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聞記者 陳彥霏

科技名詞

滅絕債務：指人類破壞生態系統和導致生活在該生態系統內的物種的滅亡之間存在的幾十年甚至幾個世紀的延遲。由國際頂尖科學家斯圖亞特·皮姆、羅伯特·梅、大衛·蒂爾曼等提出，以此來解釋傳統物種滅絕估算方法下，物種滅絕速度減緩的現象。

12月20日，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發表文章稱，研究人員通過匯編迄今為止最全面的生物、自然地理和生態數據集，用歷史證據表明了全球林棲脊椎動物的“滅絕債務”始于19世紀中葉，即第二次工業革命伊始，表明與人類活動有關的生態環境變化開始帶來延遲的生物多樣性損失。相關科研成果于近日發布于自然旗下生物學權威期刊《Communications Biology》。

12月21日，封面新聞記者聯系上論文第一作者廖梓延，請他談了談對“滅絕債務”的看法。

據了解，森林是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支柱，盡管它們僅占全球陸地表面的30%，但維持著近80%的生物多樣性。全球生物多樣性危機與森林棲息地的收縮和破碎化密切相關。為應對危機，過去的兩個世紀以來，各國政府和組織已在全球范圍內建立了大量的保護地。然而，由于缺乏長達幾個世紀的棲息地變化數據，無法確定物種“滅絕債務”的信號有多強，以及這些債務是何時開始的。此外，尚不清楚全球已建立的保護地是否對緩解物種“滅絕債務”的累積起到積極作用。回答上述這些問題對全球變化背景下的物種滅絕預防措施的制定，高效開展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具有重要意義。

針對上述問題，研究人員通過匯編迄今為止最全面的生物（以森林為主要棲息地的6120種爬行動物、4278種哺乳動物和6047種兩棲動物的天然分布范圍）、自然地理（公元前1500年至1992年全球逐年森林覆蓋數據集）和生態（超25萬個保護地、867個生態區和14個生物群系）數據集，用歷史證據表明了全球陸生脊椎動物的“滅絕債務”始于19世紀中葉，即第二次工業革命伊始。在19世紀中葉之前，陸生脊椎動物的豐富度和森林覆蓋率之間的相關性較穩定。然而，從那時開始至現代，兩者的相關性快速降低。在具有較高滅絕風險（易危、瀕危和極度瀕危）的脊椎動物類群中，同樣檢測到較強的“滅絕債務”信號。區域上，除熱帶和亞熱帶闊葉林外，其余森林生物群系的相關性模式多數遵循全球類似的趨勢。

研究揭示了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開始是全球林棲脊椎動物“滅絕債務”最早的信號，表明與人類活動有關的生境變化開始帶來延遲的生物多樣性損失。更重要的是，全球保護地對陸生脊椎動物滅絕債務積累的緩解作用并不像對減緩森林覆蓋率那樣立竿見影，而是具有明顯的時間滯后效應。該現象對于棲息在泰加林和溫帶針葉林中的脊椎動物類群尤為明顯，這表明過去兩個世紀在全球范圍內已建保護地仍需至少幾十年時間來有效地減緩生物多樣性喪失。由于陸生脊椎動物豐富度和森林棲息地的非平衡態仍在繼續發生，因此，應當積極采取預防措施，在促進森林恢復、保護區建設和生物多樣性保護策略之間尋找良好的平衡點，以減少為全球陸生脊椎動物債務累積所支付的高額代價。總之，這項系統性的宏觀生態分析工作為更好理解全球環境變化下的生物多樣性危機提供了重要見解。

相關成果以“Half-millennium evidence suggests that extinction debts of global vertebrates started in the Second Industrial Revolution”為題發表。中國科學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廖梓延博士為論文第一作者，陳有華研究員為通訊作者，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彭書時研究員為論文第二作者。

對話論文第一作者廖梓延

封面新聞：“滅絕債務”是個很有意思的概念，我們為什么想到會研究這樣一個現象？

廖梓延：我們傳統觀念中的物種滅絕著眼于觀察到的已滅絕的物種數量，但物種滅絕并非一瞬間發生的，而是具有明顯的時間滯后效應。我們這項研究所探討的“滅絕債務”，并不直接估計物種滅絕數量，而是在描述歷史上人類對生態環境破壞和現在物種存活情況之間的不平衡現象。

比如當某個區域內的生物群落受到強烈干擾后，剛開始可能會有一個瞬間的滅絕量，但后面逐漸下降后會達到新的平衡，新平衡和之前瞬間滅絕量之間的時間演變就是“滅絕債務”中的重點研究對象“弛豫時間”。

很多物種的滅絕過程其實是很漫長的，但當人們注意到時，這些物種往往已瀕臨滅絕或者已經滅絕，“滅絕債務”研究相當于給物種下病危通知書，讓人類可以通過一定政策手段去提前干預和保護，如今我們對“滅絕債務”的探索，實際上想為未來生物保護提供思路。

封面新聞：現在網上有種觀點，認為背負“滅絕債務”的物種滅絕只是遲早的事情，現在只是像“行尸走肉”一樣活著，您如何看待這種觀點？

廖梓延：這種說法我感覺還是有些悲觀了，實際上單從物種的角度來看的話，我們已經知道很多人類成功保護的案例，最簡單的就是大熊貓，我們把它們從瀕危救了回來。

我們研究“滅絕債務”的下一步，也會去研究特定種群和特定地區的“債務”水平，從而為人們進行保護的輕重緩急提供一定指導。

封面新聞：您認為“滅絕債務”這項研究對人類有哪些警示意義？

廖梓延：從博士階段，我就一直從事生物多樣性保護研究工作，我覺得目前人類對自然界的改造，所造成的破壞，實際上是個不可逆的過程，對整個生物界而言亦是個災難，所以需要慢慢去“還債”。

實際上地球的發展，更多類似于不斷尋求平衡的動態過程，或許人類再怎么破壞，地球也會找到一個新的平衡點。但對人類而言，對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則直接關乎我們還能夠在地球上生存繁衍的時間和質量，所以從“滅絕債務”角度上看，與其說是在給“病危”的生物“還債”，不如說是人類將會為當前和未來的自己償還歷史環境破壞所引發的“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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