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報·五色土 | 作者 高申
今年是北京建都870周年，在各個朝代，北京有不同的名稱。比如自海陵王時代至金宣宗時代，稱為金中都；自忽必烈建立元帝國至元順帝時代，稱為元大都。如果把金中都說成“金大都”，肯定會被認為是不懂歷史。但是，把元代的北京城叫做“元中都”也是“不懂歷史”的表現么？其實，在元大都誕生之前，有至少七年多的時間，燕京的名稱就是“元中都（蒙古中都）”。當時的“元中都”有過怎樣的往事？如今還留有哪些歷史文化遺存呢？
元大都城垣遺址公園有沒有“元中都”的影子？ 攝影：程功
瀆山大玉海可作見證
與建造后來的“元大都”一樣，營造“元中都”的決策人也是忽必烈。蒙古帝國正式使用國號“元”的時間，是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年），在此以前，蒙古帝國的國號為“大蒙古國”，也就是“也可蒙古兀魯思”。1215年蒙古攻占金中都后改名為燕京，到了至元元年（1264年），忽必烈將燕京改為“中都”，至元四年（1267年），忽必烈遷都到中都，至元九年（1272年）把中都改名為大都。如此一來，燕京作為“中都”時期的年號，可以分為兩個階段：至元元年到至元七年，為“蒙古中都”；至元七年到至元八年，為“元中都”。
燕京地位的逐步提升，是和忽必烈的統治重心由漠北向中原地帶轉移息息相關的。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國自1260年忽必烈即位以來已然分裂，逐步演變成忽必烈的元朝（大元帝國）以及位于其西部的四大汗國。忽必烈登基之始，以元上都為都城。但是上都位置偏北，對控制中原不利，因此忽必烈在解決了與其弟阿里不哥的汗位之爭后，決定把都城遷至燕京地區。
決定把燕京作為都城后，忽必烈下旨重修瓊華島。這里原為金中都時期的萬寧宮。待忽必烈即位后，曾經略加修整，將其作為行宮使用。自至元元年(1264年)開始，忽必烈下旨，調集中都內外的大批軍民，全面修整瓊華島。此番修繕，或與忽必烈打算營造新都城有關。至元三年(1266年)，忽必烈下旨修筑瓊華島上的萬歲山。這次修筑的動靜可不小，就連東鄰的高麗國也征調了三百多軍士前來助陣。而在此前一年的十月，忽必烈恰于瓊華島的殿宇內，接見了高麗國王。
萬歲山的頂部，曾經矗立過一座金代建造的廣寒殿。后來，廣寒殿被拆毀，其材料被用于建造道觀。此次重修瓊華島，在廣寒殿舊基上又建造了一座新的宮殿，仍名廣寒殿。殿中先后添置了瀆山大玉海、五山珍御榻，以及玉假山等珍貴物件。到了至元四年(1267年)九月，又在廣寒殿內造了玉殿一座，御榻即設在其中。皇宮大內的正殿大明殿建成前，廣寒殿實乃舉行大朝會的場所。遇到重要的慶典活動，忽必烈都在這里大宴百官。而在新城內的中書省等重要衙署竣工前，廣寒殿還是處理日常軍政大事的所在地。忽必烈的皇太子真金被任命為中書令后，便于廣寒殿內處理政務。
瀆山大玉海
廣寒殿坍塌于明萬歷年間。而今留存下來的，就只有體現蒙古民族“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習慣的瀆山大玉海了。據說，在廣寒殿垮塌之后，大玉海仍留守于原地。至明亡清興之際，大玉海才流出大內。待乾隆年間，此物件又被眼尖心細、嗜好古物的乾隆帝從西華門外真武廟（又叫“玉缽庵”，現已無存）請回。此后，大玉海被安置在團城的承光殿前。
高粱河畔有古寺
在燕京地區營造一座新城，開始于至元四年（1267年）。這一年的正月，忽必烈下令設立“提點宮城所”，負責皇城、宮城、宮殿施工的相關事宜。經忽必烈君臣的數年籌慮，最終還是決定要放棄中都舊城，另建一座新城。新城位于舊城東北郊，以瓊華島大寧宮為中心，此處有大片的水域，水源則來自高粱河水系。利用水量充沛的高粱河水系，既可以滿足城市用水，也有利于漕運。
營建新城，首先要建造宮城，這可是未來都城的靈魂所在。至元五年(1268年)，宮城的城墻基本建成，到至元九年(1272年)，宮城初建東、西華門，左、右掖門。至元十一年(1274年)初，宮城的主體建筑大明殿落成。忽必烈始御正殿，受皇太子、諸王、百官朝賀。
蒙元統治者在興建新城時，調動了一切可以動用的人力物力。中都地區的百姓首當其沖，負擔最沉重。根據至元八年（1271年）的一份奏議所述，中都百姓每年僅打造石材、搬運木料、營建宮室等，所用人力就“不下一百五六十萬工”。也就是在這一年，朝廷征召中都、真定、順天、河間、平灤等處百姓二萬八千余人修筑宮城。
在營造宮城的過程中，涌現出一批史冊有名的能工巧匠。比如，河北曲陽石工楊瓊父子，王道、王浩兄弟等。他們將雕刻藝術應用于宮殿建筑，巧思百出，人莫能及。
參加新城營建的主持者，是著名的漢族將領張柔。昔日張柔鎮守保州，重建保州城池，定民居，建衙署，筑寺廟，初造古蓮花池，從而奠定了保定城的基礎。忽必烈對其十分賞識。至元三年(1266年)，忽必烈加封張柔為榮祿大夫，判行工部事，主持大都城的建設。然時隔不久，張柔便因病去世。他的兒子張弘略，繼續主持修筑宮城事宜。
至元九年（1272）二月，忽必烈下旨，將元中都改為大都，并把居住在舊城的民眾遷到大都新城之內。
至元七年（1270）二月，中都郊外的高粱河畔，修筑起一座昭應宮。而今，昭應宮早已消失在歷史長河之中。這座宮觀到底是哪里呢？在清代《日下舊聞考》中，也有這樣的記載：“昭應宮遺址在雙林寺西，今長河在其西北，相距半里許”。雙林寺遺址在今紫竹院東南部，昭應宮在雙林寺西、長河東南半里左右，由此可知昭應宮在今雙紫支渠南岸。
到了這一年的年尾，還是在高粱河畔，朝廷又開始建造大護國仁王寺。在這座規模龐大的寺院內，供奉著出自京師著名雕塑家劉元之手的佛教造像。只可惜，該廟荒廢于元末明初。因無確切的史料記載，以致大護國仁王寺的具體位置難以確定。如今五塔寺金剛寶座塔基部的石臺座四周，尚存有八思巴于中統三年（1262年）致忽必烈的新年祝詞《吉祥海祝辭》。有學者據此認為五塔寺建在大護國仁王寺遺址上，另有學者認為，大護國仁王寺應在而今白石橋西北，也就是國家圖書館新址附近。
蒙古國子學建于中都
至元八年（1271年）正月，忽必烈做出了一個決定，在中都城內開設蒙古國子學，用蒙古語來教授諸生。為何要設立蒙古國子學？這與忽必烈統治時期的政治局勢有著很大關系。當時的蒙古帝國已經在長江以北的中原地區建立起較為牢固的統治，北方的漢族豪強地主也對其臣服。所以，此時蒙古統治者對貴族子弟教育的重點，是大力提倡蒙古民族的傳統文化，并把它傳播到中原地區。
正因如此，忽必烈才會于至元初年命帝師八思巴創造新的蒙古文字，并在至元六年(1269)二月頒行。與此同時，中書省下令，命全國各地普遍設置蒙古字學，由官員子弟入學，并免除各項雜稅。到了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再度下詔，在中都設立蒙古國子學。到了這一年年底，忽必烈又專門下詔，令全國各地推廣新蒙古文字。
至元八年（1271）年底，忽必烈下旨，建國號為“元”。而在此前不久，劉秉忠、許衡等漢臣主持訂立的朝儀，被派上了用場。朝儀的訂立，始于至元六年(1269年)。在未立朝儀的時候，凡遇到重大慶典活動，蒙古的大小官吏，不分貴賤，都會聚集到忽必烈的帳殿前，熙熙攘攘，一片混亂，如同農貿市場。執法官嫌人員過多，場面過亂，于是揮杖驅趕，逐去復來，頃刻數次。這在蒙古官員眼里算不得什么，但漢族官員卻對此很不滿意。尤其是在邦國朝貢的莊重場合，確實有失體統。
漢臣訂立的朝儀，是在至元八年八月，也就是忽必烈壽辰日舉行“天壽節”典禮上開始使用的。隨后，每逢元旦朝賀，冬至進歷，冊立皇后、太子，諸國來朝等重大典禮活動，也都用這套朝儀。當然，忽必烈批準并實行的朝儀，也滲透了一些蒙古舊俗。比如，皇帝、皇后列坐御榻，同受朝賀；朝儀結束后,還要舉行蒙古傳統的質孫宴等。所謂“質孫”，就是華麗的衣服；質孫宴包括宴飲、歌舞等內容，這屬于帶有鮮明蒙古草原特色的風俗。
據說，朝儀開始使用后，劉秉忠曾向忽必烈講述了漢高祖劉邦的一段往事。劉邦在看過朝儀后，感慨道“吾乃今知皇帝之貴也”。劉秉忠或本想邀功，未料到忽必烈竟回了一句：“漢高眼孔小，朕豈若是。”對新的朝儀，忽必烈沒有表現出劉邦那樣的喜出望外，或是有緣由的。劉邦和忽必烈的成長環境不同，二者在對待朝儀等諸多事物的態度，自然是有差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