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5年前，姐姐突然失蹤，沒有留下任何信息。懷疑姐姐遇害，弟弟楊鋼開始了漫長且孤獨的追兇。過程中，家庭中其他兄弟姐妹生活局促，無力支持；父母也因為長期尋人心灰意冷，無奈放棄；只有楊鋼一個人不計投入地堅持到了最后。在楊鋼看來，追兇不僅是為了還原真相，也是為了守護姐姐和一個家庭的尊嚴。
在他的推動下，去年地方公安機關對姐姐失蹤案重啟調查，姐夫張宏斌因此被抓，并在審訊中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實。姐姐的尸骨在失蹤十多年后得以重見天日。
隨著案件進入審理流程，楊鋼也終于見到了掛念多年的外甥。遲到十五年的見面有溫情的一面，接下來的對話卻轉入一個意料之外的場面，外甥提出用200萬的金錢補償換得一份對父親的諒解書：
“舅，所有親戚都同意，就差你了”。
文丨魏芙蓉 編輯丨王珊瑚
以下是楊鋼的講述。
消失的姐姐
我爸媽在電話里告訴我，我姐姐找不到了，是2007年，我因為入室搶劫罪在上海監獄服刑的第一年。
知道這個消息時我姐已經失聯兩個月。我姐夫張宏斌的說法是我姐來上海探監來了，而且是他親自把她送上的大巴車。我說這不是瞎講嗎？我根本沒見到人。我當時就覺得情況不對，肯定出事了。我讓我爸媽趕緊去當地報案。
我姐姐家里什么情況，我比我們家任何一個人都清楚。當年我小學畢業輟學，年紀小沒法出去打工，我姐姐就把我接到安徽界首市，給她的生意搭把手，我們一起生活過五六年。當時她跟我姐夫在鎮上做煤炭生意，公婆做建材生意，30多年前就已經是鎮上的萬元戶。
在外人眼里，可能會覺得我姐姐嫁得很好，生活幸福。實際上不是這么回事，我去了后就發現，我姐姐和她婆婆三天兩頭吵架。生意沒經營好？小孩怎么帶的？幾句話說不到一塊兩個人就要打起來。
對于我姐夫張宏斌，一直以來我在心里是特別瞧不起的。很多次我姐和她婆婆吵得兇，他都幫他媽一起扇我姐，過后又賠禮道歉，哄一哄。我覺得他很懦弱，媽寶男，沒擔當。所以每次吵架，我總把我姐姐拉到一邊，讓她少說兩句，畢竟我們是外地來的，別讓我姐姐挨打吃虧。
我姐是個大大咧咧，很爽快的人。但對婚姻她總說沒辦法，自己的工作辭掉了，小孩也有了，為了小孩也要忍一忍，“等我兒子長大了，他們還能這樣對我嗎？”她把改善生活的希望全寄托在兒子身上。
在她身邊干了五六年，我覺得這樣的日子太憋屈了，決定離開去上海闖蕩。當時我姐極力挽留我，她說我父母親歲數大了，等之后我結婚，由她來幫我買房子操辦婚事。我知道，她在外鄉沒有親人可以依靠，想把我留在身邊，像個支柱一樣。但我堅持去了上海。
我見我姐最后一面是在2003年。我在上海打拼過得很辛苦，我姐好幾次跟我打電話說，外面不好干就回來。我也考慮過這個可能，那次我帶著老婆孩子回到她身邊住了兩三天。她們家條件確實越來越好了，又蓋了三間房子。但我姐姐在家還是沒有什么發言權，婆媳照樣天天吵，天天罵。我覺得要看別人臉色過日子太累了，給我再多錢我也不想，所以住了兩三天之后我再次離開了。
2007年我姐失蹤后沒多久，張宏斌說我姐跟別人跑了，主動找上門來跟我父母要人。當初我也想過其他可能，比如她是不是離家出走，或者被人騙去傳銷窩點了。但以我對我姐的了解，不管怎樣她都不可能不跟家里聯系，我姐很孝順，不管是工作還是結婚，每隔幾個月就要回來一趟看看父母。
連續幾年我姐都沒有一點消息，我大概就確定她人不在了。服刑期間我做不了什么，只能跟監獄管教說家人出事了，申請每個月多打幾次電話回家。我在電話里得知，我爸媽報案后，由于一直找不到實質性證據，警方無法刑事立案，我姐只能被算作“失蹤人口”。
最初幾年，張宏斌嘗試過登報尋人，2009年和2010年又兩次向法院起訴離婚，但都被拒絕。我更懷疑是張宏斌害了我姐。
我跟我父母說，一定要堅持去市公安局或者信訪部門反映問題，不要放棄。直到2010年，張宏斌涉嫌故意殺人被界首市公安局刑事拘留，但沒獲得有力證據，六個月之后他就被釋放了。
我在監獄里很著急但又沒辦法。從小我就跟這個姐姐關系最好，我們家兄弟姐妹五個，她老三，我老五，比我大八歲，我是被她照顧著長大的。小時候最期待的事就是三姐回家，我們家里雖然兄弟姐妹多，但他們都離得遠，一年難得回來一次。只有我三姐每次節假日都回來，她會帶來水果零食，給我從頭到腳置辦新衣服，那是三十多年前，我們家窮，平時父母只能照顧到溫飽。我姐讓我的童年過得非常幸福，這么多年來我一直忘不了，她對我來說就像第二個母親。
服刑那五年，我花了很多時間自學法律，也努力爭取減刑早點出獄，我在里面發誓，不管再難我都要找到我姐姐。
尋找姐夫
這些年我經常有種念頭：如果當初我留在姐姐身邊，擱那邊安個家，和姐姐有個照應，或許就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我對姐姐的失蹤其實是有點自責的。
2011年我服刑結束，剛出獄沒幾天我就去了姐姐之前住的房子。我姐姐到底出什么事了？她失蹤前過得怎么樣？我想跟張宏斌當面對質。另外我也想見見我外甥，他媽媽就這樣無聲無息消失了，我想知道他是什么想法。
幾年沒來，這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姐姐原來住的房子翻新了，院子里的土墊得很高。我一眼就能看出來。
房子、店鋪都對外租出去了，張宏斌和我外甥都不在家。我找到幾百米外他父母家，我盡量心平氣和的，喊他們叔叔嬸子，希望態度好些能讓他們多說點關于我姐的事。
這么多年沒見，剛開始他們也很和氣，“你回來啦”。但一問到我姐和張宏斌的事他們什么都不肯透露了。我問張宏斌跟你們有聯系嗎？“沒聯系。”張云明呢？（外甥）“不知道。”再問下去他們就說我姐姐跟人跑了，他們也在找。
在張家問不到任何信息，我便找鄰居打聽。住在附近的很多都是我當年認識的老鄰居，他們告訴我，張宏斌這些年在廣東、溫州都待過，很少回家，過年過節也不一定能見到他。
為了守到張宏斌、找到他們的漏洞，我時不時地就來打探消息。剛出獄那幾年我干過建筑隊、鋼筋工，在廠里上班，也當過司機拉客，在合肥、浙江一帶工作，只要一有時間，手頭寬裕點就會回來。
后來掙了點錢，買了輛二手車，來回就更方便了。來的次數多了，張家父母開始反感、并處處提防我。要是讓他們知道哪戶鄰居跟我說了什么，他們事后會找到人家家里吵架。后來鄰居看到我都緊張得很，不敢跟我說話，覺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為了阻撓我，他父母還到處散布謠言。我在打聽消息的過程中好多鄰居都問我，你是不是被他們家里告得吃了十幾年官司？我事后了解到，原來張家父母不僅到處跟人說我坐過牢，還說是因為我冤枉他兒子，說我不是什么好人。
別看張家父母年紀大了，他們警惕性確實高。有次他們在店里做生意，我把車子停在對面的馬路上，他父親注意到我的車停了半天，專門查看了我的車牌。界首市的車牌是“皖K”打頭，我的車牌是“皖N”，他好像看出問題來了。我準備開車走，他父親騎著電瓶車就跟著我車子后面，我停下他也停下，我繞了一大圈才甩掉他。
后來為了不打草驚蛇，我都繞路走，避免經過他父母家門口。我重點找當年跟我姐姐關系好的鄰居，晚上帶著禮物偷偷上門，“你幫個忙，張宏斌如果回來，打電話告訴我一下。”
另一方面，我也不斷寫材料和文章遞到市里、省里的相關部門，希望他們能重新啟動調查。我懷疑我姐姐就埋在院子里，后來公安機關找我錄口供時我也是這么說的。為什么呢？當年我從我姐姐家走的時候，很大的兩套院子，少說也有幾百個平方，我出獄后告得緊，院子里不斷在蓋新房，地勢都墊得很高，任何人看了都會覺得反常。
以我個人的力量不可能挖院子。突破口只有張宏斌。我從2011年出獄就開始尋找張宏斌，找了10多年都沒找到。離他最近的一次是一個大年三十的晚上，他的鄰居給我打電話說張宏斌回來了。接電話時很晚了，我大年初一趕過去，從下午一直守到晚上十一二點鐘，最后還是沒守到人。
記不清有多少次，我請求界首市公安局，包括私下找當地派出所的民警，希望他們能從中調解、安排我跟張宏斌見一面，“只要讓我見見他就行，我問些問題，絕對不會跟他發生沖突的。”我跟他們保證。
不知道是哪方面的努力起了作用。2018年我終于接到了張宏斌主動打來的電話。我問他在哪里？他說在廠里上班。我提出讓他請幾天假回來一趟，我們得見面好好聊聊我姐的問題，她失蹤那么多年了，“開始你講把她送上大巴車上了，后來你們家人又說她跟人跑了，到底哪一個是真相？如果她真跟別人跑了，我協助你找。”
他說現在很忙，請不了假，過年再說，電話講了不到三分鐘他就掛了。過年他當然也沒出現。這個號碼后來我不知道打了多少遍，換了很多手機打，再也打不通了。
一個人和一個家庭的尊嚴
我在夢里見過我姐姐好幾次，她沒說什么話，就是哭。每月的初一、十五，我都會給我姐姐燒香，也借這個機會嘮叨嘮叨：你到底在哪里？你給我點線索。你要保佑我堅持下去。
聽說河南那邊有些名氣的算命先生，朋友建議我去算一算。我也知道是迷信，但找了這么多年，實在沒什么辦法了。我去過兩三次，算命的說法都不一樣，有的講肯定不在了，就埋在她生前住處不遠；也有的講姐姐還活著，在南方。如果這是真的，南方那么大，我上哪找？
我感覺非常累非常壓抑，因為這些年不管是找人、還是推動辦案都主要是我一個人在堅持。我家里其他兄弟姐妹經濟條件不好，照顧自己家庭都困難，沒辦法提供更多支持，平時最多會問問我進展。大多數親人雖然都覺得我三姐肯定不在了，但對于我強調是張宏斌殺的，他們持懷疑態度，“殺一個人不是那么容易的”，“他們生活那么好，干嘛殺人呢？”
很多知道這事的朋友也不理解。說我這樣是白費功夫，沒有結果的。讓我把心思放在生意上。
我爸媽為我姐的案子奔波這么些年也累了。我媽八十多歲，每次提到我姐就哭。2020年，在相關部門調解下，我爸媽跟張家簽了一份調解協議，張宏斌承諾贍養我父母、每年支付6000元的贍養費，條件是我們親屬不再追究他的任何責任。
等我知道時他們已經簽字按手印了，為這事我們鬧過很多次不愉快：要錢你跟我說啊，我給你們。我又生氣又無奈，他們畢竟是我父母，不能打不能罵的，其實我也能理解，老人跑了那么多年了，什么結果也沒得到，他們可能也對破案不抱希望了。
后來我盡量讓他們少參與我姐姐的案子。因為我經常不在家，我就讓我其他姐姐平時多關注他們，不要隨便簽字，也不要收對方（張家）任何錢。其他親戚雖然提供不了什么幫助，但至少能做到站在我這邊。
2017年開始，我創業辦廠生意漸漸起色，我在案子上也有能力投入更多時間和金錢。除了信訪，各方面打聽消息，我前前后后請了好幾個律師，咨詢他們對這個案子的建議。
好多人問我這些年花了多少錢。說實話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從來沒算過，這么多年我想的是活一天就要追一天。好在我老婆一直很支持我，她說只要我感覺對的事情就放手去做。
我是一個很重視感情的人，我經常說親兄弟姐妹沒有來生。我姐姐當年對我那么好，而且她失蹤得太冤了，如果真是張家人干的，我一定要讓他們受到應有的懲罰。這不僅是一個人、也是一個家庭的尊嚴。
最重要的轉機發生在去年1月，聽說安徽省省長來我們老家做信訪接待工作，我托人把材料遞交給了現場工作人員。很快我姐的案子重新啟動調查，張宏斌被公安控制，21天后，他交代了犯罪事實。
（注：據媒體披露，2022年，阜陽市公安局成立專班對該案重啟偵辦，通過大量走訪，摸清了張某偉及其家人性格特點、社會關系、為人處世等情況。因沒有直接客觀證據，且張宏斌前期曾被刑拘后態度頑固、拒不供述，專案組經研究后對他采取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措施，開展審訊攻堅。）
他殺我姐的原因竟然是一件那么不起眼的小事。他在口供里說，2007年那個早上，我姐怪他沒有喊自己起床，兩個人吵起來，他不滿被我姐辱罵，一氣之下把她推倒在床上并掐她脖子，還用枕頭捂住她臉。發現我姐一動不動后，他在院子里挖了個坑把她埋了，還試圖偽造不在場證明。
（注：據判決書，張宏斌殺人后曾試圖用手對妻子實施心臟復蘇技能，確定妻子死亡后，為了制造假象，他用妻子手機提前撥打好自己的電話并到鎮上有人打牌的獸醫站門口接通電話，讓打牌的人知道他在場，妻子去了外地。）
接到警察電話那天我在外地出車，這些基本事實其實是我意料之中的，但我當時聽了還是忍不住流眼淚。
這個真相我等了足足十五年。我的堅持是對的，這些年他們給我姐姐潑臟水，包括給我潑臟水，承受了這么多委屈，我終于給我姐姐伸冤了。
該不該諒解
隔了快20年，我終于見到了張宏斌和我外甥張云明。首先見到的是張云明。他跟他爸爸像得很，簡直一個模子里刻出來的。
說實話，這些年我心里是有點埋怨他的。我找他這么久，但他從來沒跟我們主動聯系過。他爸被抓后他才第一次打來電話，那次我在電話里質問他，“張云明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你媽被你爸害了？不然你不會在結婚當天跪在院子里哭。你沒有勇氣給你媽翻案！你對得起你媽嗎？”他當時就在電話里哭。
第一次見面，張云明去了我父母家，在老人面前下跪磕頭，說那么多年沒跟我們聯系是他不對，希望我們原諒。我和哥哥姐姐把他拉起來，覺得過去的事就算了，孩子是無辜的。但是有一點，我們要求他在這件事上保持中立。他的表態很誠懇，說“我爸爸的事情我不參與”。
第三次見面他就變卦了。那天他帶著老婆來我家，在客廳坐下沒聊兩句，就開始為他爸求諒解，他說“舅，我跟姥姥姥爺都溝通過了，他們都愿意寫諒解書，但沒你同意他們不敢寫。”他的意思是所有親戚都同意了，就差我了，如果我松口他愿意出200萬補償金。
這話讓我很驚訝。因為我爸媽和我姐他們從沒跟我提過這件事。
諒解有可能嗎？這之前我的確考慮過。其實這些年我想過很多次，如果張宏斌能夠主動投案自首，能早點向我們講清楚事情來龍去脈，不管是像他說的失手殺人還是蓄意殺人，只要他有一點悔過的念頭，我都愿意簽諒解書。
或者說他的兄弟姐妹、爸爸媽媽、他家里任何親戚能真誠給我們道個歉，可能我也會動搖了。畢竟我有個牽掛、有個外甥夾在中間，他是我姐姐在世上最親的骨肉，我不想讓他在中間為難。
但諒解的話不該從他（外甥）口中提出來。那天我聽完火氣一下子就上來了：
“張云明，這種話你怎么講得出口，你的良心被狗吃了？我姐一輩子最遺憾的事就是生你這么個白眼狼！我看不起你，你走，以后不要跟我聯系了！”我氣得把他趕出了我家。
今年5月22日，案子一審開庭。我在庭上見到了張宏斌，二十多年沒見，他相貌一點沒變，他說自己這么多年沒自首的原因，除了小孩小，也因為害怕。談到曾經給我父母撫養費的事，兩家人起了分歧，張云明特別激動，在法庭上對我大罵，兩邊吵了起來，最后我們都讓法警給轟出來了。
事情到這一步，我跟這個外甥算是徹底鬧掰了，我也沒什么好顧忌的了，我不會諒解，追兇這么多年，他們家里態度一向強硬，直到現在也看不到一點真心道歉的態度。
第二次開庭，考慮到案子是因為婚姻家庭矛盾引發，而且張宏斌歸案后能夠如實交代罪行，法院判處張宏斌死刑，緩期兩年執行；我們原本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提出了190萬元的賠償，法院只支持了4萬多的喪葬費。
我對判決結果不服，當庭就表示抗訴，目前也已經向安徽省高院提起上訴。但這次我放棄追究民事賠償，因為太累了，沒有精力再打民事官司了，我的訴求就一個，判他死刑。
可能其他哥哥姐姐心里想法不一樣，“人不在了，應該看重眼前賠償”，他們或許有這種想法。但對我來說這不是錢的事，就像庭審結束那天我老婆說的，哪怕賣了房子、最后租房子住，我們也要告到底。我堅持我自己的原則，這些年案子都是我在忙，他們也沒有人敢反對我。
我姐姐的尸骨現在還在殯儀館里，我打算等最終的判決結果出來再考慮火化。如果可能的話，我還打算追究張家其他親戚的包庇責任，只有解決了這些問題，我姐姐才能真的入土為安。
（文中楊鋼、張宏斌、張云明為化名）