧澤文化的命名就是以崧澤遺址的發掘為基礎，自此上海有了第一個考古學文化命名的遺址。

第三個時間節點是1982年，青浦福泉山的首次發掘。此后的多次發掘證明，這里發現了一個良渚文化5000年的文明古國。相當一段時期以來被認為是漢代甚至更晚的玉器，由于福泉山等地的發掘，一下子把年代提早了幾千年，并且福泉山第一次發現了清晰可考的地層關系，為良渚文化的分期提供了準確依據。

第四個時間節點是1990年代初，馬橋的發掘，大大拓展了馬橋遺址的分布范圍與規模。

第五個時間節點就是本世紀初，以古代城鎮的起源和發展為課題，開始了青龍鎮遺址的大規模發掘。

歸納起來，大概就是以幾個重要意義的發掘為串聯，因為每個重要遺址的發現，都是和一個重要的學術研究成果相關聯的。

澎湃新聞：在這么多的考古項目中，您參與過其中的哪些項目？

宋建：這其中很多考古項目我都參與過，但是印象最深的，參與全過程的，還是馬橋遺址的發掘。馬橋是我學習階段最關心的題目，我最早的學術論文，就是關于馬橋文化的。當然最初是紙上談兵，到了上海以后，發現自己有條件從事馬橋的發掘了，就著手準備起來了。我剛來上海時跟在別人后面干；后面我擔任領導了，又是指導別人如何干，馬橋是我作為考古研究人員獨立主持又全過程參與的一個工地，是我最上心、最全身心投入的項目。

澎湃新聞：馬橋文化本來是一個不大的遺址，后來您是通過怎樣的努力，讓它成為了重要的文化遺址？

宋建：大家對馬橋可能不太重視，因為它不像良渚那么豐富，在全國那么有地位，學術意義那么大。同時它也不像崧澤那些遺址，在新石器時代的年份比較早。馬橋是夏代和商代的，我們知道，夏商中國的文化中心并不在這塊地區，環太湖地區那些先進的文化要素很多都已經傳播到其他地域，包括中原地區了。所以馬橋在全國來說并不是很有名。我挑選它，也是有一份前面說的初心在。

當時一些老先生對我說，馬橋遺址不大，只有五千多平方米，在1960年代的時候已經發掘完了，我當時也表示，先去試試看。之前馬橋遺址主要在北松公路南面挖，我就在北面選了一個點開始挖。

當時我們發掘的時候，邊上有人在挖溝，于是就過去看，他們說他們這里要挖一個墻基槽。他們對我們挖的東西也感興趣，我給他看了以后，他說這個不稀奇，再往北過去一兩百米有很多。我還不太相信，如果這個距離屬實，就已經要將遺址面積擴大幾萬平方米了，然而我跟著他的指引到了北邊，一看，確實是大批馬橋文化的遺物。當時這個地塊已經批租給了香港的一個房地產開發商，準備搞建設了，我馬上取證，然后和他們交涉，要他們停工，并向上匯報。

這次的發現讓馬橋遺址從原本5000平方米擴大到15萬平方米，擴大了30 倍。這樣就對馬橋文化當時先人的生產生活活動有了更多的發掘空間，同時也帶來了更多的研究材料，更多的解釋余地，更多的新結論。

澎湃新聞：您在上博考古部工作中，獲得過來自上博的哪些支持？

宋建：上博在1980年代、1990年代的幾任主要領導，都是當時國內的頂級專家。當時的館長馬承源，對外主要身份是青銅器專家，但是他是中國考古學會的理事，對青銅器精通得很多。雖然他不親自參與田野發掘，但他利用考古田野發掘的出土品，從事考古研究，給仰韶的彩陶寫過一本小冊子。副館長黃宣佩，他更是直接從事考古工作，那些重要遺址，廣富林、崧澤、馬橋、福泉山都是他做領導時發現的。因為他們本來就是考古的內行人，所以他們對考古工作非常支持，非常理解。

就像剛剛說到的馬橋，當時碰到困難的時候，我首先就搬出黃館長，因為他分管這塊。我把他帶到工地，跟他說，馬橋比你想的5000平方米要多多了。他知道這是一件大事，但這件事光他也還不夠，于是我又去請馬承源館長，馬先生當時是文物管理委員會的常務副主任。

情況很復雜，外資當時是稀客，又是通過合法途徑取得的土地，所以中間的交涉非常艱難，二位館長都出了很多力。當時的上海市副市長龔學平也很關心考古工作，最后他做了批示，有了市里指示，和地方上打交道容易多了，也最終成就了馬橋范圍擴大30倍的重大成果。

還有一個館長我也不能漏掉，就是本世紀初分管我們的汪慶正副館長。當時有了志丹苑水閘遺址的線索，我拿到文管委工作例會上匯報討論，受到一些質疑。覺得這個東西可能不是古代的，可能是日本人留下的防空洞，或者是地下碉堡。汪館長主持這次會議，他給我提了個要求，他說現在的爭議是很大，因為那個地方要開發房地產，你讓人家停工，政府出了錢以后，結果你挖出一個日本人的碉堡，我們上博臉上肯定掛不住。他說我給你七天時間，你去做個調查，第一，去看看這是什么性質的遺存？第二，確定一下大致的年代，把這兩點搞清楚，我就支持你。我跟他討價還價了一下，我說再給我增加三天，十天時間保證完成，完成不了就不跟人家爭了。后來，我就大致鑒定出這是水工遺址，屬于宋元時期。汪館長就拿著這個證據去上海市政府匯報，講得也很生動有趣，把當時與會的市長、副市長講得頻頻點頭，結果，會上就當場拍板了。可以說上博的領導給我們的支持力度是非常大的。

上博的其他部門也給了我們很大支持。比方說，我們考古部門的修復力量是不夠的，我們出土的瓷器陶器、金屬器、漆器等都交給文保中心來修復保護。因為有上博領導的支持，還有各個部門之間的通力協作，也是我們考古部門能夠取得這樣大成就的基礎。

澎湃新聞：親自挖掘的文物中，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

宋建：我挖掘出的東西很多，就舉幾件有代表性的器物，比如象牙權杖，考古部有多名工作人員參與發掘，我在現場發掘指導。象牙權杖不是第一次發現，第一次是在浙江反山20號墓，他們判斷這個東西是象牙器，但是那上面沒有發現花紋、神像。雖然早就發現，但是沒有準確認識。

現在，距離福泉山那件象牙權杖出土已經十多年了，目前也仍然是唯一保存如此完好的象牙權杖，上面有十個清晰的良渚文化神像圖案。剛挖出來的時候，憑借我對花紋的敏銳，一下子就意識到這是良渚文化的神像圖案。我們當時也非常重視，把墓葬整體運到室內進行清理。

另外一件就是馬橋報告那本書封面上的鴨形壺。它不像絕大多數陶器、銅器是對稱型的，它是非對稱型的。鴨形壺在馬橋文化里本身就非常少，更奇妙的是，絕大多數鴨形壺都是用紅褐陶，或者硬陶做的，而這件是用泥質陶做的。陶質雖然不硬，但紋飾可以更加精細，是云雷紋。這是馬橋的一件典型器物，我也很喜歡它，就將它放在馬橋報告的封面上。而在夏文化的二里頭，也發現了一些鴨形壺，多數研究者認為是南方制作完運到了北方，鴨形壺也被認為是研究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器物。

澎湃新聞：考古工作對于您和大眾而言，都有怎樣的意義？

宋建：就像人到了一定年齡階段會回憶他的過去，人類其實到了一定階段，也會去想我們的過去是怎樣的，未來會到哪里去。我們中國其實有一套非常完整的文字系統來記錄我們的歷史文化，和其他文明有中斷不同，我們的文明是很連貫的。但是經史子集這些書籍，主要是記載王侯將相的事情，經濟、科技等方面介紹得就有限。所以最初考古的想法是為了能夠補充文字中沒有記載的部分，就是所謂的“證經補史”，證明“經”的正確性，彌補史書的不足。

當然，這個提法肯定是有局限性的，我們現在的考古，已經不僅僅是“補”，更多是一個重建歷史的問題，文獻上沒有記載的，或者是傳說的，就要用考古來建立一個古代史。

作為大眾，他可以通過考古了解一下中國古人是怎么生活生產的，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他們生活生產的方式，除了對我們現在文化生活是一個補充，也是對我們知識的補充，讓我們思考如何在今天更好地生產和生活。

澎湃新聞：這些遺址所反映的生活與生產經驗，能給我們今天怎樣的借鑒？

宋建：我覺得其一是人居和自然環境的和諧。我就舉馬橋的例子，它和很多遺址分布不一樣，不是一個長寬大致相當的城鎮，它的南北長1000多米，東西才100多米，和當時很多城鎮、聚落不相符。為什么？很簡單，就是和當時環境有關。當時自然環境就是一道很長的沙堤，東邊是海洋、灘涂；西邊是湖泊、沼澤、森林、草原，地勢都比較低，就要選擇在一個高亢的地方生活，既避水又近水——可以通過水獲得很多的生活資源，但是又不會受到水患的影響。這就是很典型的人居與環境共生共存。如果別處說是上海的文明之源、城鎮之根，那么馬橋所在的閔行就是上海人居之本。

其二就是人和水的關系，人是逐水而居的。最早青龍鎮是上海的中心，因為當時航運也好、捕撈也好，工作生活都是沿著吳淞江。它被黃浦江取代以后，中心就到了現在的上海老城廂。這就是水在城鎮遷徙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們一定要保護河流，它是我們人類生存的一個根基。

澎湃新聞：考古是小眾的還是大眾的？博物館與考古的關系又是怎樣的？

宋建：其實它既是小眾的，又是大眾的。考古很多的研究題目是一門科學，需要一批直接和這個專業相關的人去進行一些高層的、頂端的研究，而且目前也有很多新的技術，不可能社會大眾都來進行研究。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它是一個小眾的東西。

同時，它的成果是要大眾化的，要把成果轉化為讓大眾了解的知識、常識，我們對于種種現象不用了解得很深，但是要了解，我們的社會、經濟、文化是怎樣一步步發展過來的。

而要讓這些小眾的知識變為大眾的常識，博物館是一個很好的場所和媒介，很多科普就是在博物館中發生的。博物館現在也成為城市的一張名片，是去觀察這一地區、這一族群很好的窗口，也是鄉土教育的一個重要基地。

澎湃新聞：是什么支持您在考古事業中堅持了這么多年？

宋建：考古行業，我們那個時候可能還非常冷門，但現在不太一樣了。像我們現在考古部有幾位年輕的女孩子，我說你怎么會選擇學考古的？她說也很簡單，小時候看了奪寶電影，然后產生了興趣。當然了，真的選擇這個行業，就會發現和奪寶肯定有區別。我們那個年代去野外，常常會去一些人煙稀少、荒蕪的地方。到了冬天，冰天雪地，早上地面全凍住了，要等到太陽出來以后慢慢化了，才能開工，而且還不能太爛，還要等它稍微干爽一點。夏天室外又會非常熱，三十七八度，甚至四十度也是常有的事情。

這個行業也能尋得很多樂趣。在發掘工作中，有很多未知，一趴一蹲，一連幾個小時，但是，你一旦挖到東西就非常興奮。考古工作讓人有一種期待，這樣挖下去，我可以看到什么東西，可能會獲得什么。

無論你從事哪門學科，都有它艱苦的、枯燥的地方，但同時它也有它的引人入勝、令人產生興趣的地方，關鍵就是要投入、認真、用心。慢慢堅持下來以后，你會覺得你做了很多有意義的事情，時間也真的過得很快。

澎湃新聞：您對未來的考古工作有怎樣的建議和期許？

宋建：概括地說，首先要面向全球，這要求我們不光站在上海看上海，而要跳出上海看上海，就是要有全國視野、全球視野。我們工作目標還是上海，幫助上海重建它的古代史。因為記載中的上海歷史非常簡單，要到春秋戰國以后，夏商都是沒有的，更不用說新石器時代。

那么重建上海歷史的路徑是什么？一個是文明的進程，就是上海古代文明的進程是怎么一步步走過來的。比如說福泉山，我們把它放到整個良渚文明時代觀察，發現它在整個良渚千年過程中，它在后500年有異軍突起的勢頭，就包括象牙權杖，所以這也值得我們考古人仔細研究，講好這后500年的故事。

另一個就是城鎮的起源和發展，這也是世界上考古工作關注的三個起源之一。我們上海的代表地點就是青龍鎮。華亭縣等地因為反復拆建，原貌已經看不到了，而青龍鎮隨著吳淞江的地位降低以后，很快就湮沒了，埋藏在1米深的地下，保持了非常好的唐宋時期城鎮面貌，給了我們很好的研究契機。

我們在2014年做過一次上海的考古大展。當時一共是三個題目，其中就有“文明之光”和“城鎮之路”。這兩個題目很大，不僅僅只是做個一年兩年，甚至都不是幾十年，將來很長時間的考古工作都將圍繞兩個題目來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