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三年逨鼎：
通過冊命辭展現周代禮制的特點
“漢字中國——方正之間的中華文明”特展現場。
四十三年逨鼎寶雞青銅器博物院藏
古人云：“廉者，政之本也。”追溯我國廉政監察制度的淵源，人們一般認為從秦代設置的御史大夫開始，殊不知中國的監察制度在西周時已有萌芽。在本次成都博物館“漢字中國——方正之間的中華文明”特展中，就能看見一件突顯先人治國智慧的西周青銅器，正靜靜地擺放在展柜中，等待著天南海北的觀眾駐足欣賞。這件文物來自陜西寶雞青銅器博物院，是此次“出訪”成都的“重量級嘉賓”。
自漢代以來，寶雞境內就不斷出土青銅器。2003年初，陜西省眉縣出土了一批27件西周青銅器，每一件都鑄有銘文，記載了“單逨（lái）”及其家族史事，銘文數量之大，涉及面之廣，為多年來所罕見。其中“四十三年逨鼎”共10件，形制、紋飾一致，大小相次。這批青銅器保存完好，有明確的紀年，銘文對于研究西周政治制度和西周歷史文化有著重要意義。
逨鼎各鑄銘文約319字，記述單逨因治理林澤有功，周宣王任命其為監察官，并在任前進行訓示，告誡他要依法行政、廉潔自律。除此之外，銘文內容透露了哪些重要的歷史信息？逨鼎的形制和紋飾有什么獨特之處？日前，寶雞青銅器博物院學術委員會副主任王竑在接受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記者采訪時，講述了這件文物背后的故事。
記錄西周官員任職儀式 展現西周時期的廉政思想
四十三年逨鼎具有極高的史料研究價值，它的器形宏大，紋飾精美，銘文內容重要。與四十二年逨鼎相同。其中，第九、第十號由于器形較小，不能通篇記鑄，而將全文分為兩部分，分鑄于兩件器物內壁。其余8件內壁均通篇鑄錄全文，記載了周宣王四十三年(公元前785年)六月中旬丁亥這一天，逨因治理林澤，供應王室山澤物產有功，周王室冊封其為官司歷人(類似于監察長一職)，并訓導其如何施政，以及其受到獎賞的情況。
四十三年逨鼎的銘文是西周的一篇冊命辭，冊命是西周時任命官員的一種重要制度。據王竑介紹，四十三年逨鼎銘文記錄的冊命禮是目前比較完善的，而冊命禮中最為重要的一個環節是天子對即將赴任臣子的訓誡。王竑告訴記者，“在銘文中，周宣王以4個‘毋敢’告誡逨施政辦事的原則，一是要謹慎執政，不能縱樂，貪圖安逸；二是要依法施政，明辨是非；三是要公平執法，不得偏私；四是不能貪得無厭，中飽私囊。最后，周宣王對逨說，如果逨沒有按照他的告誡去施政，那就是王一人的錯，沒有盡到職守。”
從西周冊命類金文中，我們不難發現，西周天子對官員、特別是高官的職業操守有著較高要求。周天子對官員上任前的誡勉談話在金文中的事例不多，只有身份地位如毛公、盂等位高權重者才會有，而逨是“監察”官員，對于這樣的要職，周天子用人自然要謹慎。王竑說，“周宣王對逨的訓誡所反映的西周時期吏治思想，是我國傳統吏治思想的核心內容。這與《周禮》提出的‘六廉’思想完全吻合”。
王竑介紹，所謂“六廉”思想是指“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這是周王朝用人的基本原則。無論是文獻資料還是出土實物，都證明了廉政文化是我們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周禮》的“六廉”思想也奠定了中國廉政思想的基本框架。
反映周代禮制特點是夏商周斷代工程重要文物
從器型上來看，四十三年逨鼎屬于宗廟重器，主要用于祭祀祖先、祭祀天地。從銘文內容上來看，既有教化功能，又有道德約束功能，充分體現了西周的吏治思想。“四十三年逨鼎銘文中記敘的職官名‘歷人’，在西周金文之中也是第一次看到，從周王的訓命來看，確與司法之職有關。從紋飾上來判斷，四十三年逨鼎上的紋飾是周宣王時代的典型紋飾。”王竑補充道。在王竑眼中，四十三年逨鼎是夏商周斷代工程的重要文物，也是考古學和先秦歷史學的重大收獲。
除了記錄重要史實，四十三年逨鼎有年月、“月相詞”、干支記日等要素，成為討論西周紀年尤其是西周晚年紀年不可多得的一手資料。四十三年逨鼎所處王世相對比較清楚，具備“王年、月份、月相詞、記日干支”四要素，同時還能與其他資料尤其是青銅器銘文作比照。
王竑說，“根據四要素，我們將銘文時間定位在公元前785年，銘文中提到的‘既生霸’大約指朔日后月面漸圓、直到望日，也就是初三到初十這段日子。我們可以推斷出更多歷史信息，了解古代記錄時間的方式，這對考古研究而言非常重要。”
通過參觀西周時期的青銅器，觀眾能夠了解當時的社會風貌，加深對過去文化發展的體悟。考古工作者則能夠對銘文中的信息進行解讀分析，深入了解當時的政治制度和官職任命情況。“正如我剛剛提到的，四十三年逨鼎印證了歷史文獻的真實性，逨鼎上的銘文反映了周代禮制的特點。現在不少人質疑《周禮》的真實性，而冊命制度也是周代禮制的重要內容，我們可以從側面證實西周這種禮儀的存在，窺見西周社會的歷史風貌。”王竑說。
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記者羅海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